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为何称帝

对于袁世凯称帝这件事，多年来人们一直述说不尽，也一直把华盛顿建立美国一事与袁氏的个人品质联系在一起，其实这有点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之嫌。《剑桥中华民国史》有一段文字称，作为总统的袁世凯，“虽然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论述着眼点不是完全集中于袁世凯的个人品质，而是袁氏所身处的社会环境。的确，我们前人留下的专制统治足迹太深刻了。

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1月1日宣誓就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得悉清帝退位及袁世凯赞同共和，遂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同时举袁自代。此事与华盛顿不恋权力，一任届满即萌生退休之念一样伟大。

1781年，美国胜利已成定局，作为总司令的华盛顿有着世界性的声望，他的部将——曾任米夫林堡守备司令的路易斯·尼古拉上校1782年5月致信华盛顿，建议建立君主制，认为“很有理由采纳国王的称号”。华盛顿在新堡司令部接信后立即叫来秘书，口授了一封措辞严厉、不留任何余地的回信：

“来信所述意见，我仔细阅读，不胜骇异。你所说的军队里有的那种思想，使我痛苦非常，自从作战以来，没有一件事令我这样受创的。我不得不表示深恶痛绝，斥之为大逆不道。目前我暂守秘密，如再有妄论，定予揭发。

“我过去所为，究竟何事使人误会，以为我会做出对国家祸害最烈之事，诚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我尚有自知之明，对于你所建议之事，谁也没有我这样感到厌恶。为表明心迹起见，我必须补充一句，我诚心希望军队充分受人敬爱，超乎任何一人。而且就我的能力与影响而论，亦必竭尽所能，使军队受人敬爱。是以如果你仍以国家为念，为自己、为后代，或者仍然尊敬我，则务请排除这一类谬念，勿再任其流传，有厚望焉。”

华盛顿之后美国的体制没有改变，一直到现在。可孙中山先生把权力交给袁世凯之后，中华民国不久就易色了，复辟了封建帝制，原因难道仅仅是袁氏投机取巧蒙蔽了孙中山？

在个人身上发生作用的因素往往有两种，一个是社会环境，另一个是自己的信念。就普通人来讲是如此，对大人物而言尤其这样。所谓大人物，往往身居要职，手握重权，他们的每一个行动，都会使无数人欢乐或忧愁。袁世凯最终的选择，与其说是个人品质问题，毋宁说是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环境催促袁氏踏上专制之路。

若说风范，华盛顿、孙中山二人难分轩轾，可见中国即使有华盛顿之风范者，也不一定产生美利坚的社会效果，因为土壤不同！我们常常惊羡美国只用了200多年的时间就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实质而言，美国的强大，是一种制度上的强大，并非来自于哪一个个人。

严令如何变成具文的

明朝成化年间的某一天，皇宫的主人正在准备用膳。只见荤素菜肴齐备，珍馐美味无数，其中有一盘豆腐雪白无瑕，颇为诱人。你道这是什么？这看似豆腐的菜肴不是由黄豆制成，而是用百鸟脑酿成，一盘这样的豆腐，需要近千只鸟脑。

明宫廷在膳食中列有一道豆腐，是明太祖朱元璋立下的规矩，当时大明帝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崇尚朴素，禁止一切奢华。这位出身农家，又当过游方僧人的明太祖，坐上皇帝宝座后，“宫室器用，一从朴素，饮食衣服，皆有常供，唯恐过奢，伤财害民”。在灾荒之年，更与后妃同吃草蔬粝饭，那时太常寺厨役限制在400名以内，只有明后期的十分之一。朱元璋认为，人的祸害没有比私欲更大的了，私欲并非仅是指男女、饮食、服饰诸方面，凡是利己利私的东西，都是私欲。“作为君主，废礼纵欲，就会给百姓带来灾难；作为臣子，废礼纵欲，就会给家庭带来祸害。”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有司上奏建造皇帝乘舆服御，凡是应该用黄金的地方，明太祖都下令用铜替代。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下了一道诏书，恢复唐代的衣冠制度。诏书规定士绅百姓都要在头顶束发。朝廷官员的装束为头戴乌纱帽，身穿圆领袍，束带，着黑靴。士子百姓的装束是戴四带巾，穿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两种颜色。教坊司乐工头戴青色卐字顶巾，系红绿两色帛带。士绅百姓妻子的首饰允许使用银并镀金，耳环用黄金并珍珠，钏、镯用银。穿着的衣服为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绸、绢制成。乐妓则戴明角冠，穿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子相同。（《明太祖实录》卷三十）这些服饰之间面料、样式、尺寸、颜色差别很大，等级森严。不仅朱元璋自己节俭，明成祖也有其父遗风。他见宦官用米喂鸡，斥责道：“此辈坐享膏粱，不知生民艰难，而暴殄天物不恤，论其一日养牲之费，当饥民一家之食，朕已禁之矣。尔等职之，自今敢有复尔，必罚不宥。”明初几位皇帝的表率作用，使那个时期的朴素之气大盛。

