用户名:
密码:
第5节 第五章

蜕.变

如何识贪辨腐,是个很简单也很复杂的问题。《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卷中有康熙帝的一段话,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二月,皇帝会见大学士时说的。帝云:“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又如《易》云‘不家食’。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诸其家,其何以济?故朕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于细故也。人当做秀才时,负笈徒步,及登仕版,从者数十人,乘马肩舆而行,岂得一一问其所以来耶?”

康熙是个头脑清楚的皇帝,关注官员的生活细节。比如从秀才晋升为官员以前,好多人“负笈徒步”,而一旦进入官场,便“从者数十人,乘马肩舆而行”。人一旦有了一官半职,举手投足便与以前不一样了,和平民百姓更是不同。这不是自康熙始,自古而然。倘康熙帝只关注这种不同,也就没什么可称道的了。让人觉得这位皇帝清醒处就在于,他除了知道前后的不同,而且知道这种变化需要花费银钱,对资财“所以来”的问题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而且有贴近实际的认识。他的话,弦外之音就是:那些官的钱是哪里来的?还不是公帑、民脂!可惜,为了笼络官员,他没有追查财富的来源。虽然他并不认为那些多出来的资财是来源不明,但他坐上皇椅不久,可以说立足未稳,从策略上讲,不宜严厉追查这类事。

官员腐败导致皇权失落的过程是相当缓慢的,是好几代积累的结果。可一旦政治动荡,军事孱弱,政权大厦立马就稀里哗啦倾覆了。因此在封建统治者那里,维护统治是第一位的,反腐败则始终要让位给“立竿见影”的政治行为。尤其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封建时期,哪个朝代的官吏不是吃民肉喝民血?只要官吏还给老百姓一条苟活的路,多大的冤屈都能忍受。《诗经》里说的“硕鼠”,老百姓已经供养好多年了,后来实在不像话了,才敢发发牢骚。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也是因为去戍守渔阳时遇雨误期,按照秦朝法令误期是要斩首的。所以陈胜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然后才说:全国老百姓长期受秦王朝压迫,痛苦不堪。假如没有误期当死的逼迫,陈胜再苦大仇深,秦王朝的官吏再鱼肉百姓,义旗也不一定由陈胜树起来。

康熙对贪官污吏宽仁,其原因在于他的新政权需要一种维护,需要一种认可,哪怕官员的“示忠”充满了虚假,他也认为相当重要。贪墨是邪恶之举,可对初履至尊的康熙来说,抵御远方的邪恶,往往不如急功近利带来的利益巨大。在深层次,康熙把肃贪清污与稳定政权或多或少置于对立位置,在思想深处将惩治贪污受贿的位置后移。在他统治的末期,出现“各省库项亏空,动盈千万”的后果,其实是前期这位皇帝“圣心宽大慈祥,未曾将侵蚀国帑、贪取民财之人置之重典”造成的。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他慨叹道:“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难。”康熙四十九年,户部内仓亏空案暴露,涉及该部官员112人,侵蚀银两64万两。

实际上,贪腐等对政权的削弱能力是强劲的,但它如软刀子杀人,致人毙命而不会淌出多少血。它对政权的撼动,不是暴风骤雨似的摧枯拉朽,而是污水浸濡而致墙体坍塌。贪污受贿,可以引发社会一系列病症,一个偶然的事件,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年轻时康熙就认为:“从来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主张“凡事俱可缓图,惟吏治民生,最难刻缓”。可惜,贪墨对政权潜在的摧毁力,终于被追求表面的稳定推在一旁。所以雍正即位后说:“朕今日不能如皇考(康熙帝)之宽容。”不管实际如何,表面上对贪赃的治理更加重视了。

不过,康熙的行为也明确了两点:其一,识别谁贪谁腐不难,只需将其合法收入与支出比较就行了。比如,你的同事一分钱掰两半花尚感不足,而你却整日花天酒地,你的银子是哪来的?其二,治贪不是不能,而是心怀旁骛,懒得“为”。

帝制时代的好皇帝

在人类社会中,专制时代比民主时代的时间要长远。仅以中国为例,自秦始皇统一全国到辛亥革命胜利,再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前,国民都是在封建专制的威权下度过的。专制或民主,对民众的生存究竟有什么影响呢?这是一个宏阔的题目,一言难尽。通俗而言,民主所用的是加法,使人更像一个人,专制使用的则是减法,把人做小。民主制度尽管不是没有缺陷,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制度可以完全取代它。

对统治者本身来说,专制和民主带给他们的也是极不相同的色彩。比如,人们往往指某皇帝为明君,某皇帝是庸君,某皇帝则是昏君、是暴君,却不说他们称职不称职,其实所谓明君、昏君等,是以封建社会“君德”为尺度的,与民主制度毫不相干。盖封建社会的皇帝是祖传的,并不是因为有做皇帝的本领,自然别人没有说三道四的份儿。这与民主制度下的领导的产生不仅毫不相同,评价机制和方式也不同。当然,祖传只是和平时期的事,在风云变幻的战争年月,随时可能出现改朝换代的剧烈动荡,这时,刘邦、朱元璋们也许就会以底层之身坐上龙椅。唠叨这些陈言旧语,是因为人们常常好心劝告干部要“为政以德”,看似很严厉,其实还是劝人自我反省,劝人树立德行。

