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未来的十二大问题”探讨了发展过程中价值观和文化内涵的转变。一些思想开明的进步人士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了价值观要发生深刻变革的观点，另外一些人遇到困难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不能理清现在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很难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人类的价值观正在经历着巨大的考验，价值观的危机会长时间地拖住五大洲发展的后腿。这是意识形态遭遇的重大危机，失败的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影响最大，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在新自由主义没有成功落地生根的地方，人类和社会对其他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政治感到失望时，意识形态也会出现危机。当美国制造的危机席卷全球时，“阿拉伯之春”席卷了北非和中东地区，对曾经坚定无比的价值观发起了挑战。大家依然顺从父母，但是对统治者的态度，今时已不同往日。在新自由主义开始衰退之前，也就是二三十年前，社会主义（有人称之为共产主义）便开始走下坡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衰落了，中国和越南就成功地进行了社会改造，更加注重以市场为导向，避开了衰落的命运，除此之外还有朝鲜和古巴，大家都觉得这两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还有，出于政治动机的经济制裁很难带来预期效果，有时还会带来反效果。很多改革派的古巴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对古巴实施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贸易禁运，就带来了反效果。国际制裁的目标是通过制裁，让古巴废除非民主的政治体制，但是古巴并没有这么做，而且为制度体系的低效和经济政策的失败找到了借口，所有的罪责都推到国际制裁的身上。伊朗的情况也差不多，制裁不但没能实现政府减员，政府打着反抗敌对国家的口号，反而更容易整合社会不同派别。对于令人反感的政治体制，最好通过国内软革命进行改革，外部世界不要强行干预。

这个道理并不是全世界通用的真理，只适用于部分正在经历政治转型，以及正在摆脱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经验表明，政治、文化和经济情况相似的国家，在二三十年内，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就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间，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变化，从社会定性上来讲，中欧和东欧（包括波罗的海地区的三个苏联国家）地区的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的部分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变化。虽然民众对政府的期待始终高于市场经济，但是大家开始渐渐明白，消费水平以及生活水平的高低主要还是看自己会不会精打细算，政府的意愿是好是坏，对个人的生活影响其实没那么大。

如今的企业家是代表正面价值的。对政府施压或开展地下经济的行为已经被大家所唾弃。大部分人都意识到了勤奋、有条理的组织和高效的管理才是值得推崇的，所有非法的运作和交易都是歪风邪道。以前大家常说“帮我安排一下”，觉得这是很正常的行为，不会受到谴责，但是现在要是有人再说这种话，大家会觉得怪怪的，可能有人都不太明白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现在“安排”事的情况已经很少了，大家都通过经营解决问题。遇到问题，不是去拜托身居高位的朋友，不能创造价值的经济如同没有意义的生活而是转向市场寻求出路。以前大家觉得人人有工作、基础商品和服务价格稳定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已经不是了。虽然很难接受，但是现在的社会，失业和物价波动才是理所当然的，更惨的是，虽说物价波动，但是只见上涨几乎从来不见下降。

这些表现是价值体系转型的一方面。还有更糟糕的一面：毫不掩饰的贪婪和对贪婪的赞美、高深莫测的诡计让人觉得过去的时代都是儿戏；在去国有化的过程中私自侵吞公共资产，容忍社会中的排外主义，并非只因自己的能力而变穷的人们也不能团结起来为自己讨公道；而且，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前社会主义“新兴市场”更容易接受这种社会中的丑态。

需要指出的是，思想、观念、喜好和同情心理的综合转变，会引发压力和不满，很多时候，实际结果和预期结果相差很远。引发压力和不满的原因有很多，特别是理想破灭，尤其是对现实的失望，现实情况与当初许诺的未来完全不一样。在以前的政治制度下，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总是拿社会主义的缺陷和资本主义的强项做比较。这样一来，一方面，民众对社会主义现实的反感情绪越来越强，另一方面，人们对近乎完美的资本主义越来越向往。直到曾经的将来变成现在，才发现现实与期望相距甚远。

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考量，未来被勾勒成了一个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形态。政治人物让民众相信对未来的设想是可能实现的，这样一来他们就能达到自己的特殊目的——人们以为这种幻想是可能实现的，这样具体的目标也可以实现——公众对主流价值观的反对被无视了。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历史无法逆转，但以后最好能诚实地向公众呈现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局面，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再被当初的承诺束住手脚。我们应该在现实中进行对比，向更好的地方努力学习，不应该拿现实和理想进行对比，这样不仅无法进步，而且只会让人感受无尽的失望。