不过到后来，朱元璋的子孙已不复有其祖开国时的窘况，俭朴已如敝屣被弃之沟壑。毛奇龄的《明武宗外纪》云，武宗一生嗜酒成癖，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饮酒的器具。侍奉左右的人，便趁着皇帝酒醉时做自己的事情，等到武宗酒醒，他们再将美酒进奉，于是又醉。毛奇龄还提到武宗的“豹房”，并说，武宗每天征召教坊乐工入内应承。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不少是西域少数民族的女人，“择其美者留之不令出”。“豹房”究竟是个什么处所，这里不必探究，因为不管那个地方是什么，都说明武宗已经不像明太祖那样俭朴了。

不惟皇帝不再克己朴素，上行下效，大臣也同样如此。严嵩的家产被籍没，抄出的餐具中仅筷子一项品类和数量就令人咋舌：金筷2双、镶金牙筷1110双、镶银牙筷1009双、象牙筷2691双、玳瑁筷10双、乌木筷6891双、斑竹筷5931双、漆筷9510双，可见位高权重之家的饮食盛况。万历时的张居正，穿戴极其讲究，“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请客人吃饭时，往往一顿饭的工夫，就要更换几次衣服。到了晚明，一些富贵子弟喜欢用纻丝绸缎做成衣裳的裩，相当奢华。而有一些仕宦家的内人，所戴珠冠，造费达银400余两，甚至有花费千两银子者。所用珍珠，也是“粗巨异常”。

明朝中后期吃食的品种也丰富多彩。曾有人就朝中官吏大食佳肴的情形描写道：“中官玉食四方宋，酸笋香螺杂豹胎。驻马一餐犹未厌，锦盘明旦候门开。”万历年间进士谢肇淛说：“今之富家巨室，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不止如此，成化以后皇帝的生活日渐糜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说，正德皇帝在位时常常离开北京，一走就是几个月甚至长达一年。万历皇帝大婚之后在别墅“西内”夜游成了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万历以后，奢靡之风愈演愈烈，不能遏制。

“奢侈”一词，几乎人人能解，但很难清晰界定它的边界。达到什么程度为“奢”，何种地步是“俭”，很难用一句话讲清楚。就是奢糜之风的源头，也很难相当清晰地寻到起点。

明朝中后期城市生活日趋奢华，这种风气首先来自宫廷，然后四散开来，扩展到平民阶层，最后互相推动，一浪高过一浪。以宫廷的斋醮为例，明初斋醮时所用果品也不过“散撮”，即散着堆在器皿中，所用不超过八斤。到了成化年间，果品都改用“粘砌”了，即用糖将各色果品粘在一起，弄成一定的花样。用来装果品的盘子，也大至一尺，装满一盘需13斤果品。到了晚明，俗尚奢侈，服饰也追求华美，凡衣必用绮纨制成，如果有人不这样，还穿着袍，反而会被市人嘲笑羞辱。学者陈宝良说，这种奢侈之习，倡导于高层和士大夫阶层。如张居正，穿衣“必鲜美耀目”，御史大夫王大参每次出动游猎，前呼后拥，服饰绮丽，照耀数里。太守金赤城走过之处，百步之外，香气扑鼻。上下相染，层层相习，整个社会便沉浸在奢侈糜费之中了。朴素也好，奢靡也罢，其路径基本是从皇帝到皇宫到大臣再到民间，衍荡之后，皇室、民间又彼此影响。