封建时代有电视剧中康熙那样的好皇帝吗?有,不仅有,而且有好几个,像汉文帝刘恒、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等。可惜,这样的帝王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上屈指可数,在500多个正宗的皇帝中,所占比例很小很小。其余的那些帝王,或昏聩或残暴,平平庸庸就算很不错了。

康熙8岁即位,在61年的帝王生涯中,功绩卓著。这位皇帝对西方先进的数学运算、天文历算很感兴趣,并且掌握得很牢固。从宫中的西洋传教士那里学会了西洋乐理知识,对水稻新品种的研究也有很深的兴趣。乾隆皇帝在一首诗中曾对自己不通自然科学自嘲说:“皇祖精明勾股弦,惜吾未习值髫年,而今老固难为学,自画追思每愧旃。”诗里的“皇祖”,即指康熙皇帝,“勾股弦”指勾股定理。不独乾隆,在中国的封建帝王当中,这样热爱自然科学的,也是绝无仅有的。

但历史上只有一个康熙。加上另外王朝的几位不错的皇帝,也只在皇帝群中占百分之一的样子,细究其因,根本在封建专制一端。盖封建皇帝,不受任何拘束,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们最后是好是坏,是恤民是昏庸是暴虐,全看百姓的造化,一点办法也没有,有的只是隐忍,实在忍不下去了就起来造反,如果成功了,一个名字全新、灵魂依旧的王朝就算建立起来了,然后就是人们惯见的统治手段和统治方式,然后进入下一轮循环。起义失败了呢?当然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人们过着更悲惨的生活,之后,还是起义、流血、新皇帝新王朝。鲁迅曾有“两个时代”之论,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难道历史的典籍中,就没有约束皇帝的条文吗?有,并且很多。但那些不顶什么事,比如告诉皇帝怎样爱民啦,怎样勤政啦,等等。不是条文不正确,问题是执行者是主宰一切的皇帝,他爱不爱民,勤不勤政,全看皇帝自己领悟的深度,别人奈何不得。至于大臣,不管面对的是多昏庸的皇帝,也只能说他“圣明”,也要山呼“万岁”。要不就死谏,也就是宁可丢了小命儿,也要对皇帝加以劝谏。久而久之,还有好多大臣以此为荣,认为作为谏臣,让皇帝杀了是一生的幸福。如此社会结构,如此社会精神,条文能有用吗?

某个皇帝再好,也纯属个人行为,不能保证他后面的皇帝都好,连最起码的称职也保证不了。原因何在?社会制度使然。任何一个人,在不受任何约束的条件下,都可能变得暴虐无常,实在不只是皇帝如此,也实在不只是东方皇帝如此。

罚非其罪

明朝建国以后,出现了许多史少前例之事,其一就是廷杖。廷杖并非明朝才有,清人凌扬藻在《蠡勺编》云:“隋文帝听律外决杖,不过施之散员属史,唐时杖人于朝堂,亦偶一为之,然已非盛世所宜有矣,至明乃为廷杖之法,着为国典,流毒缙绅,莫此为甚。”

很多人认为廷杖始于朱元璋,实际这样说未必科学,他不过是把别的皇帝偶尔为之的事,变得成为惯例,使这种惩戒形式极大焕发了青春——明代以前各代的廷杖只是皇帝偶尔为之,到了明代便逐渐成为制度了。朱皇帝虽有不少创新,但也离不开前人的肩膀。吴晗说,廷杖“始于元代”。

说起来,廷杖其实是杖刑的一种特殊情形,不是谁想享受就能享受,而是有级别限制的。一般草民如果遭了杖刑,不管被打得多厉害,也不能与“廷杖”挂钩。“不配”的原因挺简单,廷杖的对象是大臣,老百姓怎能混同于官宦?至于皇帝为什么发明“廷杖”,估计就是用事实告诉大臣:我是主子,我有生杀予夺之权,打人是小菜一碟,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你们别惹我发火。这一招挺绝,既无情打击了肉体,又在精神上矮化了臣子,威慑了官吏。因此,自从盘古的子孙建立上下级后,臣子说话便不由自主分成了这么几类:一是不怕死的,仍旧说真话;二是会说假话也会说真话,总之只说皇帝爱听的话;三是只会“今天天气哈哈”;四是先穿靴戴帽讲逢迎话,也就是先大讲皇帝如何圣明,末尾来个“但是”,说一点有用的话;五是专讲阿谀奉迎之语。

