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与政治态度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头发的历史，几乎是和“沉重”二字相连的。从儒家思想来看，头发是与“孝”捆绑在一起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古代的髡刑，“文革”时的“阴阳头”，实则体现了这种民族心理。

历史上凡是风云变换之时，头发样式总与政治奇妙地连在一起。宋朝的时候，金人就曾向汉人下令削发，元初朝廷也让汉人剃发，不过这几次都不如清廷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来得厉害，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太深广。清军进入山海关就下令剃头削发，要求投诚官吏军民都剃发。这一政策遭到汉族人的强烈反对，多尔衮被迫收回成命。清顺治二年六月十五日，清军攻占南京，多尔衮即谕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谈到这样做的目的，多尔衮说：“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世人多认为，剃发令是孙之獬本人剃光头发降清以后“奏请”统治者实行的，他曾上书说：“陛下平定中国，万里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其实，这一方面小觑了统治者，另一方面太看重了孙某人。孙之獬是谁？他不过是个归降的小臣。宋高宗害死岳飞，秦桧作为丞相似乎还具有“一点”顶罪的资格，孙之獬怕是“一点”资格也不具备。对统治者来说，臣民“心服”是目的，不过他们错误地认为“心服”的标志是“口服”。其实何尝如此？就拿孙之獬而言，在明朝他是大明的拥护者，清兵占领北京后，不是又降清了吗？口和心怎能放在同一种标准下评定？

心悦诚服与外表驯服远远不是一回事，只求其表而忽视其里，未必是明智之举。美国人罗宾·布莱耶尔在《头发的历史》一书中举了很多例子，其中有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和拿破仑三位领导者。华盛顿当了总统后把头发结成根辫子，在上面用来装饰的扑粉差不多与他的对手乔治三世同样多。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一生都梳着朴素的分头，头发刚刚长及肩下。这种风格跟保皇党人查尔斯一世和奥利佛·克伦威尔的很相近。拿破仑则是另一回事。他在军校当练习生时，常蓄着一根辫子，等到他当上年轻的司令官时，喜欢把头发松松地垂在肩下，前面还有一撮刘海。当上皇帝之后，他的发型又为之一变，短发扫过眉梢，处处都跟罗马皇帝一模一样。罗宾·布莱耶尔最后说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不是式样或政治倾向决定了个人的发型，而是性格真正决定了个人的发型。这话无比正确，不过看你在哪里，有的地方发型等等决不是个人性格决定的。比如，在中国就不可以这样评定头发的事情。

世界上存在着奇怪的心态，即容易把表面的东西看得很重要。晚清的时候，开明人士学习西方，为减轻改革变法的阻力，几乎都用“托古改制”的招数。辛亥革命时，也有人“用竹竿捅掉屋檐上的几片瓦以示革命”。说起民主，有人不得不先说中国古代就有。总之，必须寻求外在的饰物把内里遮盖得严严实实。实际上这是欺人也是自欺。其实只要不损人，不害人，哪里用得着去求表面的辉煌？哪里用得着肤浅的快意？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讲到剃发时说：“从明清间画迹分析，居官有职的，虽补服翎顶，一切俱备，妇女野老和平民工农普通服装，却和明代尤多类同处，并无显著区别。”可见，急速的变化一般限于高层，下层劳动人民变化比较缓慢。然而政策对下层生活的影响，则相当巨大，因为他们所得本来就少，最经不住风雨。不管何时，生活、生存都是第一位的，下层百姓如果只求外表光亮，就可能吃不上饭了。

有意思的是，不仅清廷把头发的式样与是否归顺联系起来，汉族的民众也把剃发看成奇耻大辱。胡蕴玉的《发史》记述过一个卖菜的佣工，无名无字，人们只叫他邢疯子。满洲人公布剃发令之后，严命剃发，否则当死，邢疯子便削发为僧，最后不知所终。据史书说，因拒绝剃发而自杀者极多。底层百姓同样把头发和政治相连。可见民族文化心理对人的制约。侮辱一个民族，用强力迫使那里的人民改变文化习俗是最为有利的手段。剃发令颁布之后，各地民众强烈反击，江阴、嘉定、苏州等地的抗清斗争如火如荼，朝廷内弹劾那些倡导剃发汉官的行动也很激烈。