在人们心目中，明朝是淫靡的，是奢侈的。奢靡为什么不好？因为它可引起许多并发症。可以说，其病不仅仅在于本身，更在于它是一个征兆， 一种路向。昔者商纣王用了象牙筷子，他手下的大臣便恐惧起来，因为那决不仅仅是一把象牙筷子的问题，而在于从此走上了一条享乐之路，亡国之路。司马光训诫子弟说：“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又说：“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眼界虽然只局限于己身和家庭，却很实在，没有空疏的大道理，把多欲和贪贿、偷盗的关系非常明了地说了出来。实际上，身、家、国在奢侈面前是一样的，没有大小之分。历史上哪个朝代不是先无度享乐，最后让别的人推翻？隋亡之后，历代有人分析其中的因由，尤以唐朝为甚。魏徵曰：炀帝“侍其富强，不虞后患，役万物以自奉养，子女玉帛是求，宫宇台榭是饰。外示威重，内行险忌，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陨匹夫之手”。

如果把亡国涉及的各个方面归类，大体有五个方面：一是禁绝实话相信假语憎恶谏言，二是自恃其强缺乏忧患意识，三是厚敛赋役搜刮民财，四是骄奢淫逸以天下奉己，五是口言善身行恶以资敌寇。这几条原因，奢靡多欲是一直起作用的因素，唐朝能夺得隋朝的天下，便因隋朝奢靡成风。这种风气一旦兴起，就决不可能只是皇帝一个人糜烂，那里的大臣，那里的国民都会如此。所以说，禁奢靡的关键还是帝王、高层。除此之外，严格的规定不是可有可无，觉悟、自省之类有用但不能夸大其作用，它的力量实际是有界限的。

然而，倘若认为严令成为具文的原因仅此而已，也不全面。立国皇帝多艰苦朴素，原因往往有两个：一是易代之初，皇帝深受战火洗礼，对贫民百姓被剥夺生存权之后的巨大毁灭力量记忆犹新，对老百姓思安思治的心理体悟深刻，因此皇帝本人多能克己自束，他带领的班子也就做事比较公平，用尽全力建立法律和秩序，不敢也不愿欺压宰割百姓；二是新朝立国之初，焚烧的战火已经使旧朝破败不堪，政治、经济、文化萧条凄凉。换句话说，客观上新王朝的皇帝及其领导层，已经没有享乐的可能。比如汉朝建立之初，天子连四匹同颜色的马都找不到，将相上朝只能乘坐牛车。《史记·平准书》曰：“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这几句话道出了汉王朝初立之时的经济状态。

享乐，需要四个要点，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其二是特权阶层放任自流，其三是没有实质性的监督，其四是等级制度的衰微。如果四者之中具备了三点，特权阶层便会如逐臭的苍蝇，坚韧不拔，勇往曲折地奔向享乐。

就朱元璋来说，他是不具有享乐条件的——无论客观上还是主观上，他都不能享乐。元末的连年战争，社会经济凋败枯残不说，人们的信心一片狼藉，重整河山是他面临的首要任务。作为一个创业者，他关注的不是个人如何享乐，而是如何经营好已经到手的产业。在封建专制社会，“朕即国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需要艰苦创业。他的子孙就不同了，自明代中期以后，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商业比较繁荣，建国初期的窘境已经远离，国内没有战争。承平日久，苦尽甘来，百废俱兴，初期百业凋零的局面已经让位给瑰丽繁华，朱氏子孙不必如其祖那样如履薄冰。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明武宗遭遇明太祖的生存环境，他也未必吃喝玩乐；设若朱元璋处在武宗环境中，他也未必那样自束。人是一样的，无论是疏庸愚钝之人还是恭谨贤良的盛才，无不受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如果无视环境的变化，依然使用朱元璋的老办法，武宗之类的皇帝未必买账，奢靡之风也许表面一时好转，实际却依然故我，毫无起色。说白了，明武宗生活的年代，已经与建国时期的环境大相径庭，如果用朱元璋的法令约束武宗君臣，肯定捉襟见肘，明确反对者虽然不会有，阳奉阴违者一定不会少，结果就是非常认真地“走过场”。

