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乎？天灾乎？

人生天地间，经受某些天灾，虽然可怖、可怜复又可叹，但毕竟也不是难以理解。人定胜天云云，只能在一些小领域实现，直到今天，人类对大自然也并不十分了解。倘若以小成绩为满足，进而以为自己高大得无以复加，实际是妄自尊大，是变态。

复杂的大自然，常使我们这片土地发生可怕的天灾。据记载，从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大水灾就发生了1029次，几乎每两年就有一次。同样可怕的是，天灾往往与人祸相连，天灾肆虐程度因人祸而加重。1160—1189年的宋代，水灾有19起、旱灾19起、其他灾害23起。人祸方面则有4起内乱、83起外患、其他8起；1360—1369年的元代，有水灾6起、旱灾11起、其他方面13起。人祸有内乱2起、外患24起、其他5起。1618—1657年的明代，水灾有24起、旱灾21起、其他方面26起。人祸则有内乱31起，外患33起、其他4起。（《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天灾多见于水、旱两灾，人祸则以战争、民变为重，契机则往往是失误的政策。可见天灾与人祸同时啮咬着这片土地及土地上的民众。

《汉书·武帝纪》：建元三年（前138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平原，就是平原郡，在今山东省。茂陵，在长安西北。灾难突起，汉武帝不是毫无作为，最少那个赏赐迁往茂陵居住的每户“20万钱，田2顷”的行为，对解饥民于倒悬还是有一点作用的。然而，不可能所有的灾民都迁往茂陵，他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史书很少记载。茂陵是他的陵寝，他究竟有多大成分是为灾民考虑呢？恐怕只有上苍知道。元鼎三年（前115年），汉武帝建成了两座瑰丽的宫殿——甘泉通天台和长安飞廉馆。到了6月，甘泉宫中生出一颗九茎连叶的芝草，汉武帝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认为这是上帝赐给自己的祥瑞，赶紧颁诏大赦天下，还十分得意地写了一首《芝房之歌》。然而，三个月之后，泛滥的黄河水，袭击了天子脚下的三辅（相当于今日陕西省中部地区），百姓十之二三被淹。第二年，黄河又在山东泛滥，关东十余个郡国暴发大饥荒，人相食。此类惨祸，直到西汉末期，还在发生。

秦皇汉武，常被人赞颂，夸耀那个时候如何强大，如何繁荣。其实，能不能给百姓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能不能使百姓免于恐惧，才是硬指标。汉献帝兴平四年（194年），三辅地区自4月起便滴雨未下，干渴的黄土地裂开无数道缝隙。到了7月，一斛谷的价格高至50万钱，豆麦一斛价至20万钱。白骨堆积，人相啖食。军阀并未因天灾而停止厮杀。以残忍和无能名扬天下的军阀李傕攻城陷邑，劫杀无辜灾民。人民数十万户遭此浩劫，两年之中人相食殆尽。一些饥民结成团伙，专门劫掠老弱病残者，伤其命，食其肉，饮其血，被称之为“啖人贼”。魏晋南北朝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战乱、大分裂的非常时期，自然灾难的发生也十分频繁，人相食的惨况经常出现。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2年），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发生蝗灾，横冲直撞的蝗虫吃光了庄稼，吃光了草木，最后连牛马皮毛都吃。蝗灾之后大饥饿连同大瘟疫一起爆发，病死、饿死的老百姓不计其数，尸体遍野，腐臭冲天，人多相食。这里，天灾与人祸纠缠在一起，居心叵测的人借天灾以售人祸，比如有的士兵杀了许多人，人祸反过来又加重了天灾。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皇帝中受到颂扬最多的一个，“贞观之治”犹如招牌，与这位皇帝一起同受到膜拜。然而，就在贞观十二年（638年），吴、楚、巴、蜀二十六个州大旱，直到第二年五月一直没有下雨，旱情严重，赤地千里。后来终于导致大饥荒。饥饿的人们又一次被逼得兽性发作，人皆相食。政府如何救灾，语焉不详。还有以繁荣闻名的宋朝，在嘉定二年（1209年）春天发生的那场大饥荒中，无数百姓饥饿而死。那场饥荒，使两淮、荆襄和建康等地的米价达到令人惊异的高度，一斗米价高至数千钱，建康城里饿死者日达八九十人。潮水一般的灾民在哀哀号叫中涌向四面八方，寻找一切可以填满肚子的东西。路边的野草被吃尽了，山野间的蓬蒿被吃光了，树皮树叶更是被吃得一干二净。于是眼睛发红的灾民，不顾一切地扑向那些简陋的新坟，扒开黄土，掀翻棺木，争抢还未烂尽的骨殖。而与此同时，则是活人与活人相互扼杀，胜利的一方狂暴地吞噬着对方的骨与皮。

