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补偿假说会突出对抗关系。补偿假说更接近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根据这种解释，全球化需要一个经济体提供更多的公共开支，来加强自身的开放型经济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政府必须提供公共资金保证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因此必须在教育、文化、卫生、研发问题上不遗余力。政府还必须增加一些额外的社会支出，保护人民免受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就包括，保护社会免受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外部冲击35。总之，一个经济体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越深，政府权力相对越大，市场权力相对越小。

政府代表的不仅是这个社会的体系，也代表着法律法规，中央政府以及相关机构确保政府正常运作。我们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国家形态，管理集中化程度和决策程序各不相同。中央政府的地位越来越弱。因为当局在地方的权力正在减弱，或者更确切地说，地方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大。这种现象在联邦制国家中非常突出，这些国家的各州各省都拥有很高的自治权。在非联邦制的整体结构国家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些国家出于实际的原因划分出两个、三个或更多（不是很多见）行政级别。比如，波兰的行省、县、乡和城邦，或法国的大区、省、区、选区、市镇。

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中，进一步巩固地方政府的地位，同时中央政府放弃更多权力，是客观趋势，这与让权力更接近人民的政策也是相符的。某些行政决策和公共支出趋于节俭，正是支撑上述结论的有利论据。当然了，虽然大趋势如此，但并不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无条件地自动顺势发展。在履行各种各样的经济和社会职责时，各个行政级别之间会出现互相推诿的现象，使公共资金无法得到合理的再分配。我们经常在渴望实现民主的国家中看到这种问题，不仅如此，高度发达的国家在遇到困难时，也会出现这种状况。

有时，中央政府想将一些任务移交给地方政府，例如小学教育，但是中央政府又不想将用于小学教育的全部资金移交给地方政府。如果在这种前提下，任务成功移交，地方通过其他途径获取了必要的开销资金，中央政府将原本用于小学教育的资金挪作他用，比如用这笔钱扩大政府官僚机构，也就是说政府规模因此“变大”了：公共开支总数比分权之前更高。

有时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在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移交权力时，地方政府施展一些游说技巧，就能从中央政府那里挤出更多的专项资金。由于财政预算的计算方法并不完善，有时通过特殊的计算方法，就能轻松得到自己想要的数字。如果将消防任务移交下级政府，经过商谈，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地方政府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了比之前更高的消防预算。也就是说，在进行行政改革分散权力的过程中，公共支出不降反升。政府的原意是“缩小”，结果还是“变大”了。

对于国家的公共财政体系而言，不管是从经济效益出发还是从总体效益出发，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财政分配方案。在巴西、墨西哥等联邦制国家中，权力分散带来了很多难题，即便是积累了多年经验具备良好机制的美国也不例外。非联邦制国家中的收支管理问题也很常见。即便存在诸多问题，但结论还是很明确的：权力下放，让地方政府茁壮成长，对经济发展和满足社会需求更有帮助。当然，这也需要合理的制度和政治文化加以支撑才行，这就是为什么适用于英国的模式放到尼日利亚不仅不能正常运作还可能带来负面后果；巴布亚新几内亚虽然佩服澳大利亚的行政效率，但是自己却无法效仿。地方治理与政府分权也是需要花费时间去学习，才能顺利展开的。

为了加强地方当局的决策地位，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将来会继续受限。在此过程中，公共财政权力下放的复杂问题是一定要面对的。将来，地方政府负责分配的公共资金会越来越多，中央政府则会越来越少。随着资金和权限的转移，公共责任、法律、道德、政治方面的责任也会转移到地方政府身上。如果我们把政府定义为中央集权的结构，代表着覆盖全国的权威和制度，那么政府地位将来会逐渐弱化。实际上，中央政府的决策权利已经开始弱化，很多与经济相关的政策决定，都是地方政府直接做出的。