《明史》中记载了海瑞七十二岁那年的上疏，大略谓：“陛下励精图治，而治化不臻者，贪吏之刑轻也。诸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礼之说，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礼，而民则何辜哉？”并举太祖剥皮囊草之法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贯论绞，谓今当用此惩贪。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说，海瑞的奏本引起了拥护者和反对者互相争辩，几乎不可收拾。万历皇帝于是亲自作出结论：“海瑞屡经荐举，故特旨简用。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朕躬，词多迂戆，朕已优容。”万历皇帝的结论，最终会引出什么样的社会效果，那是历史研究者的事情，我们可以不必过多思索就能知道的是，万历皇帝不同意海瑞的意见，而是认为“有乖政体”，大概就是“不适合当前大局”的意思吧。最后因人制宜，海青天只做了“镇雅俗、厉颓风”方面的官。

万历再昏庸，也懂得海瑞是大明的忠臣，了解海瑞的价值。然而明帝国此时已如一辆驶在下坡路上的巨型车，想停住很难，欲不下滑更不可能。以往积累的经验，只适合另一种路况，不适合此时。明月虽然还是那个明月，但已不属于朱元璋，而是他的子孙。他的子孙及其领导集团不仅把过去的法条看得轻，而且知道如何阴一套阳一套，如何作秀。万历称海瑞的条陈“有乖政体”，其实是实话。万历需要一种新的惩处贪官污吏的模式，需要突破旧眼光。可惜的是，万历不可能寻求这一切。一般来说，产生新模式，需要皇帝具有高尚的道德水平，朱元璋的子孙几乎都没有这种素质。就明朝而言，所谓新模式，就是跳出古代道德治国方针和不科学的剥皮实草那一套，然而使人不好理解的是，寻找这种模式的人首先要具有道德优势，显然万历皇帝不能当此大任。这正如民主制度下没有威权，可从专制跨入民主之境，第一个倡导者必须具有威权。

找不到新模式或不敢启用新模式，明帝国就很难停止下滑的趋势，甚至连下滑的速度也遏制不住。下滑不止，奢靡就会不断。

谁促成了起义者

不管对农民起义军如何评价，有一个事实谁也不能否认：农民不是因为刁钻、因为好战斗狠才起义的。我们中国，低眉垂首的人特别多，农民尤其如此。试看历史上那些成功与未成功的起义者，无不是一忍再忍，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扯起大旗，最初原因根本不是想弄个皇帝当当。例如陈胜、吴广起义，是由于去渔阳戍边的路上遇雨误期，而按秦朝的法律，误期要被砍头，于是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严酷现实的问题——耽误日期必死，逃跑同样必死，起义可能死也可能活，于是陈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造反了。至于后来一些豪杰趁势而上，那是另一回事，不宜与此混淆。

天下统治者常犯的毛病是，喜欢把老百姓想象成特别愚鲁蠢笨的人，以为老百姓识不破他们的任何花招；老百姓一旦活不下去了，说几句不满的话，便又由愚鲁变成刁恶。换句话说，他们往往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老百姓，总以为自己的智力超乎常人远矣，小民根本不在他们眼里。于是为所欲为，视百姓为无物，以为草民不过尔尔，可以任意宰割、任意驱使、任意欺瞒。元朝后期出现一个布衣皇帝朱元璋，不能不说是统治者自己把他推向皇椅的。

元朝末年，皇室奢侈腐败，贪得无厌，内部倾轧争权。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走马灯似的更换了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元顺帝共九个皇帝。到了后来，吏治更加腐败，财政入不敷出。蒙古贵族中书右丞相伯颜独秉国政，任命的官员多是靠行贿而来，台宪也都议价卖官。伯颜前后共受赐田多达两万顷。这些皇亲勋臣并不以得到赏赐为满足，而是在地方上更加贪残。那时高层的靡费也相当惊人，“皇后日用所需钞十万锭，币五万匹，绵五千斤。”高层如此，地方官员更是变本加厉。大批蒙古贵族、官僚通过受贿、圈地、抢夺等方式大肆吞并土地。后来官吏贪赃之风愈演愈烈，发展到贪官污吏竟“问人讨钱，各有名目”。

