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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第七章

头发与政治态度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头发的历史,几乎是和“沉重”二字相连的。从儒家思想来看,头发是与“孝”捆绑在一起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古代的髡刑,“文革”时的“阴阳头”,实则体现了这种民族心理。

历史上凡是风云变换之时,头发样式总与政治奇妙地连在一起。宋朝的时候,金人就曾向汉人下令削发,元初朝廷也让汉人剃发,不过这几次都不如清廷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来得厉害,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太深广。清军进入山海关就下令剃头削发,要求投诚官吏军民都剃发。这一政策遭到汉族人的强烈反对,多尔衮被迫收回成命。清顺治二年六月十五日,清军攻占南京,多尔衮即谕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谈到这样做的目的,多尔衮说:“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世人多认为,剃发令是孙之獬本人剃光头发降清以后“奏请”统治者实行的,他曾上书说:“陛下平定中国,万里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其实,这一方面小觑了统治者,另一方面太看重了孙某人。孙之獬是谁?他不过是个归降的小臣。宋高宗害死岳飞,秦桧作为丞相似乎还具有“一点”顶罪的资格,孙之獬怕是“一点”资格也不具备。对统治者来说,臣民“心服”是目的,不过他们错误地认为“心服”的标志是“口服”。其实何尝如此?就拿孙之獬而言,在明朝他是大明的拥护者,清兵占领北京后,不是又降清了吗?口和心怎能放在同一种标准下评定?

心悦诚服与外表驯服远远不是一回事,只求其表而忽视其里,未必是明智之举。美国人罗宾·布莱耶尔在《头发的历史》一书中举了很多例子,其中有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和拿破仑三位领导者。华盛顿当了总统后把头发结成根辫子,在上面用来装饰的扑粉差不多与他的对手乔治三世同样多。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一生都梳着朴素的分头,头发刚刚长及肩下。这种风格跟保皇党人查尔斯一世和奥利佛·克伦威尔的很相近。拿破仑则是另一回事。他在军校当练习生时,常蓄着一根辫子,等到他当上年轻的司令官时,喜欢把头发松松地垂在肩下,前面还有一撮刘海。当上皇帝之后,他的发型又为之一变,短发扫过眉梢,处处都跟罗马皇帝一模一样。罗宾·布莱耶尔最后说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不是式样或政治倾向决定了个人的发型,而是性格真正决定了个人的发型。这话无比正确,不过看你在哪里,有的地方发型等等决不是个人性格决定的。比如,在中国就不可以这样评定头发的事情。

世界上存在着奇怪的心态,即容易把表面的东西看得很重要。晚清的时候,开明人士学习西方,为减轻改革变法的阻力,几乎都用“托古改制”的招数。辛亥革命时,也有人“用竹竿捅掉屋檐上的几片瓦以示革命”。说起民主,有人不得不先说中国古代就有。总之,必须寻求外在的饰物把内里遮盖得严严实实。实际上这是欺人也是自欺。其实只要不损人,不害人,哪里用得着去求表面的辉煌?哪里用得着肤浅的快意?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讲到剃发时说:“从明清间画迹分析,居官有职的,虽补服翎顶,一切俱备,妇女野老和平民工农普通服装,却和明代尤多类同处,并无显著区别。”可见,急速的变化一般限于高层,下层劳动人民变化比较缓慢。然而政策对下层生活的影响,则相当巨大,因为他们所得本来就少,最经不住风雨。不管何时,生活、生存都是第一位的,下层百姓如果只求外表光亮,就可能吃不上饭了。

有意思的是,不仅清廷把头发的式样与是否归顺联系起来,汉族的民众也把剃发看成奇耻大辱。胡蕴玉的《发史》记述过一个卖菜的佣工,无名无字,人们只叫他邢疯子。满洲人公布剃发令之后,严命剃发,否则当死,邢疯子便削发为僧,最后不知所终。据史书说,因拒绝剃发而自杀者极多。底层百姓同样把头发和政治相连。可见民族文化心理对人的制约。侮辱一个民族,用强力迫使那里的人民改变文化习俗是最为有利的手段。剃发令颁布之后,各地民众强烈反击,江阴、嘉定、苏州等地的抗清斗争如火如荼,朝廷内弹劾那些倡导剃发汉官的行动也很激烈。