更令人深思的是，清兵入关以后虽然也想让明朝人剃发易服，但并不是特别坚决，曾经罢剃。据说，请求朝廷罢剃发令的人是吴三桂。剃发令罢而复行，与一部分降清的汉官推动有关系。剃发令颁行的初期，先降的已经剃发，罢剃之后投降的则没有剃发，因此官吏中满官和关东旧臣剃发，新降的汉官则没有剃发，结果朝堂之上就出现了“一半剃一半不剃”的景象。一部分汉官建议，清朝既然已经代替了明朝，礼乐衣冠制度就应该沿袭中国历代成法，满洲的官员也应该从汉；另一部分汉官为了博取满洲贵族的欢心，便倡言恢复剃发，全国官民应衣冠从满。主张剃发者为当时的内院学士李若琳、冯铨、孙之獬等。反对剃发者为绝大多数汉官，以御史赵开心为代表。谁能想到，打击汉民族文化心理极端严重的剃发易服，竟与汉官有关！旧书上常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此事看，心之异同，与族类没有关系。眼前可有香花，天涯也可有芳草，远近、民族都不是问题。

任何政治，国富民强都是目的。丢掉这一点，不管什么人的意见，对国家和个人都是不利的。

“意见”叵测吗？

屈指算来，专制社会的历史虽有几千年，圣君名臣却不多。不多，原因有多种，只以专制社会君主为所欲为的脾气而论，名臣就不会多。如果胆子不大，又缺少讲话的智慧，“谏”与“死”的联系程度就相当紧密了。人们提起魏徵时，总怀有崇敬之情，往往不在于老魏那些具体意见，而首先在于“敢”字。史上的君主提倡臣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人多得是，但真要有人提点像人话的意见，砍人头者不少，把人家发配到远处者更多。明智如李世民，最后不也把魏徵的墓碑推倒了吗？后来念及老魏的好处“复立碑”，提意见的险恶于此可见。除非你翘着兰花指说：领导，我对你太有意见了。你为了国家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这是危害革命。老魏的意见不是这类没有人味的话，全是皇帝怎样做才可以治国安邦的。敢披逆鳞又能全身者，老魏怕是古代第一名臣。当然，老魏再能，如果不遇到李世民，也可能小命不保。因此，后人一提老魏，必然想到李世民；说起李世民的时候，也忘不了“魏徵”。君臣捆绑如此紧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魏徵一生也不算顺利，从小失去父母，家境贫寒，曾出家当过道士。在隋朝做过小官，投奔过瓦岗起义军。唐立国后，先为太子李建成效力。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没有杀他，也没有怪罪于他，而且委他以谏官之职，询问政事得失。贞观元年（627年），魏徵被升任尚书左丞。贞观十七年（643年），病逝家中。老魏追随李世民17年，一生给李世民提了200多条意见，粗算一下，一个月一条。他的意见质量很高，不是某地名不好需要更名之类，也不是某处有裸体纤夫，可大力开发其旅游资源那类混账话。他的意见，对皇帝而言是关于长治久安的，对老百姓来说是关乎安居乐业的。在我国的历史上，魏徵是提供重大意见最多的臣子，自然唐太宗可能是接受臣下意见最多的皇帝。

唐太宗践皇帝位以后，虽然知道魏徵有思想有见解，但对他的意见并不是特别认可。《资治通鉴》载：“上之初即位也，尝与群臣语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徵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黄帝征蚩尤，颛顼诛九黎，汤放桀，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从徵言。”虽然李世民“深然之”，但看那样子，只是觉得魏徵的意见比当时的宰相封德彝的正确，经过内心反复斗争、酝酿，才“卒从徵言”。不惟如此，有一次李世民回寝宫后气呼呼地对长孙皇后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原因则是：“魏徵每廷辱我。”什么是“廷辱”？字面的意思是“朝廷上当众侮辱”。其实，那是李世民的错觉，魏徵不过是当着朝臣的面提深刻的意见而已。提意见，往往指手画脚面红耳赤，猜想起来，李世民可能觉得很没面子。执权柄者都有这毛病，一方面征求意见，一方面认为提意见者居心叵测，压制意见。真是伴君如伴虎，伴权如玩火啊！后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即在意见的包装上下功夫——意见外层裹着甜腻的糖衣，让听者听了很舒心。世上是否有这样的好事，不得而知。实际中好像那个“太监劝谏法”并不顶事。记得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太宗之受谏，不一定是以受谏为目的，而是表扬自己虚心明察做好皇帝的门面。”此话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但诛心之论，于理论可能有益，对实际生活则未必有什么好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李世民虚怀纳谏，从善如流，于己于人都有好处。没有李世民，焉得出一个魏徵？