洪武八年(1375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疏奏事,言辞有所触犯,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来当面责问,并在朝堂施用杖刑。据《礼部志稿》讲,茹太素的奏折有一万七千余字,朱元璋令人诵读,读到六千多字还不知所云。朱元璋发火了,于是茹太素挨了打。其实真情不一定如此。《明史》曰,茹太素“陈时务累万言,太祖令中书郎王敏诵而听之。中言:‘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触。帝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实际上,茹太素奏折中“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之语,才是朱元璋发怒的真正原因,也是导致茹太素本人被打的根魁。对统治者而言,茹太素那几句话太刺耳也太深刻了,如果我们把它转换为白话,大意为“几年来,有才能的人侥幸活下来的,不到百分之一二,现在使用的都是迂腐的人”。这还得了?不要说朱元璋,历史上有哪个皇帝能容忍?

茹太素性情刚直,说话不曲里拐弯,被治罪并不奇怪。据说有一次宴会,明太祖给茹太素赐酒并赋诗:“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俯首叩谢,按原韵续句对答说:“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太祖听了此句作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总之,过了不久,茹太素被贬谪,后来又被处死了。

茹太素的奏折可能有不少大话、空话,但那不一定是茹太素造句行文的本意,也决不是打打屁股就可以杜绝的。文字是表达一个人思想的工具,文风则有社会的影子。朱元璋喜欢别人歌功颂德,文字短了恐怕不行。着眼于对臣下的震慑作用,使臣子失去尊严,树立皇帝的权威,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的。有趣的是,竟有许多人认为茹太素行文啰里啰唆惹怒了朱元璋。古代被责打的臣子中,有几个是因为文章冗长,文风浮躁?

自茹太素去世以后,大臣的奏折有什么变化,鲜有人去研究。我猜想,那将是个枯燥而又充满趣味的过程。朱元璋杀了这个又杖那个的举动,对整个明朝有很深刻的影响,敢于像茹太素那样直指朱元璋用人缺失的人少了。中国王朝一圈一圈转下去以后,最后连所谓的“蕞尔小国”都打不过了。

这就是“震慑作用”不可避免的结果:一方面它可以使国民胆小怕事,唯唯诺诺,可以让统治者耳根清净,满眼所见都是秀丽绚烂;一方面它也使入侵者遭受抵抗之力变小,国民的独立能力、创新能力降低。

鼠与器

袁世凯最为后人所诟病的是他称帝。袁氏此举让世人心灵震撼不已,感到古老中国要跳出帝制的圈子颇为不易。其实,除去称帝,袁世凯亲历的反腐也值得人深思。

袁氏做了83天皇帝,就不得已宣布取消帝制。细思袁氏此举,超过古代帝王不少。毕竟是受过新事物熏染的政客。历史上不少皇帝,反对声此起彼伏,却没有一个辞职的,只有刀架在脖子上以后,才装出“禅让”的样子,极不情愿地“让贤”。而一些“立场坚定”的皇帝则肆无忌惮地敛财、杀人,任大地流血漂橹,任生灵横遭涂炭,等人家用暴力掀翻皇椅才止住手。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论及帝制运动时说:“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这是浓缩、概括的话语,指袁世凯称帝复杂的轨迹。《袁世凯评传》把促成袁世凯称帝者约略分成五种人:一为袁氏长子袁克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官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于不义,希望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之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用这段话为唐先生那句简括之言作个注脚,也许不为不当。

袁氏称帝,原因虽然复杂,症结点恐怕还是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中所分析的,即袁世凯“无心依法行事,放弃实权,实行真正的内阁制”。

至于反腐那些事情,在剖析袁氏的文字中,占有的份额并不大。虽然此事不比称帝重大,但与稳定相关,任何朝代,任何体制的社会都要做。不惟如此,从中也可以看出不同政治人物的措施。袁世凯在清朝和民国都曾与惩贪有所纠缠,官场的光怪陆离,不由让人对官场的反腐俯首深思。

1908年,光绪与慈禧先后去世。因为光绪帝无嗣,载沣长子溥仪入嗣继承皇位,是为宣统帝,载沣同时被授为监国摄政王。此时的袁世凯位处军机大臣,收买了不少朝廷重臣,比如奕劻。据说,载沣一直想诛杀袁世凯,一是为其兄光绪帝报仇,另一方面,作为摄政王,必须清除袁世凯这个障碍,自己才可能大权在握。然而,杀人虽易,但理由必须得当。究竟给袁世凯戴一顶什么罪行帽子,载沣花了些精力。原本想以贪污腐败的罪名杀掉袁世凯,但觉得不可行。不论古今,杀掉一名经济上存在严重问题的官员,必然要牵连出众多贪官,像奕劻这样的元老重臣是躲不过的。让人不能不思的是,载沣的目标不是奕劻等臣子,岂可以因为一个袁世凯而毁了国家的栋梁?另外张之洞说:“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奕劻问道:“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这些都是实际问题,必须事前考虑清楚。想来想去,载沣将袁世凯贬回老家养“足疾”去了。