一方面是繁荣富庶，鲜花似锦，饫甘餍肥，亭台楼榭；一方面是饥民遍地，草木凋零，人互相食，累累白骨。究竟哪一个更真实？宋代的庄绰有笔记《鸡肋编》，其中云：“自靖康丙午岁（1126年），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庾词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盛世”也好，繁荣也罢，其国平民的基本权利和生存条件须得到保障，并且应该胜于同时期的他国。此情此景，无论如何，人们也不会把它与安康、富庶联系起来。然而我们不得不相信的是，一连串的数字提示人们，“贞观之治”是安定的，宋代是繁荣的。倘若不是数字造假，就是那个社会发展太不平衡了。封建时代，所谓繁荣，对一般平民百姓而言到底有多繁荣，我们后人只能猜测了。当然，庄绰所指是战争所笼罩的岁月，是十个手指中一个，况且政府也有专门的救助机构。但这正好证明，所谓繁荣，仅仅局限于社会某一方面是蹩脚的，是难以经受风雨的，会为人祸的横行创造机会——人祸往往喜欢与天灾结伴而行。

从明季到清初，中国历史上的天灾人祸依然层出不穷，黑暗和罪恶如破土的幼芽，滋生蔓延。明代后期，政治空前腐败，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张献忠、李自成之类便揭竿而起。关外满族势力迅速壮大，很快挥戈入关。从明朝万历到清朝顺治、康熙间的八九十年中天灾人祸猖獗，遍及全国。清初顺治四年（1647年）春，福州一带淫雨连绵，平地水深丈余，民房倒塌，田园绝粒，无数百姓被洪水卷走。福州城里的百姓饥肠辘辘，可吃的都吃光了。饥民倒毙于地者，被其他饥民一拥而上，切割着，撕扯着，片时肉尽，只剩一具破烂的骨殖任人践踏。更有父自食其子，妻割其夫者。清朝巡按将逃进城内的农民俱诬陷为贼，施以酷刑。不等“盗贼”咽下最后一口气，饥民已经操刀执刃，尽割其肉。类似的惨状在有清一代比比皆是，即使在“乾嘉盛世”也并不罕见。

人们往往认为社会动乱是一种孤立的行为，充其量是某一件事造成的，其实远不止于此。它与政治、经济紧密相连。自然灾变奠定了社会动乱的自然基础，然后自然灾害便和社会动乱交替出现。历史上所谓的“盛世”，不仅时间极短，而且是“乱世”照射的结果。就如一个饥肠辘辘的人，但凡见到一点吃的，就以为是美味。中国的平民百姓在“乱世”苟活的时间太久了，一旦过上相对稳定的日子，就以为进入了“盛世”。因此，世人不仅要重视天灾，更要重视天灾后面的政治经济文化，重视悠长的“乱世”给中国留下的阴影，有意识克服容易满足的心理，研究解决更深刻的问题。

人祸往往始于天灾，天灾处理不当时，又反过来加重天灾。人祸天灾互相倚靠，考验着一个政权的能力。

胡服对汉服的一次胜利

汉服、胡服相互影响、融合，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和北魏孝文帝改革。此番服装改革，粗看起来似乎仅仅是穿什么式样的衣服的问题，其实际意义则远远超出这个范围。这些改革，不仅与政治相关，更与“球藉”相连，也就是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

春秋战国时期，在思想方面禁忌很少，今日的人们常发思古之幽情。确实如此。春秋战国以后，思想界有多少创新呢？没有多少，人们几乎用全部精力阐释那时的思想——一句话，先贤营造的思想厚土后人挥汗如雨去挖，也没有挖出多少。但我们侧过身，向古人的生存环境张望一下，也会手心冒出冷汗。春秋初期，诸侯国尚有百余个，经过多年的争霸战争，到春秋末年，只剩下晋、楚、齐、秦、越五个大国和鲁、宋、郑、卫等几个待亡的小国。战国以后，晋国分裂成赵、韩、魏三国，再加上秦、楚、齐、燕四国，成为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七个国家。“战国”之名就因这七大国不断进行征伐攻战而来。随着中小诸侯国大量被兼并，各大国在战国后期，进行了互相吞并的激烈战争。刘向曰：“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仿效，后王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乱象、惨象大体如此。仅以战国后期秦国进行的吞并六国战争而论，死亡人数之巨，颇使人震惊。周谷城先生的《中国通史》采录了斩首数字。

惠文君……七年（前331年），公子昂与魏战，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

七年（公元前318年。惠文王十四年，复改为元年，故此处的七年，与上面的七年不是同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虏其将申差（韩将），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