更令人深思的是,清兵入关以后虽然也想让明朝人剃发易服,但并不是特别坚决,曾经罢剃。据说,请求朝廷罢剃发令的人是吴三桂。剃发令罢而复行,与一部分降清的汉官推动有关系。剃发令颁行的初期,先降的已经剃发,罢剃之后投降的则没有剃发,因此官吏中满官和关东旧臣剃发,新降的汉官则没有剃发,结果朝堂之上就出现了“一半剃一半不剃”的景象。一部分汉官建议,清朝既然已经代替了明朝,礼乐衣冠制度就应该沿袭中国历代成法,满洲的官员也应该从汉;另一部分汉官为了博取满洲贵族的欢心,便倡言恢复剃发,全国官民应衣冠从满。主张剃发者为当时的内院学士李若琳、冯铨、孙之獬等。反对剃发者为绝大多数汉官,以御史赵开心为代表。谁能想到,打击汉民族文化心理极端严重的剃发易服,竟与汉官有关!旧书上常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此事看,心之异同,与族类没有关系。眼前可有香花,天涯也可有芳草,远近、民族都不是问题。

任何政治,国富民强都是目的。丢掉这一点,不管什么人的意见,对国家和个人都是不利的。

“意见”叵测吗?

屈指算来,专制社会的历史虽有几千年,圣君名臣却不多。不多,原因有多种,只以专制社会君主为所欲为的脾气而论,名臣就不会多。如果胆子不大,又缺少讲话的智慧,“谏”与“死”的联系程度就相当紧密了。人们提起魏徵时,总怀有崇敬之情,往往不在于老魏那些具体意见,而首先在于“敢”字。史上的君主提倡臣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人多得是,但真要有人提点像人话的意见,砍人头者不少,把人家发配到远处者更多。明智如李世民,最后不也把魏徵的墓碑推倒了吗?后来念及老魏的好处“复立碑”,提意见的险恶于此可见。除非你翘着兰花指说:领导,我对你太有意见了。你为了国家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这是危害革命。老魏的意见不是这类没有人味的话,全是皇帝怎样做才可以治国安邦的。敢披逆鳞又能全身者,老魏怕是古代第一名臣。当然,老魏再能,如果不遇到李世民,也可能小命不保。因此,后人一提老魏,必然想到李世民;说起李世民的时候,也忘不了“魏徵”。君臣捆绑如此紧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魏徵一生也不算顺利,从小失去父母,家境贫寒,曾出家当过道士。在隋朝做过小官,投奔过瓦岗起义军。唐立国后,先为太子李建成效力。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没有杀他,也没有怪罪于他,而且委他以谏官之职,询问政事得失。贞观元年(627年),魏徵被升任尚书左丞。贞观十七年(643年),病逝家中。老魏追随李世民17年,一生给李世民提了200多条意见,粗算一下,一个月一条。他的意见质量很高,不是某地名不好需要更名之类,也不是某处有裸体纤夫,可大力开发其旅游资源那类混账话。他的意见,对皇帝而言是关于长治久安的,对老百姓来说是关乎安居乐业的。在我国的历史上,魏徵是提供重大意见最多的臣子,自然唐太宗可能是接受臣下意见最多的皇帝。

唐太宗践皇帝位以后,虽然知道魏徵有思想有见解,但对他的意见并不是特别认可。《资治通鉴》载:“上之初即位也,尝与群臣语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徵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黄帝征蚩尤,颛顼诛九黎,汤放桀,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从徵言。”虽然李世民“深然之”,但看那样子,只是觉得魏徵的意见比当时的宰相封德彝的正确,经过内心反复斗争、酝酿,才“卒从徵言”。不惟如此,有一次李世民回寝宫后气呼呼地对长孙皇后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原因则是:“魏徵每廷辱我。”什么是“廷辱”?字面的意思是“朝廷上当众侮辱”。其实,那是李世民的错觉,魏徵不过是当着朝臣的面提深刻的意见而已。提意见,往往指手画脚面红耳赤,猜想起来,李世民可能觉得很没面子。执权柄者都有这毛病,一方面征求意见,一方面认为提意见者居心叵测,压制意见。真是伴君如伴虎,伴权如玩火啊!后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即在意见的包装上下功夫——意见外层裹着甜腻的糖衣,让听者听了很舒心。世上是否有这样的好事,不得而知。实际中好像那个“太监劝谏法”并不顶事。记得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太宗之受谏,不一定是以受谏为目的,而是表扬自己虚心明察做好皇帝的门面。”此话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但诛心之论,于理论可能有益,对实际生活则未必有什么好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李世民虚怀纳谏,从善如流,于己于人都有好处。没有李世民,焉得出一个魏徵?