另外，专制制度下的监督顶多是多几个魏徵，分外的话是不敢说的。如魏徵那样提提意见，碰上李世民这样素质不错的皇帝，还能获得承认，起一点监督作用。史书说李世民不敢当着魏徵的面玩鹞鹰。假如遇到一个颟顸且暴虐的帝王，老魏的项上人头还在不在就很难说了。没有制度的严格约束，谁也说不准皇帝会怎样做事。

后来李世民离了老魏的规谏很有点食不甘味的劲头。魏徵有一段时间患病请了假，李世民说，你不在的这几天我的缺点多了。老魏死时李世民以镜子喻他，实在是情集与此，水到渠成。设若当初李世民视老魏的意见如无物，设若李世民以为老魏用心险恶，就是魏徵比现在还敢犯颜直谏，他也很难有机会或有兴趣思考很多国家大事，思考了也未必肯说出来；设若李世民求谏有始无终，老魏也不会讲国家社稷。《新唐书》为萧瑀作传时云，萧瑀入拜太常卿，迁御史大夫，参预朝政。但是这个人气量狭小不能容人之短，时或意气用事，对房玄龄等人的小过失，痛加参劾，皇帝不加采纳，由是自失。《资治通鉴》谈及此事时，也说“瑀由此怏怏自失，遂罢御史大夫，为太子少傅，不复预闻朝政”。萧瑀所弹劾的内容如何，我们不去管它，让人关注的是萧瑀的此后行为。他的意见不被皇帝采纳，很失落，不再议论国家大事了。一个人的意见遭受不理不睬的命运时，谁会不缄其口？不管一个人性格多么耿直，多么迂曲，说出的意见多与少，总和受到的重视程度成正比。唐朝前期不仅魏徵爱提意见，大臣们大多如此。

有一次李世民问魏徵：“比来朝臣何殊不论事！”翻成白话似乎就是：近来朝臣为什么不爱议论国家大事？老魏很实在，回答：“陛下虚心采纳，必有言者。凡臣徇国者寡，爱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李世民不愧为明君，连连点头称是。这样的问题李世民的儿子李治也问过大臣，只是那位臣子说，陛下做的已经尽善尽美，别人没什么说的了。说这样的话的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思想蒙昧。

1896年8月28日，大清帝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赴美访问，9月2日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其中谈及了新闻的真实性问题。李鸿章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这段话颇有独到之处：一是没有像别人那样强调清朝国情与美国不同，二是把报纸缺乏真实性直截了当地完全归罪于编辑，“倒打一耙”的猪八戒功夫很了得。从表面看，李世民是问：臣子怎么不提意见了。李鸿章在答：清朝新闻为什么没有真实性。细想理路是一致的，只不过魏徵所说的原因不同于李中堂而已。唐朝兴盛，晚清败落自有世界大势的原因，上层思考问题的方式怕也不可忽略。

世事是发展的，意见也就没有停止的那一天。臣子的意见未必很正确，人主也不一定按臣子的意见去推动世事更替，但社会必须理解臣子的苦心，给臣子一个正确的评价。不提意见的人，未必真心热爱江山社稷，意见多的人也不一定有“狼子野心”。爱不爱我们这个国家，与意见多与少不是比例关系。

嘉言还需方行伴

反面教材明武宗是朱姓王朝的一个不肖子孙。他当上皇帝不久，就以天气热为借口停止了经筵日讲，经筵日讲可是皇帝、太子的必修课。不仅如此，他上朝经常迟到，甚至干脆就不上朝了。长期罢朝大概自武宗始，至神宗就达到十几年不出宫闱一步了。至于在宫内办妓院，在外设豹房，在民间骚扰百姓，都是他任内做下的孽事。

然而历史十分有意味。正德十六年三月戊辰，武宗颁布遗诏。诏曰：“朕以菲德，绍承祖宗丕业，十有七年矣。图治虽勤，化理未洽。深惟先帝付托，今忽遘疾弥留，迨弗能兴。夫死生常理，古今人所不免。惟在继统得人，宗社生民有赖。吾虽弃世，亦复奚憾焉！”（《武宗实录》卷一九七）看这段文字，明武宗并非认识不到自己的一生都做了什么。