当初，社会主义政权在宣传中也使用了相似的手法，拿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与现实中的资本主义进行对比，夸大资本主义的缺陷，贬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如今，资本主义当道，资本主义政权又开始拿理想的资本主义（民众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因此根本不会买账) 与现实的社会主义进行比较，诋毁社会主义制度。个人的感受和价值观各不相同，对个人感受和价值观造成影响的不只是别人灌输的思想，主要是自己的生活经历。时光荏苒，能根据自身经历对比两种价值体系的现实情况和价值观的人越来越少，因此如果你赶上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在谣传遮盖事实的今天，不应该保持沉默。

价值观演变发展的速度如此之快，曾经整个世纪保持不变，如今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甚至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改变了两次。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就是如此，更确切地说，是这些社会的某些部分，这些社会先是对现实的社会主义感到失望，之后又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受害者。但是这些社会并没有被两次沉重的打击压垮，而是将苦难转化成了一种力量。新价值观的失败，一度让社会被失望、沮丧、厌恶新生事物的气氛笼罩。大概20 年前，随着社会变革的发生，中欧和东欧产生了一股乐观主义思潮，很多时候，这种乐观是非理性的，之后又形成了一股悲观主义思潮。在社会主义时期，那些了解其他体制现实情况的人会讽刺性地评论道，资本主义虽然腐败，但是闻起来挺香。如今资本主义已经蓬勃发展，没人再提起这个笑话，因为已经不好笑了。

最糟糕的是，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悲观情绪往往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周期性的悲观情绪是暂时的，拿经济低潮期来说，虽然难熬，但是会过去。一旦经济衰退期结束，产量会再次增长，收入会增加，幸福感会重新回归，悲观情绪越来越少。结构性的悲观情绪更持久，更难以克服，因为人们已经失去了对美好未来的信念，对自己刚刚接受的价值观感到失望。这并不是小问题，因为和悲观主义者共创美好未来会增加任务难度。此外，如果群众情绪悲观，知识分子、政治精英和专业人士全是失败主义者，未来几乎没有任何希望了。

尽管支撑国有经济的潜在意识形态在崩塌，人们对曾经崇拜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非常失望，好在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一发不可收拾。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如果全都放在一起，有点过于简单化了。其中一些国家占主导地位和受人推崇的价值观，肯定是更接近于奥地利或西班牙的标准，而不是苏联的价值观。很多人都在抱怨现实，很多时候，现实确实值得让人抱怨，很多人开始怀念过去没有统一价值观的时代，在民意调查中总是有人表达“希望回到过去”的心声，不过这是典型的周期性悲观情绪。如果是结构性悲观，倘若你提出“你想恢复旧制吗”的问题，很多人会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人愿意恢复旧制，大家宁可在现在的社会抱怨现实，也不愿意恢复旧制。

人类的世代交替，使人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以及对未来的期许发生了改变。所有类型的国家都是如此，对于年轻人居多、人口变动大的社会来说，尤其显著。

波兰人口增长已经停滞，24岁以下人口占30%，20 年来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之所以以24 岁为基准线做了区隔，是因为这些人是在波兰圆桌会议之后出生的。波兰圆桌会议在1989 年初召开，是波兰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也有幸参与其中，坐在了那个注定会被历史铭记的圆桌旁边。半数左右的民众对这件事是没有记忆的，即便知道也只是听说而已。因此，他们的价值观没有背负历史的重担，不管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那些历史事件不过是父辈或祖辈口中的故事。

阿拉伯国家世代交替和价值观变化的过程更快。如今在埃及，大家顶多能回忆起穆巴拉克时代，对于很多人来说，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他在当政。埃及的邻国利比亚也是一样，几乎没有人记得卡扎菲统治之前的时代，和穆巴拉克一样，很多人只记得他的统治。在叙利亚，民众只记得巴沙尔·阿萨德和他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如今，多年来强加在民众身上的价值结构一旦开始崩塌，新的价值体系就会出现，整个过程是非常快速的。问题是，新的价值体系到底是怎样的？是所谓的西方价值观，还是自由主义价值观，抑或是伊斯兰价值观呢？谁会在旧的废墟中脱颖而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