十一年（前314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败韩岸门，斩首万。

十三年（前312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

武王……三年（前308年），使甘茂、庶长封伐宜阳。四年（前307年）拔宜阳，斩首六万。

昭襄王……六年（前301年），庶长奂伐楚，斩首二万。

十四年（前293年），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

三十二年（前275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鸢，斩首四万。

三十三年（前274年），客卿胡伤攻魏卷、蔡阳、长社，取之。击芒卬、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

四十三年（前264年），武安君白起攻韩，拔九城，斩首五万。

四十七年（前260年），秦攻韩上党，上党降赵。秦因攻赵，赵发兵击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万尽杀之。

五十年（前257年），……攻晋军，斩首六千，晋楚（“集解”称徐广曰：楚一作走。“正义”按，此时无楚军，走字是也），流死河二万人。

五十一年（前256年），将军摎攻韩，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攻赵，取二十余县，首虏九万。西周君背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兵出伊阙攻秦，令秦毋得通阳城。于是秦使将军摎攻西周；西周君走来自归，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口三万。秦王受献，归其君于周。

五十二年（前255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

自公子昂与魏战，到周之初亡，秦所屠杀或掳去的六国民众，竟达一百三十九万八千人。

那个时候，各国的总人口虽无准确数字可供我们采用，但把各种因素都考虑在内，估计秦初的人口也就是两千多万。据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统计，从前481年至前221年的260年间，发生战争、变乱的年份有217年，占了全部年份的84%，没有战乱记载的年份仅有43年，占16%。战乱发生频率如此之高，被吞并的危险如此之大，任何一位执政者都不得不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浓厚的改革意识。在赵武灵王之前，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都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此外，齐国、韩国、燕国等国的变法也是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

战国时期涌起的改革大潮，是环境推动的，因此改革的实际功能在那个时期得到了无以复加的重视，不是为做姿态，也不必要做姿态。不改革就没有生路，在战国时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今日还好好的一个国家，过几个月就可能已沦入别人之手。在这个大背景下，赵武灵王在他的国家掀起改革风暴，实在没有什么新奇的，相反，如果他不改革，得过且过，倒是不太正常。

然而，赵武灵王的改革的确有与众不同之处。改革，粗略而言，就是改掉不合理的地方，使社会更加雄伟强大。赵武灵王的改革，也没有溢出这个轨迹，倘若要说不一样，也决不在此处。他的不一样，在于实事求是，摒弃妄自尊大。单凭服制“全盘胡化”这一点，就足以使别的改革者相形见绌。所有的改革，就其实质而言，都是为了国柄的稳固和国运的长久，但也存在遭人误解的危险。首先是参照系的选择，其次是改革的力度。赵武灵王是赵国的第六代君主，他继位时，赵国只能算二三等国家，国势比较弱，经常受到强国的欺侮，曾被齐国、秦国打败，不得不割地与秦国求和。我们可以推断，赵国求强求富心情之迫切，可能比别的国家更甚一层。但赵武灵王可圈可点之处不在于此，而在于他勇敢无畏地选择了“夷狄”作为学习的对象，以少数民族之长补己之短。一般而论，“夷狄”向中原学习，中原会很高兴，因为这正显示了中原文化的伟大，也是把先进文化发扬光大的好机会。文明如水，就其大势而言，水总是由高处流向低处。问题的难点在于，有些中原人，持万古不变的观点，一味强调自己的优长之处，把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进行比较，然后觉得人皆不如我，然后悠哉乐哉，陶醉其中。优越感使他们自高自大、闭目塞听。其实，文明大势千变万化，哪有万古不变之理？哪一个民族兴旺，谁的经济力量强大，谁就是老大。民族兴则文化兴，民族亡则文化亡。这正如时下英语的命运。现在，英语几乎成为世界通用语言，我们的学生说起汉语来如小儿咿呀学语，人们不着急，大街小巷补习英语的这种班那种班却多如牛毛。其实，直到二战结束初期，许多国际组织、国际场合还是以法语为主，英语并不显赫。就因为近代以来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两个国家刚好是英语国家，英语便成了语言队列的排头兵。服装亦如是，如果一个国家实力比你强大，文化也就处于强势，服装就会大范围扩张，反过来便销声匿迹。

什么是胡服骑射之“胡”？其实就是北方草原地区各民族，古代人对居住在那些地区的民众泛称为“胡”。《汉书》载：“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辞海》载：匈奴称为胡或北胡。乌桓、鲜卑等在匈奴之东，故称东胡，西域各族在匈奴之西，故泛称西胡。与少数民族比较起来，当时中原地区文明相对发达，有点“牛气”。居发达地区而向不发达的胡人学习，赵武灵王面对的阻力可想而知。华夏文明，博大是博大，精深也不是虚言，但喜欢把事情与伦理主义挂起钩来，什么都牵扯到政治。而赵武灵王的改穿胡服，恰是强调服装的功能性，淡化其伦理色彩。争疆夺土的战争本身，关注的是服饰与骑射的彼此适应问题，而根本不是那些“牵强附会”的道德伦理。世事艰难之一，不仅在于莫衷一是，同时在于是非混杂，在于似是而非，在于似非而是。有无上威权的赵武灵王，在胡服的是是非非面前，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