有人说,载沣没有杀掉袁世凯乃一大失误。我们姑且不说袁世凯是不是贪污受贿,假如清朝没了袁世凯,是否会建设一个更合理的社会,只以政客反腐论,投鼠忌器是必然的心态,反腐常常被扭曲的心态所扭曲。

民国建立,袁世凯成为第一任大总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的袁氏,在治贪方面虽然没有载沣投鼠忌器的困扰,却有碎器震鼠、杀一儆百的“姿态病”。民国初年的《官吏犯赃治罪条例》规定,贪污500元可处以无期徒刑,贪污1000元判处死刑。这里的“元”指银元。当时的顺天府尹王治馨被查贪污,贪污的数额一般说是500元,但另有记述说是5000或是50000元。如果按贪污500元计算,则为月薪的1倍,如果按贪污5000元计算,则为月薪的10倍,以50000元计算,则为100倍。据说都肃政史查实证据后,上报总统袁世凯。三日内,从总统批准到大理寺审判、宣判、枪毙执行,王治馨已命丧黄泉。

龚育之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通鉴》曰,王治馨曾就宋教仁遇刺一案代表总理赵秉钧向在北京的中国国民党人解释。王氏有言,应桂馨曾与赵秉钧商量暗除宋教仁一事。“总理谓此事体大,我不敢主张,须问过总统。总理随即对总统言,总统谓人之主张各不同,安可因主张不同,便谋害人,此事绝对不可,故总理亦绝对拒之,可见杀宋一事,总统决不知,总理亦决不知。”又道,“杀宋决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此责自有人负。”是言一出,舆论大哗。袁世凯暴跳如雷,说:“措辞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何以任其乱说?”

按,惩治王治馨,不单是个做姿态的问题,还有政治瓜葛。此类旧账新账一齐算的思路,对反腐力度绝对是自我讽刺。为敲山震虎,杀几个撞在枪口上的贪官,已经与制度反腐相去远矣,如果再掺以集团或个人利益,反腐云云,就只能恶性循环了。

顾.虑

只要是心态正常的皇帝,反贪治腐是必做的工作。顺治皇帝讲过此事的战略意义:“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层累而下,诛求勿已,害必加于百姓,而患仍中于邦家,欲冀太平之理不可得矣”。简括而言,顺治无非是说:一个贪腐遍地的社会,欲求太平稳定是不可能的。因此说,反对贪污腐败关系到统治大权,谁也不会掉以轻心,不管什么社会,都不可能是做一做姿态就拉倒。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一批贪官倒下了,新的贪官又强壮起来,前仆后继,无休无止。顺治帝慨叹道:贪官何其多呀。

贪官的生命力为什么这么顽强?其实不是贪污者像蟑螂一样,有不一般的生理构造,而是社会管理的路数有问题。贪污腐败体现了人性好逸恶劳,见利忘义,利令智昏的一面,仅杀伐、疏导、教育难有持久的功效。但古代皇帝把这几手作为法宝,屡败屡试,一朝接着一朝。

人性的善恶虽然可以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变化,但社会也可以被人性拖曳到恶的深渊或善的高峰。人,并不总是良善的,不是总靠得住。两千多年前亚圣说,如果突然发现一个小孩子快跌到井里去了,任何人都会产生惊骇怜悯的心情,并且非常坚定地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那个时代的人们,也许真如孟子所说的那般有情有义吧。但后来人性多有变化,社会环境也迥然不同,落井的孺子未必都能勾起人的恻隐之情。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将李建成五个儿子李承道、承德、承训、承明、承义和李元吉五个儿子李承业、承鸾、承将、承裕、承度全部杀死。对一个吃政治饭的人来说,此时如讲恻隐之心,也许与弱智无异,最重要的是抓取皇权。

专制社会的皇帝,有无上的权力。乾隆时期甘肃发生冒赈贪污大案,那个集团总计贪污赈济银七八百万两。乾隆帝说,这么大的案子竟无一人首先发觉,对官官相护现象感到寒心!其实岂能无人知晓?贪污集团的头目是甘肃藩司王亶望,而王亶望又买通了陕甘两省最高军政长官勒尔谨,就是乾隆本人也对王亶望宠信不已。有如此政治背景,谁敢太岁头上动土?