另外,专制制度下的监督顶多是多几个魏徵,分外的话是不敢说的。如魏徵那样提提意见,碰上李世民这样素质不错的皇帝,还能获得承认,起一点监督作用。史书说李世民不敢当着魏徵的面玩鹞鹰。假如遇到一个颟顸且暴虐的帝王,老魏的项上人头还在不在就很难说了。没有制度的严格约束,谁也说不准皇帝会怎样做事。

后来李世民离了老魏的规谏很有点食不甘味的劲头。魏徵有一段时间患病请了假,李世民说,你不在的这几天我的缺点多了。老魏死时李世民以镜子喻他,实在是情集与此,水到渠成。设若当初李世民视老魏的意见如无物,设若李世民以为老魏用心险恶,就是魏徵比现在还敢犯颜直谏,他也很难有机会或有兴趣思考很多国家大事,思考了也未必肯说出来;设若李世民求谏有始无终,老魏也不会讲国家社稷。《新唐书》为萧瑀作传时云,萧瑀入拜太常卿,迁御史大夫,参预朝政。但是这个人气量狭小不能容人之短,时或意气用事,对房玄龄等人的小过失,痛加参劾,皇帝不加采纳,由是自失。《资治通鉴》谈及此事时,也说“瑀由此怏怏自失,遂罢御史大夫,为太子少傅,不复预闻朝政”。萧瑀所弹劾的内容如何,我们不去管它,让人关注的是萧瑀的此后行为。他的意见不被皇帝采纳,很失落,不再议论国家大事了。一个人的意见遭受不理不睬的命运时,谁会不缄其口?不管一个人性格多么耿直,多么迂曲,说出的意见多与少,总和受到的重视程度成正比。唐朝前期不仅魏徵爱提意见,大臣们大多如此。

有一次李世民问魏徵:“比来朝臣何殊不论事!”翻成白话似乎就是:近来朝臣为什么不爱议论国家大事?老魏很实在,回答:“陛下虚心采纳,必有言者。凡臣徇国者寡,爱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李世民不愧为明君,连连点头称是。这样的问题李世民的儿子李治也问过大臣,只是那位臣子说,陛下做的已经尽善尽美,别人没什么说的了。说这样的话的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思想蒙昧。

1896年8月28日,大清帝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赴美访问,9月2日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其中谈及了新闻的真实性问题。李鸿章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这段话颇有独到之处:一是没有像别人那样强调清朝国情与美国不同,二是把报纸缺乏真实性直截了当地完全归罪于编辑,“倒打一耙”的猪八戒功夫很了得。从表面看,李世民是问:臣子怎么不提意见了。李鸿章在答:清朝新闻为什么没有真实性。细想理路是一致的,只不过魏徵所说的原因不同于李中堂而已。唐朝兴盛,晚清败落自有世界大势的原因,上层思考问题的方式怕也不可忽略。

世事是发展的,意见也就没有停止的那一天。臣子的意见未必很正确,人主也不一定按臣子的意见去推动世事更替,但社会必须理解臣子的苦心,给臣子一个正确的评价。不提意见的人,未必真心热爱江山社稷,意见多的人也不一定有“狼子野心”。爱不爱我们这个国家,与意见多与少不是比例关系。

嘉言还需方行伴

反面教材明武宗是朱姓王朝的一个不肖子孙。他当上皇帝不久,就以天气热为借口停止了经筵日讲,经筵日讲可是皇帝、太子的必修课。不仅如此,他上朝经常迟到,甚至干脆就不上朝了。长期罢朝大概自武宗始,至神宗就达到十几年不出宫闱一步了。至于在宫内办妓院,在外设豹房,在民间骚扰百姓,都是他任内做下的孽事。

然而历史十分有意味。正德十六年三月戊辰,武宗颁布遗诏。诏曰:“朕以菲德,绍承祖宗丕业,十有七年矣。图治虽勤,化理未洽。深惟先帝付托,今忽遘疾弥留,迨弗能兴。夫死生常理,古今人所不免。惟在继统得人,宗社生民有赖。吾虽弃世,亦复奚憾焉!”(《武宗实录》卷一九七)看这段文字,明武宗并非认识不到自己的一生都做了什么。