面对历史，我们不免浩叹：历朝历代皇帝都知道如何做才对，甚至口中嘉言无数，结果做得连武宗也不如，不是亡国破家，就是民怨沸腾。何以如此？治史的人常从外部环境和内在体制入手全面分析，譬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谈到李自成进京后的种种享乐行为，从顺军身上寻找了一些深刻原因。但我们对一个又一个王朝从兴起、荣盛转而衰败的过程仍然抱有兴趣，因为很多道理从古代一直讲到今天，不仅仅我们耳熟能详，古人，或不太古的人们，比我们知道的并不少。明武宗朱厚照说：“朕恭承天命，嗣守祖宗成业，夙夜孜孜，勉图治理，乃者乾清宫灾，朕心惊惶，莫知攸措！”其实，这位皇帝自上任以后只知玩乐，乾清宫一场火灾别人焦心得不得了，他却毫不在乎，看着冲天的火光对左右说：“是好一棚大烟火也！”这是庚辰日的事，到了壬午日又“上服浅淡色服，御奉天门视朝”，降诏自责，说自己勤勉理国，不意发生事故云云。（据《明史考证》）此足可见，朱厚照胡折腾，原因并不是他不懂为君之道，而在于他所处的内外环境可以使嘉言美行相互分离。

好在明武宗这样的皇帝没人把他视为仁君，不管说什么光彩照人的话，最终也不会换得生前身后名。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聪慧的朱厚照君不像君，帝不像帝？古代的明君、仁君也处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环境中，譬如李世民，听到的颂扬声比明武宗多吧？戎马生涯多年，性格暴烈程度比明武宗大吧？他却建立了丰功伟绩，原因何在？

专制制度之下的好皇帝多有一个十分了得的功夫──自我束缚。李世民曾对侍臣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资治通鉴》）在那个时代，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不自束谁也没法。李世民对提意见的魏徵曾咬牙切齿，要杀掉他，但最终老魏活得挺不错，主要还是李世民能够反省、自束。提到这点，有人以为这是长孙皇后的劝慰之功。其实，那只是表面的原因。如果李世民本人觉得老魏碍手碍脚，非置他于死地不可，长孙皇后就是言辞再恳切，能起什么作用？千万不要把坏事往女人身上推，也不要把好事往女人身上推，那样会模糊真正的关键处，空留话柄于后人。相反，武宗能不上朝便不上朝，能与大臣疏远便疏远，围在左右的就是刘瑾等几个太监。太监，不过是仆人，主子是皇帝。武宗手下的太监有那么大的权力，还不是武宗给的？据说刘瑾奏事总是选择武宗玩兴正浓的时候，武宗嫌麻烦，就什么事都让他处理。有武宗的放弃职责在先，才有刘瑾专权于后，至于武宗何以能如此，不自束是重要的因素，为什么不自我监督？因为他是皇帝，放任自流任何人也没法子。大臣弹劾这弹劾那都成，你总不敢弹劾皇帝吧？你要敢想到这一层，真活得不耐烦了！

君主成为好君主，自我约束是很重要的一点。尤其在专制的时代，整个国家是他私人的，没有一种力量可以约束他，他想做什么便能做什么。这种自我约束是绝对的靠自我控制，完全靠自觉，与现代讲的约束略微不同。现代有外界的监督力量，哪怕那种力量很弱，它也会迫使一个人约束自己，否则人们就可以舍弃他。而在专制时代只有皇帝舍弃臣民，人们却无法选择皇帝，龙椅上的帝王是好是坏，只有听天由命了。因此可以说，新时代的外界力量若与古代的自束结合起来，作用会更大，好官会更多。自我约束是产生好官的内在条件，外界监督则是产生好官的外在条件。自律的前提和结果是“成为好官”；他律的前提是任何人都不是圣贤，都需要监督，结果是“没有坏官”。

可惜，有些人只看一个人的嘉言美语，根本不想绕到这些饰物的身后一看究竟，结果真实的行为让花里胡哨的话语遮盖了，到最后，好做法都归帝王自己，一切乱七八糟的事都赖女人和臣子，夏朝商朝都坏在女人手里，宋高宗杀岳飞是秦桧搞的鬼，晚清与外国人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是李鸿章无骨头做卖国贼。坐在皇椅上遥控臣子行为的皇帝们则非但不受唾骂，反而受人赞美。于是一代又一代帝王，说着同样的大话空话，臣民们也使用着大同小异的谄媚词。明武宗把明朝搞得那样乌烟瘴气，赞颂他的人也不少，说到了他的时代经济才发展了，云云。有一点倒是真的：明武宗不太爱讲套话。