因此,无论君臣对贪腐的坏处估计得多么充分,监控组织多么完备,但如果制度设计一如既往,突不破窠臼,所有的反腐设想都不会落实,也没法落实。

为什么乾隆对甘肃冒赈贪污案官员半数免死减等发落?依法律,应该处斩的官犯有一百余名,结果近60人为此被砍掉了脑袋,免死发遣黑龙江、新疆者57人,奉旨査抄者165人,还有不计其数的人获得了较轻的处罚。接下来的山东巡抚国泰贪纵大案,涉及的官员人数更不少,如果追根寻底一直挖下去,有可能把全省官员都牵扯进去。山东全省共亏空帑银约二百万两,这亏空的二百万两银子,除国泰婪索一二十万两外,尚有一百七八十万两银不知道落入哪个手里。按清朝律例,贪污银子一千两者即要问斩监候,秋后处决,这一百七八十万两赃银,可使数千名乃至万名官员掉脑袋。

惩办贪腐分子,任何统治者态度都会很坚决,说白了,贪污受贿,勒索卡要,是当权者面前绽放笑脸的敌人,是国家肌体的啮噬者。但这种敌人,毕竟不同于两军对阵时的敌手。因此一方面皇帝要不遗余力地清除他们,这是国家根本利益的要求,无论是谁,都不会容许贪官污吏蛀蚀国家的根基;另一方面,官员贪污腐败,肯定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乾隆犹豫、手软。主持审办国泰案的钦差大臣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接到皇上的密谕,说“不忍”再兴甘肃省那样的大狱。办案大员清楚皇帝想什么,于是,好多事情不再深究了,于是,大案接二连三发生。

乾隆究竟顾虑什么呢?他自己说是考虑“国体”和“朕之颜面”。所谓“国体”,指的就是清朝统治的合理性,国家的面子。乾隆查办贪污大案时的这种矛盾心理,虽然可以理解,但却有点聪明反被聪明误。认真严肃办案,对民对君都有益处,哪会损害?世人觉得乾隆执法严格,此种印象还不是源于一个个具体案件?晚清的薛福成就说过:乾隆英明,“侵亏公帑,抄没家产动至数十百万之多,为他代所罕睹。”强调“国体”,对杜绝腐败,树立国家形象,不仅没有丝毫积极作用,相反还有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

乾隆把贪污案的多少与国体鲜亮还是黑暗联系起来,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大方面讲,清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民族矛盾在乾隆时虽然已经缓解,但始终有个合法性问题,如果贪官污吏多且级别很高,清朝能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江山,会成为一种疑问。往小里说,乾隆一直很自负,他力图使人相信他将是历史上的圣明天子和满汉理想的英主。假如国土之内贪贿丛生,“圣明”便没了着落,“英主”更无从谈起。可惜,他误解了。放松对贪污的追查,表面上贪污者的数量少了,实际却起到纵容的功效。

人治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标准,但皇帝口含天宪,标准也就后退了。重典治世、道德劝诫、思想工作等,有用但作用有限,反腐根本还是在于制度。

多才皇帝的悲剧

历史上一些帝王的悲剧,从深层次说是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直接的原因则往往与人才的错位有很大关系。一些人,从专业技能角度说已经达到了专家的水平,可由于生长在帝王之家,有做皇帝的资格,结果这些人把皇宫大内当成施展技术的场所,空有皇帝的名份而不尽帝王之责,把国家弄得一团糟。

比如宋徽宗,这位赵佶先生,皇帝当得实在很糟糕,弄得老百姓活不下去,不少地方燃起了起义烽火,最后连自己和儿子都保不住,被金人掳走,在人家的地盘上生活,直到老死在那里。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书画却爱到痴狂的程度。他的御前书画所,里面收藏了数以千万计的珍品,光古代的钟鼎就有一万余件,端砚三千余方;他命人整理历代书画家的资料,编辑成《宣和书画谱》;他对所藏的古代青铜器进行考证、鉴定,撰写了《宣和殿博古图》;又用整整三年的时间临摹了宫中所藏的汉代毛延寿等37位名家的全部传世佳作。

此番举动对保护传统文化遗产是有好处的。不过这些事应该由学者们去做,由一个皇帝来完成,便让人觉得滑稽。他毕竟不是普普通通的文人、学者,而是掌握国家命运的一国之君。皇帝和学者从事的职业不一样,衡量他们是不是称职的标准也就不一样。唐朝的虞世南说:“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则经天纬地,词令典策;武则禁暴戢兵,安人和众,此南面之宏图也。”虞氏所言正是每个皇帝应该做的,宋徽宗恰恰没有做到这些,而是恃皇权兴所好。古今都有人称赞赵佶的多才多艺,但这种脱离本职工作的多才多艺又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呢?不过是饥饿、战争和耻辱。

多才多艺是好事,它们本身没有丝毫错误。可人世间是“术业有专攻”的,在没有精通自己的工作之时去搞另外的才艺,无异于不务正业。

就说明朝的熹宗吧,对制造木器有极浓厚的兴趣是很不错的事,但弄到不理朝政,文武百官好几年也见不着他一面的地步,就沦为俗语所说“自己不知干什吃的”那样的人了。《甲申朝事小记》有一节文字记载得颇为传神:

熹宗性善为匠,在宫中每自造房,手操斧锯凿削,引绳度木,运斤成风。施设既就,即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起,朝起夕即期成。成而善,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改毁,惟快一时之意。当其执器奏能,解衣盘礴,非素喜侍臣不得窥视。或有紧要本章,奏事者在侧,一边经营鄙事,一边倾耳且听之,毕即吩咐曰:“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每营造得意,即膳饮亦忘,寒暑罔觉,其专意如此。