所谓“胡服”，即短衣齐膝、窄袖、左衽（左边开襟）和紧身窄袖，下着裤装的衣装，与当时中原地区流行的长袍大袖式汉装有较大差异。所谓胡服骑射，就是将当时华夏人习惯穿的服装改成处于游牧阶段的少数民族的服装，将华夏人打仗依靠车战和甲兵的方法改为骑射作战。地处北方的赵国，常常被北部的游牧民族打击，赵武灵王与众人一起分析了赵国四面受敌的不利形势，表示要仿照胡人的风俗，把服装改为胡服。这是大事，涉及到改革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赵武灵王担心改变周公、孔子传下来的衣冠礼仪之俗将受到谴责。他对大臣肥义坦露心迹：“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果然，他的叔父公子成铿锵有力地讲了一番道理：“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简单理解这些教诲，无非是说：中国是文明人所居之所，万物汇集之地，圣贤推行教化之处，习用的是诗书礼乐，技术发达，是蛮夷倾心学习的榜样。现在君主舍弃这些而穿胡服，改变古圣贤的教导，更改古时的规矩，违背百姓意愿，伤害学者，背离中国传统，所以希望君主慎重考虑这件事。这番话，政治色彩极强，任何时代都是杀伤力很大的观点，也是造就人们求稳妥求平安心理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很少有人敢于明确说丢掉传统，眺望未来。你看历史上敢于明目张胆提倡外族服饰的人，除了赵武灵王，举不出几个例子来。胡服对汉服的全面胜利，也只有赵武灵王时代。实际说来，赵武灵王宣扬“全盘胡化”，还不是为了政权长运久安？

赵武灵王毕竟是改革家，公子成的观点对他而言并不陌生。他指出，“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然后清楚地分析外部形势，指出彻底改革的必要性。他说：“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故寡人无舟楫之用，夹水居之民，将何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今骑射之备，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史记·赵世家》）除公子成外，坚决反对的大臣还有不少，武灵王就又威又怒地说：“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后来终于成功易服。实行胡服的第二年起，赵武灵王领兵四处征战，到处打胜仗。他西攻林胡，林胡王不得不献马求和。前296年，灭掉了中山国。赵国的成功，在列国间产生轰动效应，产生模仿行为。王国维指出：“战国之季，他国已有效其服者。”

公平而论，阻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人，未必就是改革的反对者。他们所反对的，是赵武灵王激进的改革方式，害怕那种不顾传统的改革会给社会带来伤害。否则，公子成也不会为赵武灵王的言辞所打动。然而，这些人与现实的隔膜，对既得利益的看重，也于此可见。其实只要睁眼看看紧迫的现实，哪里还有反对赵武灵王的闲心？过分看重既得利益，有时与戕害改革区别不大。赵武灵王最后饿死宫中，与改革丝毫无涉，是选择接班人不当惹下的大祸。

我觉得，赵武灵王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浓厚的改革意识，而在于他的改革敢于触碰中原文化那根敏感的神经。自孔子以来，华夷之辨的重要辨识点之一就是服饰问题，服装与中原人的正统观念相连，甚至与政治意图缠绕在一起，以汉化胡，不少人会不由自主拍巴掌；以胡化汉，人们就会认为不怀好意，是灭自己志气长他人威风，是可忍孰不可忍了。赵武灵王则完全抛开了这一点，凭借威权，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现在有人认为，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与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是同一种性质，实为大谬。

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恐怕两个方面不能不提。一是汉文化确实比较先进，二是出于取得正统地位的目的。在拓跋氏入主中原以前，男女婚姻关系比较混乱。父子、兄弟共妻，兄弟姐妹为婚。为了改造拓跋氏鲜卑旧习，冯太后推行汉化政策。孝文帝执政后，实行了更为彻底的民族改革，禁同姓婚事，禁止使用鲜卑语言、服装等，提倡与汉族大姓联姻，讲汉语，着汉服等，汉化改革成效卓著。

另外，南北朝时，对峙的南北双方都自称中国，而将对方视为夷狄。孝文帝曾召开会议，认为北魏是西晋合法的继承者。着汉服是一种标志，服饰的汉化具有高远的政治意义。北魏制定冠服经历的时间很漫长，用了113年。冠服制度的建立，既是改革的成果，也是人们追随先进文化的证明。然而，就其勇气来讲，孝文帝不如赵武灵王，就其耐心和长于谋划来讲，二人都可谓是挺立潮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