从泰定元年（1324年）起，有关天灾的记载史不绝书。如天历二年（1329年）发生大灾荒，“陕西诸路饥民百二十三万四千余口，诸县流民又数十万”，“河南府路以兵、旱民饥，食人肉事觉者五十一人，饿死者千九百五十人，饥者二万七千四百余人”，江浙诸州，饥民六十七万六千余户，遭受水、旱、蝗灾的饥民，南方北方总数不下六七百万。为了防止民众起义，元朝强化了国家专政机器，比如禁止百姓“起集买卖”，以防止“妨农滋盗”、“生事不便”。为了防止汉族人的武力反抗，元朝统治者禁止汉人、南人拿弓箭及军器。如至元二十年（1283年）规定，“除弓人外，别个汉儿人每弓箭军器不交执把”。至大三年（1310年）七月，御史台又奏称：“但有姓的汉儿、蛮子，弓箭、军器禁了者，拏的人依在前体例，要罪过者。”延祐三年（1316年）的规定更加严厉“汉儿人不得悬带弓箭围猎”，违者办罪。在严密的箝束和酷烈的朘剥之下，百姓苦不堪言，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惨状愈演愈烈，人食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刘伯温长达五百言的《北上感怀》中有这样几句：

逾淮入大河，凄凉更难视。

黄沙渺茫茫，白骨积荒藟。

哀哉耕食场，尽作狐兔垒。

……

去年人食人，不识弟与姊。

元代的土地基本集中在诸王、贵族、官僚、寺院、私家地主手中，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却占有全国绝大部分的耕地。富户有权有势，作威作福；穷人受尽欺凌，流离失所。

更让人不能释怀的是，尽管当时社会已经沦落到了人食人的可悲境地，贪官腐吏却仍然勒索不止，小民无衣无食。老百姓的生存权利完全被剥夺了，剩下的只有起义造反一条路了。朱元璋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起义军的。

表面看，元朝金融改革失败与治理黄河工程是引发起义的重大因素，但从根本处来讲，起义实是元朝一百多年暴虐专制统治带来的必然结果，元末的金融改革和治水工程不过是一个契机，即使没有它们，也一样会有这样那样的起义。《南村辍耕录》记载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首《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元史·河渠志》认为：“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度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不此之察，乃独归咎于是役，是徒以成败论事，非通论也。”真是有力的一问。

忽必烈灭掉南宋以后，发动了频繁的对外战争，人民遭受元廷及其各级官吏的压迫相当沉重。据元朝政府的官方统计，仅至元二十年（1283年）这一年，江南的大小起义“凡二百余所”，到了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陡增为“四百余处”。对那时平民百姓的生活，《明太祖实录》中的一段文字可成为注脚。《明太祖实录》云，朱元璋的父亲是“勤俭忠实”之人，靠佃种地主的几十亩地为生，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但打下的粮食，除去交租，剩下的往往不够一家人糊口。遇到灾荒年月，粮食歉收，生活就越发困苦。怪不得朱皇帝忆起早年往事，常常眼含泪花，心潮澎湃。

人生苦况如此，社会怎么能稳定？

对于百姓而言，高层的政策和方针是重要的，因为这从政治方面规定了他们的权利，关乎他们的存亡；然而只有政策远远不够，因为但凡政策、法规之类，只有到达基层才算有了生命，如果基层官员对它秘而不宣，或者任意缩小或扩大，任意曲解，高层的政策再好也无济于事。基层官员的品质虽然不高，作用却很大。一般来说，基层政权是与老百姓密切接触的官方代表，具有强化和削弱王朝政策的功能，百姓可以凭借身边官僚的行为，亲近或者分离他们对高层政策的亲和程度。事实上，老百姓接触最多的就是地方府衙里的官员乃至那里的吏卒。相对而言，皇帝、朝廷虽与百姓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直接接触的机会则要少得多。朱元璋曾说：“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求，罪以情免，台宪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真是明智之语。朱元璋做了皇帝后特别重视基层官员的操守，与他早年的生活大有关系，严厉惩罚贪墨者，也可以从元末地方官员的贪鄙行为的泛滥中找到原因。

吃尽人间穷苦味道的朱元璋，在元朝立国之初并没有搞起义，因为那时还能忍还想忍，实在忍不下去了又想活着，才参加了义军。有人把朱元璋与逼上梁山的那些好汉相比，细想想，到梁山去的那些好汉，根本不存在忍受饥寒的问题，而是更高层次的“被逼”，朱元璋们却连最低的生存条件都没有，似乎很难与他们同日而语。朱元璋举义旗，首先追求的是生存权，而梁山好汉追求的是政治权利。