奸臣魏忠贤就是看准了这个良机,常趁熹宗兴趣最浓时,拿着公文请熹宗御览、批示,熹宗觉着影响了自己的兴致,便随口说道:“我已经知道了,你尽心照章办理就是了。”大明江山摇摇欲坠而一朝皇帝却不知道,从这类记述也许可以找到答案。世人常说魏忠贤如何如何,其实与皇帝不履行自己的职责有因果关系。又据王士禛《池北偶谈》:“有老宫监云:明熹宗在宫中,好手制小楼阁,斧斤不离手,雕镂精绝。魏忠贤每伺帝制作酣时,辄以诸部院章奏进,帝辄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阉权日重,而帝卒不之悟。”《明史》说:“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不只人君的才气是这样,每个人的多才多艺都应辩证观之,千万不可为才艺而侵害了正业。要知道,爱因斯坦是由于有相对论而名世,不是因为小提琴拉得好。张飞靠勇武出名,不是因为他还擅长书法。我们赞叹他们多才多艺,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主业达到了同行还没有达到的水平。

对皇帝的技艺与治国的关系,人们常常给予关注。万历皇帝10岁的时候,书法技艺进步很快,能够书写径尺以上的大字。张居正认为皇帝不宜在这上面花费过多的精力。自古以来的圣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下,艺术的精湛,对苍生并无补益。像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和宋徽宗、宁宗,他们都是大音乐家、画家、诗人和词人,可也正是因为他们沉湎在艺术之中,以致朝政不修,有的还身受亡国的惨祸。1578年之后,皇帝的日课之中就取消了书法。然而,张居正没有寻到真正的根源,也许知道原因在哪里,却只能做到那一步。

缺乏监督的商纣王

商纣王,即帝辛,又称帝纣。他是帝乙少子,天资聪颖,闻见甚敏;稍长又材力过人,深得帝乙欢心。帝乙崩,帝辛继位。《史记》有一大段文字描写纣王的优越之处,如“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历史上也有人替纣王翻案,认为他对中国社会发展有过重大贡献。子贡早就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论语·子张》)《潜夫论·慎微篇》也云:“汤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纣非一恶而亡也。三代之所废兴也,在其所积。积善多者虽有一恶,是谓过失;积恶多者虽有一善,是谓偶中。”但从今天市面流行的文字看,陈述他好处的实在没有多少,暴君的形象已铭刻人心。

一个君主是不是暴君,要看他对民众如何,比如是否杀人如儿戏,尤其看他杀什么人,怎样杀人。在这一点上,纣王无论如何摘不掉暴君的“桂冠”。

不过平心而论,纣王成为暴君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坐了天下就如此。从《史记》来看,他的资质不错,否则他的父亲不会把帝位传给他。实事求是地说,不论何种制度下的国家首脑,决没有一个人想使自己治下的领土和人民沦入他人之手,也不可能故意使国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秦始皇曾想使自己的帝位传之万世,根本没有想到二世就完了。嬴政之前的商纣王也如此。

人君的天赋不错,应该是万民之福,应该比晋惠帝见百姓饿死而怪他们“不食肉糜”要好。但纣王把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以为皆出己之下”,拒谏饰非,为非作歹,“好酒淫乐,嬖于妇人”,“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剖比干”、“囚箕子”,这就使人不得不思了。一个聪明的人为什么这样昏聩,这样残暴?其实,昏聩有两种,一种是天生智商不高,如晋惠帝司马衷;一种是本来聪明,但不听人言,以为天下没有超过自己的人,像纣王。前一种昏聩实际是愚笨又被至高无上的权力所装饰,骨子里仍是愚笨,虽然也会给百姓带来不幸和痛苦,但他们自己往往不会做残酷诛杀大臣的勾当。后一种则不然,很容易走向无道和残暴。仅以纣王“剖比干”为例,这一点十分明显。比干只是见纣王淫乱不止,认为“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才劝谏的,完全是一片赤诚,可是纣王却大怒,不仅杀了他,还要取出心脏来观看。这昏聩,这残暴,这无道,几千年后的今日仍然令人不寒而栗。

纣王何以至此?