如今的地方分权，使得市场和政府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市场是一个整体，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这个整体的市场是由很多地方性的细分市场组成的。中央政府只有一个，但是下面分成了很多担负各自职责的自治政府。简而言之，有些不满无须上报部长，只要让自治政府的领导听到就行了，支持创业的法案不用提交议会讨论，应该交由地方的市政委员会处理。虽然，一个国家内所有本地市场的交易都要使用统一的本国货币，但是几点开市几点关门无须统一，可以由各地政府自行决定。将来，底层政府负责处理的事务会越来越多，中央政府只需要关注一些基本的议题，掌握大局，适当引导国内的经济活动。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如果我们站在一定的高度看待现在的问题，就会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全球化已经对政府的地位和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些人认为，如果没有政府，全球化就无法推进，与此同时，全球化又无法和政府共存。这又是一个悖论吗？

当代自由放任主义的起起伏伏，给世界带来了一个很大的疑问：新自由主义已经给自己抹了一鼻子灰，接下来会怎样呢？新自由主义兴起于20 世纪80、90年代，在喧嚣之中取得了一些短期的成功。之后就从圣坛坠落到地面，导致2010年前后世界经济陷入危机。这次危机不仅波及的范围大，还会对未来造成很大影响。这次的危机覆盖了五个领域：

（1）由非理性的超额借贷引发的危机始于金融领域。美国的大部分债务，是过度消费和地产投资引发的；欧盟的债务，主要是政府公共开支带来的，公共财政入不敷出，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

（2）市场上的不安情绪从金融领域，蔓延到生产领域，导致经济活动减少，随之而来的是产量下降，失业率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支出会迅速收缩，资本收缩会对未来带去很多负面影响。

（3）至此，动荡蔓延到社会领域，政府压缩公共服务支出，对社会上的低收入群体影响最大，健康和教育方面带来的问题尤为突出，不平等现象加剧，社会出现分化。

（4）接下来，危机波及了政治领域，虽然政治危机在美国和欧洲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大西洋两岸无疑都受到了影响。顺便说一句，很明显，这次的经济危机也给全球政策带来了考验，在有条件的时候，世界没有为协调经济政策做好制度上的准备，遇到困难时只能束手无策。

（5）危机殃及的第五个领域是知识和文化领域。这是新自由资本主义带来的最重大危机。新自由主义者期望的成熟市场没有实现，反而带来了很多尖锐的问题，关于经济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关于参与经济活动的社会团体的本质，关于全球化的未来和整体文明，所有一切都是以物质为基础的。从根本上来讲，是由经济的增长能力以及满足人类需求的实用价值决定的。

当代的危机引发了动荡。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也陷入了危机，看似完整的价值体系出现了裂缝。很多人的信念完全溃败，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即便克服了前面四个领域的危机，但是真正的危机远没有结束，思想和文化的危机会持续很久，我们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也许我们会进入类似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另一个经典时期，有人可能会提出睿智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而战？我们要去向哪里呢？这些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疑问。全球经济在未来会如何发展，这是重要的问题；区域一体化扩张的方向和方法，这是大局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世界将会走向何方，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上一届美国总统竞选主要是围绕不同价值体系展开的博弈。虽然有些人被“全面自由的经济”蛊惑，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已经明白（也许现在才明白），这是一条死胡同，这些人正在寻找通往更美好未来的其他道路。在诉诸政治和技术官僚讨论之前，要先确定我们选择的道路是建立在进步价值观之上的。之所以说我们还在处理文化价值观危机，是因为很多问题通过操纵利率、税收、汇率是无法解决的。为了让我们的努力发挥更大的效用，必须要依靠特定的价值体系，在这种价值体系的指引下，经济谈判中不允许出现欺诈，选民支持率也不允许作假。

2012 年秋，欧盟废止了2014—2020 年的公共预算协议，如果我们对欧盟大家族的纷争了解得更透彻，就会发现存在争议的不是这几十亿欧元，增长率和公共财政支出的减少也不是问题的关键，价值观的巨大分歧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巨大的分歧不是存在于国与国之间，而是不同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之间，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首脑试图以国家利益为借口，保护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利益集团之间的实质冲突，有时会搅乱国际局势，因此，跨国合作不仅应该是政策涉及的部分，也应该是核心价值观之一。

如果美国、欧洲、中国和其他国家，都确立了未来几年要遵循的价值观，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文明发展到这个阶段，如果全世界的社会没有凝聚力，我们要如何让所有国家团结起来，以避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