欲使朝政稳固，社会安定，当政者必须睁大两只眼睛：既要看清朝廷大臣的所作所为，也要关注下层百姓的所思所想，否则国强民富的愿望不止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还可能引起惶恐和不安，引出朱元璋们。

监督似奴婢

元代的提刑按察使胡祗遹，说过一句我们听起来有点气馁的话。他说：“御史台、按察司弹纠贪污，申明冤滞，实省部诸司之药石也。省不知与己为助，反视之如仇讐，百端沮抑。是以近年以来当是任者全身远祸，闭口不言。”这可能是针对地方不理解监督所发的感慨。他又说：“按察司今已三四岁，不过翻阅故纸，鞭扑一二小吏细过而已，不闻举动邪正，劝激勤惰。”监督的领域极其宽广，法律规定了监督者的各种权力，如言事谏诤、弹劾官吏、司法监察、财政监督等等。胡祗遹发出的慨叹，初看与理论有些许相悖，实际却透出一种无奈，是现实的一种写照。我们常说监督之难，究竟难在何处？不是理论上难以表述清晰，而是实际执行起来掣肘于无形，不能对官员实行有效的监督。不能监督，而偏又不得不做出监督样子的时候，就只能翻读一下旧书报，抓一抓小案子。

胡祗遹在元朝出任过许多官职，以精明干练著称，颇具声誉。他的叹息，不仅仅说明元朝监察官员的生存状况，更是专制社会监察体制的境遇。在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监察官员常被驱如奴婢。譬如唐景云二年（711年），僧人慧范自恃有太平公主撑腰，为非作歹，逼夺百姓店铺，州县官员见了不敢依法治理。御史大夫薛谦光，觉得此时正该他说句公道话的时候，于是上章奏弹，不料反为太平公主诬陷，被贬为岐州刺史。唐睿宗慨叹连连：“鹰搏狡兔，须急救之，不尔比为所噬，御史绳奸慝亦然。若非人主保卫之，则亦为奸慝所噬矣！”监察官员要行使正当权力，非得依靠皇权的保护才行，否则便在求公道之前，先做了奸佞小人的盘中餐，这种情景下监督者除了寻几处“小吏细过”之外，还能做什么？

谈到古代监督，人们常常称赞它如何独立，其实那是“张冠李戴”。凭什么这样说呢？

其一，中国封建时代的监督，只是专制制度内部的一种制约。这种制约，在聪明颖悟的君主那里会产生很好的效果，君主不仅自束，而且给监督者更多更大的权力，可以独立思考、判断，然后直接向皇帝汇报。因此，明君统治时期的监督者，往往给人“独立”的印象。

其二，有人一生依附权贵，具有一般监督者没有的特殊性，他虽有“独立”之名，但那“独立”是依附高层人士的“衍生物”，与一般监督者并不沾边。《大唐新语》载，唐长安四年（704年），监察御史萧至忠弹劾宰相苏味道贪污，御史大夫李承嘉责问御史曰：“公等奏事，须报承嘉知，不然无妄闻也。”萧至忠对曰：“御史，人君耳目，俱握雄权，岂有奏事，先咨大夫？台无此例。”表面说来，萧至忠此举体现了监督者的独立性，但萧氏另外一些工夫，则让人怀疑这种“独立性”到底有多少独立可言。萧至忠最初依附于武三思，武三思败后又投靠韦后，韦氏败后，又立即投靠太平公主。投靠来投靠去的投机行为，与“独立”到底是什么关系？

其三，当君主昏庸无道的时候，或者君主虽然不算昏庸，却不喜欢监督的时候，监督者就不仅谈不到“独立”，个人的命运也很凄惨。明代御史蒋钦三次疏劾刘瑾，遭三次廷杖，最后被活活打死。劾奏严嵩者皆得祸，人们益缄其口。

中国古代的监督，是帝王对朝臣的制约，是一种单方面的制约，目的是皇权不至于旁落或衰落。这种监督，与社会各阶层对统治者的制约不太相同。因此，监督发生“畸变”是迟早的事。所谓“畸变”，就是脱离正常监督轨道，而使用非常态手段进行盯梢、跟踪、谋杀的方法，比如任用特务监督大臣，使用太监监视官员。这样一来，官员个个胆战心惊，人人自危。监察制度本来为了杜绝非法而设，在特务横行的时候，作用正好相反，原先的功能被破坏殆尽。明朝万历中期，监察御史汤兆京亲眼目睹太监污辱礼部侍郎，汤兆京以为自己是御史，于是上书弹劾太监，结果触怒了特务，被廷杖而死。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会有监督？