思之再三,我觉得其残暴无道与缺乏外力约束关系很大。商朝虽有“帝”、或“上帝”一说,它却不能真切地规范君主的行为。当统治者具有无尚的权力,而自身又不受任何行为规范限制的时候,发生血腥事件也就不可避免。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君主怎么残暴,怎么变态也照样做他的君主,老百姓照旧也得承认他。一位君主,是成为明君,还是成为暴君,全看百姓的造化,别人一点也奈何不得他。纣王残杀了比干以后,直接的结果只是引起了其他大臣的恐惧而不是愤怒,“箕子惧,乃详狂为奴”,没有人抗争。当然,也不可能抗争——专制之下多顺民,也多拍马奉迎者;即使抗争也没用——顶多再多几个人沦入比干的下场。

没有外力的约束,使一部分人逆来顺受,惧怕权力,惟权力马首是瞻,形成畸形人格;另一部分人为所欲为,毫无惧怕之感,天不怕地不怕。这自然不能说没有外力监督的君主都是坏的,唐太宗就没有人约束他,但也出现过“贞观之治”,他手下的魏徵也时不时进谏,命运却与比干迥异。一句话,如果人主自律,世界也会呈现光明。但没有外力的约束,就是明智如唐太宗不也发誓要杀掉魏徵这个“田舍汉”吗!(《大唐新语·规谏》)应该说自律是有作用的,但是不能代替他律。只强调自律,根本没有他律,遇到不讲为君之德的商纣王就毫无办法,充其量后世的明君拿他做反例教育子孙。

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纣王似乎还不算顶坏的,有的皇帝动不动就杀人,根本就没什么原因,一句话:他高兴这样做,“老百姓顶个屁”。没有外力约束,老百姓成为权力者的刀下之肉也就难免了。孔子说“知德者鲜矣”,平民百姓如此,君主、大臣也一样。既然“鲜矣”,就要使用外力使他懂得多一点,而不能只让他轻松地自修。外力的约束,能使好人不变色,也能使坏人不得不有所收敛。难点不是不知道怎样才能避免出现“纣之为纣”,而是谁去把外力加于纣王?说来说去,结点都在于此。

监督与监视

今日说到唐朝的“贞观之治”时,人们最先提起的恐怕是李世民能容纳百川的勇气,以及乐意纳谏的宽广胸怀。其实某一社会或社会某一阶段的繁荣,往往并不是一两项政策在单独起作用,而是符合主导思想的各种政策有机配合的结果。贞观二十年,李世民派遣大理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四方,“刺史、县令以下多所贬黜”,后来亲自去决断,“以能进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数百千人”。(《资治通鉴》)没有有力的监督,便也难有贞观之治。监督如十字路口交通岗,如指挥交通的疏导员。在人烟稀少的地方这些是用不着的,一旦社会发展,监督就必不可少。实际而言,监督是使政权稳固的一种重要措施。不重约束的权力,必然以握有权柄的个人为中心,视整个社会如无物。

不过,监督也极易走入他途,随个人的秉性、思想不同而有大异。明朝朱元璋在社会底层生活了很久,不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那类的人物,对官吏贪贿有自己深刻的体悟,因而对官吏不仅严格,简直是严酷。剥皮抽筋那类让人不寒而栗的举动不必说了,只私下窥视、盯梢一项,就足以让人思索他的所谓监督。宋濂性格诚谨,有一次请客喝酒。隔天,元璋问他昨天喝酒了没有,请了哪些客,什么菜?宋濂老老实实回答,元璋才笑着说:“全对,没有骗我。”国子祭酒宋讷独坐生气,面有怒容。朝见时,元璋问他昨天生什么气,宋讷大吃一惊,照实说了。元璋叫人把偷着给他画的像拿来看,他才明白。(吴晗《朱元璋传》)

这样的监督,威力是有的,我们看明朝朱元璋统治时期吏治比较清明,与那种残酷、细致的监督不无关系,有人说朱洪武的严刑峻法没有起作用,这是难以让人相信的理论。朱元璋确实曾有点无奈也有点不解的自问,贪官怎么越杀越多?可我们决不能凭此就断定这与不起作用是一码事。有些例子也许可以证明它有正确的一面,但天下太大了,什么样的事找不到?前几年,有人提出“治盛事也当用重典”,另有人认为“贪官不畏死”,想来难解。贪官贪墨,目的在于过神仙般的生活,原因则在于黑手伸向国库时可以侥幸不被捉,即使被捉了,可以做一下深刻检讨蒙混过去,怎么称他们“不怕死”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朱元璋的那类做法是个人色彩很强的行为,与制度毫无关系,虽然治标却没有触及根本。朱元璋去世后,他的那一套治理社会的办法也随他的消失而消失了。

我国的历朝历代,都没有忽视监督的作用。但各种举措因皇帝的不同而不同,因朝代的变更而有异。监督是作为个人管理手段在社会上推行的,旨在维持社会最低程度的运转;而不是把监督看作“天下公器”,更没有把它看成是社会繁荣发展必需的规则。这种最低目的驱使下的监督,有时变态,有时苍白。朱元璋及其子孙可谓这方面的典范。我国历史上有很好的监督措施,可惜都被用来维系最低程度的秩序,轻浅得很,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被人淡忘了。至于与繁荣的紧密关系就更没有多少人去想。

繁荣与忧患意识

我们后人寻找清王朝灭亡的原因时,通常不离口的都是那个王朝盲目自大、闭关锁国等等。无疑,这属于正确无比的话语。问题在于,自大、锁国之类也要讲资格,不是谁想自大就自大,谁愿锁国便锁国。比如夜郎国自大,至今遭人耻笑,而清朝自傲、自大是有基础的。