面对历史,我们不免浩叹:历朝历代皇帝都知道如何做才对,甚至口中嘉言无数,结果做得连武宗也不如,不是亡国破家,就是民怨沸腾。何以如此?治史的人常从外部环境和内在体制入手全面分析,譬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谈到李自成进京后的种种享乐行为,从顺军身上寻找了一些深刻原因。但我们对一个又一个王朝从兴起、荣盛转而衰败的过程仍然抱有兴趣,因为很多道理从古代一直讲到今天,不仅仅我们耳熟能详,古人,或不太古的人们,比我们知道的并不少。明武宗朱厚照说:“朕恭承天命,嗣守祖宗成业,夙夜孜孜,勉图治理,乃者乾清宫灾,朕心惊惶,莫知攸措!”其实,这位皇帝自上任以后只知玩乐,乾清宫一场火灾别人焦心得不得了,他却毫不在乎,看着冲天的火光对左右说:“是好一棚大烟火也!”这是庚辰日的事,到了壬午日又“上服浅淡色服,御奉天门视朝”,降诏自责,说自己勤勉理国,不意发生事故云云。(据《明史考证》)此足可见,朱厚照胡折腾,原因并不是他不懂为君之道,而在于他所处的内外环境可以使嘉言美行相互分离。

好在明武宗这样的皇帝没人把他视为仁君,不管说什么光彩照人的话,最终也不会换得生前身后名。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聪慧的朱厚照君不像君,帝不像帝?古代的明君、仁君也处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环境中,譬如李世民,听到的颂扬声比明武宗多吧?戎马生涯多年,性格暴烈程度比明武宗大吧?他却建立了丰功伟绩,原因何在?

专制制度之下的好皇帝多有一个十分了得的功夫──自我束缚。李世民曾对侍臣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资治通鉴》)在那个时代,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不自束谁也没法。李世民对提意见的魏徵曾咬牙切齿,要杀掉他,但最终老魏活得挺不错,主要还是李世民能够反省、自束。提到这点,有人以为这是长孙皇后的劝慰之功。其实,那只是表面的原因。如果李世民本人觉得老魏碍手碍脚,非置他于死地不可,长孙皇后就是言辞再恳切,能起什么作用?千万不要把坏事往女人身上推,也不要把好事往女人身上推,那样会模糊真正的关键处,空留话柄于后人。相反,武宗能不上朝便不上朝,能与大臣疏远便疏远,围在左右的就是刘瑾等几个太监。太监,不过是仆人,主子是皇帝。武宗手下的太监有那么大的权力,还不是武宗给的?据说刘瑾奏事总是选择武宗玩兴正浓的时候,武宗嫌麻烦,就什么事都让他处理。有武宗的放弃职责在先,才有刘瑾专权于后,至于武宗何以能如此,不自束是重要的因素,为什么不自我监督?因为他是皇帝,放任自流任何人也没法子。大臣弹劾这弹劾那都成,你总不敢弹劾皇帝吧?你要敢想到这一层,真活得不耐烦了!

君主成为好君主,自我约束是很重要的一点。尤其在专制的时代,整个国家是他私人的,没有一种力量可以约束他,他想做什么便能做什么。这种自我约束是绝对的靠自我控制,完全靠自觉,与现代讲的约束略微不同。现代有外界的监督力量,哪怕那种力量很弱,它也会迫使一个人约束自己,否则人们就可以舍弃他。而在专制时代只有皇帝舍弃臣民,人们却无法选择皇帝,龙椅上的帝王是好是坏,只有听天由命了。因此可以说,新时代的外界力量若与古代的自束结合起来,作用会更大,好官会更多。自我约束是产生好官的内在条件,外界监督则是产生好官的外在条件。自律的前提和结果是“成为好官”;他律的前提是任何人都不是圣贤,都需要监督,结果是“没有坏官”。

可惜,有些人只看一个人的嘉言美语,根本不想绕到这些饰物的身后一看究竟,结果真实的行为让花里胡哨的话语遮盖了,到最后,好做法都归帝王自己,一切乱七八糟的事都赖女人和臣子,夏朝商朝都坏在女人手里,宋高宗杀岳飞是秦桧搞的鬼,晚清与外国人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是李鸿章无骨头做卖国贼。坐在皇椅上遥控臣子行为的皇帝们则非但不受唾骂,反而受人赞美。于是一代又一代帝王,说着同样的大话空话,臣民们也使用着大同小异的谄媚词。明武宗把明朝搞得那样乌烟瘴气,赞颂他的人也不少,说到了他的时代经济才发展了,云云。有一点倒是真的:明武宗不太爱讲套话。