实际上，在专制的政治框架内，太监也好，特务也罢，都是皇帝的一枚棋子，皇帝要怎么监督就怎么监督，别人奈何不得。在皇帝眼里，监督者如奴婢一样，升迁贬黜一个人说了算，生杀予夺，也与别人无干。“盛世”帝王看重监督，那是监督者的福气，而不是监督制度健全了进步了；末世皇帝胡乱监督，那正是专制统治者丑恶嘴脸的大暴露，正是专制者所谓监督具有的本质属性。

后来呢？

西哲云，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任何事情都是如此吧！就中国历史来说，有一千个读者，恐怕也会生出一千种观点。有人说中华几千年的历史，用“专制”二字概括足矣；有人则大加赞颂，谓中华文化独一无二，不可简单否定。谁是谁非，还是非中有是，是中有非，莫衷一是，且都有史实充作论据。

皇权统治，是不是一定与落后勾连起来，专制社会是不是一定停滞不前、毫无发展，读者诸君自有论断，在下不必饶舌。不过世人切不可忘记两个事实：第一，中国皇帝退出历史舞台的岁月刚刚接近百年；第二，中国社会封建历史有几千年，比一些成熟的民主国家的历史多了十几倍或二十几倍，发展速度却落后许多，原因何在？是中华民族人种不行吗？是这片土地贫瘠吗？都不是。显例就是最近三十多年经济发展速度之迅猛令世人瞩目，且多以“奇迹”加之于上。寻其源，还不是民主空气渐浓之故？

何兹全在《中国文化六讲》中说，远古以来，不但形成了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两大系统，在国家形态上也出现了东西不同的两种形态。一般说，西方继承的是氏族部落的氏族一般成员权，走的是民主的道路；东方继承的是酋长权，走的是集权的道路。

谈及民主和专制，常常使人感到困惑之处，即在于民主之下也会找出专制的事例，专制体内也有民主的幼芽。《老学庵笔记》卷一云：“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倚子。钱大主入觐，见之，曰：‘此檀香倚子耶？’张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烟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倚子耶？’时赵鼎、张浚作相也。”此处的“高宗”指宋高宗赵构，即杀掉岳飞的那位皇帝。在专制社会，宋高宗算不上特别昏庸无道的皇帝，然而也是可以拿得好名次的。他对宰相的意见竟然如此重视，可见专制之下，某些时候臣子也不是张不得口，尤其唐宋时代之前。不过，不仅每个朝代不可一概而论，就是每个皇帝自己也是此一时彼一时，让人难以捉摸。也是宋高宗，有一次，御厨把馄饨下得略生了些，就被他送进了大理寺。

在专制社会，各个朝代虽有区别，但最终还是皇帝说了算，也就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明太祖朱元璋更加不分巨细，要求一切中外奏章都得经他过目。清代皇权比明代集中程度还要高，嘉庆皇帝曾说：“我朝列圣相承，干纲独揽”。从某种程度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专制集权色彩越来越浓厚的记录。在事件众多，头绪繁杂的记录中，寻找任何事例都不困难，不能凭此轻易肯定或否定，更不能对传统稍加增删就以为违背了祖训，就以为远离了国情，那样不仅显得太幼稚，也太草率。后人对古人可以尊重，但不能顶礼膜拜。虚无不好，会变成无根的浮萍；盲目肯定，则会陷入自恋之中，无端陶醉。下结论之前问一声“后来呢”，可能会冷静一些。

“专制文化”塑造了统治者的两种思想，一种是实行独裁统治并宣扬专制独裁合理化，一种是阉割民众独立精神并宣扬奴才思想合理化。这两种思想共同作用，使人们形成扭曲的价值观。战争时期多奸细，和平时代少党论，无不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严复曾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天下、国、家界限的消失，使专制制度在圣君、庸君、昏君、暴君之间无规律跳跃。专制制度如果碰巧遇到昏君暴君，社会就会吹拂凄风惨雨，如果人们恰好碰到一位圣君明主，政通人和的景象就会显现，各项事业就会有所发展。但总体而言，体制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制约发展速度，禁锢了人的创造力。