满族人在周朝时以“楛矢石弩”向中原王朝纳贡,那时并不自大,入主中原以后好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后来的所谓自大。滋生自大的情绪,是在清王朝彻底巩固了政权的时日,尤其出现所谓的“盛世”景象之后。这种自得情绪,在我们历史上不知被重复过多少次,并不是只有清朝如此。前秦的苻坚,攻城略地,功勋累累,统一了北方。自此以后,他颇为骄傲自得。当然,他的结局并不好,不仅身败名裂,死于非命,也毁弃了前秦的大好江山。

自信、自得、自傲、自大本身,界限并不是特别分明,有时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以不同的社会背景色彩浸润出它们相应的相异色调。满族人以一个军人数量、社会人口和疆域远远不及明朝,并且政治经济文化都谈不上发达的少数民族打败不可一世的汉族统治者,建立王朝并且将龙椅坐得稳稳当当,还出现了“盛世”,自大一下也是常情。我们通过指北针一事,也许可以猜测出康熙对中国南方的真实情感。康熙认为,人们之所以称罗盘之类的定向仪器为“指南针”而不称“指北针”,是因为“在北方,一切活动在凋萎,在衰亡”;“力量、精气和繁荣都在南方”(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这些话,说明康熙对自己的皇朝是很自负的。

清朝统治者为什么自大得蔑视一切?主要在经济。一直到乾隆辞世的18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所占的份额仍超过整个欧洲5个百分点,大约相当于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那时美国刚刚建国,不存在比较的基础。中国GDP在世界总份额中占到将近1/3。这相当了得。今日的美国,以老大自居,它在世界GDP中所占份额不过30%。德国人贡德·弗兰克说,直到19世纪之前,“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这个成绩是骄人的,足可以振奋自己的内心。

任何一个有些成就,且又缺乏忧患意识的人,没有几个是清醒的。即使表面平静,胸中也难免激情涌动,自负自得,把别人看得愚蠢。国家亦如是,不仅仅一个清朝如此。不独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亦然。1756到1763年间的七年战争,英国取得胜利后,把没有国境的海洋世界作为自己要征服的对象。戈德史密斯曾用这样的诗句歌颂他的同胞:

桀骜不驯的目光,举止高傲,

我眼前走过了人类的统治者。

也就是说,英国人同样自傲。——但他们不封闭,一直关注外部世界,也一直寻找机会拓展新的空间。

就清朝而言,从繁荣走入闭关是极容易的。说得直白一点,当时的繁荣,本身就是以小农自然经济为底子,关起门来过日子。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田赋而不是工商业的税收。比如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岁入总额为4850万两,其中田赋一项为3000万两,占总收入的63%,关税为450万两,只占总收入的9%,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处于微不足道的位置。因此清王朝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马戛尔尼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日记中说,中国人“一切思想概念都出不去本国的范围……他们的书上很少提到亚洲以外的地区”。实际而言,这是小农经济铸造的思想。

世人常云: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烂灿文化的大国,工农业和文化都曾居于世界的前列,基于此,封建统治者形成了以“天朝”自居的狂妄骄傲心理,加上自给自足的经济因素,对外界事物愚昧无知也就成为了必然。但是,封建自然经济不是从清朝开始的,为什么以前的朝代没有出现如此闭关锁国的现象呢?这不能不归咎于清统治者对繁荣和封闭的变态理解。正是这种变态,使繁荣在缺乏忧患意识心态的监控下散漫、畸形地发展。

“繁荣”,如果缺乏了忧患意识的提醒,极容易走入闭关锁国。我们以平民之心揣测那时统治者之意,“闭关”决不是为了失去繁荣,而恰是为了永保繁荣,为了长治久安。一般而言,穷困潦倒可以导致闭关锁国,因为切断和外界的联系之后,人们就要闭目塞听,“不知有汉”,不知道别人过怎样的日子,甚至会以为他人比自己惨得很,会以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于是人们安分守己,以手加额;繁荣富庶同样可以与闭关为伍,用金钟罩罩住一切,外来的撼动就无计可施,现有的一切就可以守住。没有正确忧患意识统率的“繁荣”可以导致自大,自大可以导致闭关,闭关可以导致愚昧,愚昧又进一步导致闭关。最后如鸡生蛋蛋又生鸡一样,搅在一处,成了一笔糊涂账,弄不清楚了。

不过,清朝统治者也具有忧患意识,闭关锁国就是出于对自己统治权力的捍卫,就是出于对殖民主义势力的防御。然而这个忧患意识是幼稚的、破损的、病态的。他们使用的这种自卫,只能孤立自己,把中华民族隔绝在世界大势之外,会使我们自己根本不了解世界,误以为只有自己在前进在发展,不知道别人也在发展,落后了还不自知,别人打上门来才大惊失色。

最新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发表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表情: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