必然产生杨广

提到隋炀帝杨广的时候,人们往往不能忘记他取得太子地位所用的手段。他本来不是隋文帝的太子,太子是其兄长杨勇。这个杨勇生活奢侈,喜好声色,他的老子渐渐对他失去了好感。趁此时机,杨广就揣摩父亲隋文帝的心理,投其所好。隋文帝喜欢俭朴、宽仁,杨广就在生活上提倡节俭,不好声色,故意在王府中安排了几个又老又丑的妇人,穿着粗布衣服,左右侍候。他又故意将乐器的弦弄断,使乐器上布满了灰尘,摆放在显眼的位置。这一切当然都被老皇帝看在眼里,心里喜滋滋的,感到这个儿子不赖。有一次,杨广外出狩猎,正逢大雨。侍卫给他送来雨衣,他却说:“兵士们都在大雨中淋着,我一人岂能穿上独自避雨呢?”文帝听说这件事以后,更加喜爱杨广。杨广又在文帝面前中伤杨勇,诬陷杨勇在文帝生病期间,竟然盼望父皇快死。文帝听后肺都气炸了,不仅逮捕了杨勇,公元600年还把杨勇废为庶人,改立杨广为太子。于是,有研究者说,杨广其实是篡了太子位。后来杨广弑父杀兄,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可以说,杨广的人生路从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们至今仍能感受到这位皇帝留存于世的一切。最为人们注意的是,做了皇帝以后,杨广一改原来朴素简约的作风,不仅奢靡侈费,崇尚浮华,而且特别贪恋声色。

其实历史上的皇帝,手上沾了别人血的,决不仅仅一个杨广。就一个王朝的第一代皇帝而言,刀尖上的血多是异姓的,等到第二代,为那把宝座,兄弟之间不仅明争暗斗,用足计谋,而且动过心眼之后动刀枪,谁厉害谁就成为皇帝。杨广之前秦二世已经为皇位杀了亲兄亲弟,之后的李世民也是手足相残才履践帝位的。在封建的专制社会,杨广的举动虽为君子所不齿,却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龙椅就一把,老皇帝的儿子却有几个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竞争厉害得很,肯定会有人使绊子、做手脚。趋利避害,人之常情。古时许由逃名,人品高洁只是因素之一,从社会原因讲,那时人君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与惬意、舒适相隔太远,没有后来封建君主大权得握、高高在上的感觉。古书讲,大禹新婚三四天,便出发治水。孟子说,“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史记》记述是“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确切数字我们且不去管他,总之很艰苦。禹是治水的最高领导人,但他与下民一起同洪水搏斗,操劳到形容憔悴,大腿上没剩下多少肉,小腿上的汗毛都磨光了。禹的这种圣君形象,虽然为后世所赞扬,不少封建君主也以他为榜样,但多是局限于口头上,真正身体力行的人却相当少。因此,历史上的圣君贤主为数极少,不过尧、舜、禹、唐太宗几个人,昏庸残暴的帝王倒不少。无他,制度使帝王变得如此。历史上除去那些回天乏力的乱世君主,哪个不想做有道明君?就是那些出了名的明君,我们把他们的前期所作所为与后期的举动加以比较,往往也能发现其中的“恶”掺杂着暴君的成分。所有这一切都是制度使然。

古代的制度,君主只能出自一家,唐朝姓李,宋朝姓赵,明朝姓朱。异姓如果觊觎皇位属于大逆不道,所以不管武则天多么本领超群,最后还是还政于李家,去世后乖乖的与高宗李治同葬乾陵。那时皇帝真正“视国如家”,或者说“视家如国”,他们怎样折腾这个国家,自己成为怎样的帝王,全凭他们自己的爱好,别人奈何不得。老百姓见他们治理国家还像那么一回事的时候,就山呼万岁;实在活不下去了,就揭竿而起进而改朝换代。即使如此,改朝的前期也相当不太平,从上到下都在旧王朝生活惯了,便想方设法恢复过去的一切。比如清朝初建的时候,以身殉明的人不仅有大臣还有普通百姓;清朝灭亡后,所谓的“遗老遗少”中又何尝只是身居高位的人?什么叫“环境”“氛围”?这就是!

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出几个杨广,实在不是奇怪的事。历史上,比杨广还不如的君主不是也有吗?杨广的作为,并不单纯是一种个人行为,也不能仅仅归咎于他的道德品质。专制制度与暴虐是连在一起的,前者为根本,后者是枝叶,专制制度不改变,不仅会有杨广,还会有张广、王广、某某广。以后清朝虽然秘密立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预立太子容易激化诸皇子之间,甚至太子与父皇之间的矛盾之类的问题,缓解了废除宰相制后皇权独揽的困境,但宫闱内幕仍然不断,接班人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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