必然产生杨广

提到隋炀帝杨广的时候，人们往往不能忘记他取得太子地位所用的手段。他本来不是隋文帝的太子，太子是其兄长杨勇。这个杨勇生活奢侈，喜好声色，他的老子渐渐对他失去了好感。趁此时机，杨广就揣摩父亲隋文帝的心理，投其所好。隋文帝喜欢俭朴、宽仁，杨广就在生活上提倡节俭，不好声色，故意在王府中安排了几个又老又丑的妇人，穿着粗布衣服，左右侍候。他又故意将乐器的弦弄断，使乐器上布满了灰尘，摆放在显眼的位置。这一切当然都被老皇帝看在眼里，心里喜滋滋的，感到这个儿子不赖。有一次，杨广外出狩猎，正逢大雨。侍卫给他送来雨衣，他却说：“兵士们都在大雨中淋着，我一人岂能穿上独自避雨呢？”文帝听说这件事以后，更加喜爱杨广。杨广又在文帝面前中伤杨勇，诬陷杨勇在文帝生病期间，竟然盼望父皇快死。文帝听后肺都气炸了，不仅逮捕了杨勇，公元600年还把杨勇废为庶人，改立杨广为太子。于是，有研究者说，杨广其实是篡了太子位。后来杨广弑父杀兄，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可以说，杨广的人生路从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们至今仍能感受到这位皇帝留存于世的一切。最为人们注意的是，做了皇帝以后，杨广一改原来朴素简约的作风，不仅奢靡侈费，崇尚浮华，而且特别贪恋声色。

其实历史上的皇帝，手上沾了别人血的，决不仅仅一个杨广。就一个王朝的第一代皇帝而言，刀尖上的血多是异姓的，等到第二代，为那把宝座，兄弟之间不仅明争暗斗，用足计谋，而且动过心眼之后动刀枪，谁厉害谁就成为皇帝。杨广之前秦二世已经为皇位杀了亲兄亲弟，之后的李世民也是手足相残才履践帝位的。在封建的专制社会，杨广的举动虽为君子所不齿，却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龙椅就一把，老皇帝的儿子却有几个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竞争厉害得很，肯定会有人使绊子、做手脚。趋利避害，人之常情。古时许由逃名，人品高洁只是因素之一，从社会原因讲，那时人君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与惬意、舒适相隔太远，没有后来封建君主大权得握、高高在上的感觉。古书讲，大禹新婚三四天，便出发治水。孟子说，“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史记》记述是“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确切数字我们且不去管他，总之很艰苦。禹是治水的最高领导人，但他与下民一起同洪水搏斗，操劳到形容憔悴，大腿上没剩下多少肉，小腿上的汗毛都磨光了。禹的这种圣君形象，虽然为后世所赞扬，不少封建君主也以他为榜样，但多是局限于口头上，真正身体力行的人却相当少。因此，历史上的圣君贤主为数极少，不过尧、舜、禹、唐太宗几个人，昏庸残暴的帝王倒不少。无他，制度使帝王变得如此。历史上除去那些回天乏力的乱世君主，哪个不想做有道明君？就是那些出了名的明君，我们把他们的前期所作所为与后期的举动加以比较，往往也能发现其中的“恶”掺杂着暴君的成分。所有这一切都是制度使然。

古代的制度，君主只能出自一家，唐朝姓李，宋朝姓赵，明朝姓朱。异姓如果觊觎皇位属于大逆不道，所以不管武则天多么本领超群，最后还是还政于李家，去世后乖乖的与高宗李治同葬乾陵。那时皇帝真正“视国如家”，或者说“视家如国”，他们怎样折腾这个国家，自己成为怎样的帝王，全凭他们自己的爱好，别人奈何不得。老百姓见他们治理国家还像那么一回事的时候，就山呼万岁；实在活不下去了，就揭竿而起进而改朝换代。即使如此，改朝的前期也相当不太平，从上到下都在旧王朝生活惯了，便想方设法恢复过去的一切。比如清朝初建的时候，以身殉明的人不仅有大臣还有普通百姓；清朝灭亡后，所谓的“遗老遗少”中又何尝只是身居高位的人？什么叫“环境”“氛围”？这就是！

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出几个杨广，实在不是奇怪的事。历史上，比杨广还不如的君主不是也有吗？杨广的作为，并不单纯是一种个人行为，也不能仅仅归咎于他的道德品质。专制制度与暴虐是连在一起的，前者为根本，后者是枝叶，专制制度不改变，不仅会有杨广，还会有张广、王广、某某广。以后清朝虽然秘密立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预立太子容易激化诸皇子之间，甚至太子与父皇之间的矛盾之类的问题，缓解了废除宰相制后皇权独揽的困境，但宫闱内幕仍然不断，接班人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