曾有一幅漫画，一个被装入坛子的人紧缩手脚蜷身生活在其中，可坛子被打碎以后，那个人却毫无舒展手脚的欲望，仍然缩手缩脚蜷着身团在那里。人育制度，制度育人，长久浸泡于某种氛围，人就会由不适变为习惯。专制制度也好，民主制度也罢，对人都有这种作用吧。

“冷拒”与“酷拒”

纳谏的方式几乎都是一样的，拒谏则各有各的不同。“冷拒”与“酷拒”作为常见的拒谏方式现于市面的时候，你会非常同意这一点。何谓“冷拒”？又何谓“酷拒”？且容我先摘抄几段旧事。

周厉王做天子的时候，好利又近佞臣，大夫芮良夫劝他不要与百姓争利，也不要任用小人，并讲述了一大堆理由，结果“厉王不听”，还是继续他所做的一切。（据《史记·周本纪》）还是这个厉王，见人民议论他，便派了暗探监视，“以告，则杀之”，用这种方法禁绝了人民的声音。于是召公说：“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两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据《国语》）这番话很有道理，结果却还是“王弗听”。

这是拒谏的一种方式。

1519年，明武宗决定南狩，百余名大臣极力劝谏，其中医士徐鏊还用南狩有碍养生之理上谏。武宗却把他们有的下诏狱，有的罚跪。大理寺的10名官员“自以职在平狱，请停止诸臣留驾之罪，且上疏极留”。皇帝大怒，下诏狱不算，又降旨这10人和以前的几个人一同戴上枷锁，罚跪5日。不想又有二十多人“上疏极谏”，当然还是下诏狱，并罚跪5日。可能是谏者太多侵犯了皇威，也可能“囚徒满前，观者辄泣下”的景象使皇帝失了面子，这位武宗不仅怒得杖笞了各位谏臣，而且动用了调任、降级、夺俸、削职等手段，最后有十几个人因杖而死。（据《明武宗外纪》）

明武宗和周厉王拒谏的方式是不同的，明武宗以强力拒谏，自己想做的，别人就不能持否定意见，否则就行使自己的权力，让人不死也要脱层皮。此可称为“酷拒”。周厉王的拒谏方式是“不听”，没有采纳芮良夫和召公的建议，但也没有毒打他们，没有扼杀他们的生命。当然，周厉王最终仍是我行我素，你讲了也白讲，说了也白说，我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这种拒谏之法没有强力参加，只有冷漠，我称它为“冷拒”。历史上拒谏的事，这种“冷拒”可以说占了大多数。

从谏者的角度说，谏而不用比谏而获咎要好；从社会效果论，无论哪一种方式对社会的发展都不利。以强力拒谏，使人生惧怕之心，难有后继者，“冷拒”则易使谏者产生怠惰之情。人浸入这种感情虽然如雾里行人，衣裳不会大湿，但此时之衣已失了干爽，日积月累必有湿透的一天。《国语》记述，厉王不听召公的谏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尤其重要的是，进谏者如果多次劝谏，“冷拒”者常生厌烦之心，此时若有奸佞者从中挑拨，情势就会发生变化。伍子胥屡谏吴王不听，又加上伯嚭的谗言，吴王便“使使赐伍子胥属镂之剑”要“子以此死”。（《史记·伍子胥列传》）从“不听”到“子以此死”，变化可谓很大，粗看是伯嚭之言起了作用，其实还是吴王自己对伍子胥早有看法。

无论“冷拒”还是“酷拒”，都源于对谏言的不正确理解，至少没有体察谏者的赤诚之情。“酷拒”比起“冷拒”来，声名臭多了，几乎成了昏庸残暴的表征，实际上它只比后者多了一点蛮力，反过来说，后者只是形式上温和一点而已，二者内里都是一样的。谏，从来不是虚饰品，是非常实在的东西，是社会管理所必需的，是“上者”之外的人从另一角度看待人和事所产生的思想。无论它遭到何种方式的拒绝，最终都会导致思想的泯灭，社会的停滞。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仅不会拒谏，而且会千方百计让人思考，因为社会的繁荣和发展需要的是思想，相反，谁听说过有拒谏而繁荣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