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那些曾经对批评当代放任自由主义有所保留的作家，现在也不再避讳使用“背叛”或“欺骗”这些强烈又鲜明的字眼47。即使说谎、欺骗和偷窃并不是常态也不是系统性的，生存的空间也比新自由资本主义狭窄，目前的规模也已经超出了可容忍的范围。偶发的瑕疵已经演变成了结构性的混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曾经指出，“如果善与恶被混淆，道德就会灭亡，每个人都会任意妄为”48。如果我引用恩格斯的话会惹人不悦，还是补充一句吧，他这句话是从圣师托马斯·阿奎纳那儿照搬来的。如何才能防止未来出现这样的困惑呢？诚实正直的经济学对此能做出什么贡献呢？

这个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都在等待有人给出答案，不只是为了满足大街上哪个人过剩的好奇心，也不是大学教授提出的知识问答题，得到答案是为了创建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并通过这套价值观让现实走向理性。即便答案不是最好的，至少是理性的也好。我们常说，要在失误中学习。如果想要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全体人类都要从错误中学习。因此结论就是，我们要对未来支配经济活动的原则进行再评估，重新定义目标。正如某些人所说，事情不能再这样发展下去了……

那么，事情应该怎样发展呢？我们如何才能追寻到一心向往的价值体系呢？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20多年前的社会主义改造、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失败、持续了好几年的“阿拉伯之春”，都是难得的社会变革，为我们追寻价值观的过程添加了动力和色彩，但是不会就这样结束。未来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会更加复杂，也会涉及新的内容。

我们这里谈论的不是普世价值观，虽然普世价值观也很重要，但是普世价值观的问题还是留给哲学家、伦理学家和理论学家讨论吧。我们主要讨论与经济过程相关的价值观。同时，我们的思想不能受狭隘经济定义的限制。毕竟，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跨学科的思考对未来而言至关重要。因此，注意到多方面的价值观，为我们思考经济价值观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我们绝不能屈服于所谓理智的重商主义，因为这种思想无法帮助我们进步。世界和人生既不是始于经济活动，也不会终于经济活动。经济活动是伴随相应的文化环境存在的，经济价值观很重要，但始终只是整体价值观的一部分。

假设旧的价值观重新回归只是时间问题，我们还会走回原来的老路，这些话没什么意义。世界不会往回走，因为事实很快会为我们证明，重蹈覆辙不能引领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很多历史转折点为文化、体制和政治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我们足够幸运/ 不幸（最好让大家自己选择是幸运还是不幸）才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对于那些将正在发生的一切视作不幸的人而言，这是个绝望和迷茫的时代；对于那些将正在发生的一切视作幸运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探索的时代。

因此，我不认为几年或者十年后，局势稳定了，价值体系就会走向常态化。未来之所以不会这样，是因为价值体系会一直不断发展。即便是西方世界也不可能回到危机前的价值观和标准。当然，西方世界必须改变。他们必须适应未来的世界，而不是梦想着回到过去的世界。全世界都不应该再做这种白日梦，特别是对于自主经济体中的多元文化社会，一定要学会适应。即使我们设法稍微改善了西方的经济形势，支撑我们的乐观情绪也只会是周期性的。我们需要结构性的乐观情绪。

当代的放任自由主义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的潜在危机，给我们带来了艰巨的智力挑战：对于西方经济和政治思想的惨败，还没有出现令人信服的回应。需要重申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已经通过自身的表现告诉大家，市场不能消除不诚实行为，民主也不能阻止愚蠢行为。世界其他地区已经开始探索新的价值观，因为它们的价值体系正在崩塌，即便没有这么严重，至少可以说在发展中出现了裂缝。不只是前社会主义和阿拉伯国家在探索新的价值观，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的很多国家在殖民时期过后兴起的民族主义也走向了衰败，还有最近理想化的“全面自由”思想逐渐淡出的中美和南美地区。我不是要放过国家资本主义，虽然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像反对者希望的那样发展得很糟糕，但也没有像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得那么好，委内瑞拉、阿根廷、俄罗斯、伊朗、越南，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拥护者。

那些非正统的思想，应该能帮上忙。只抓着“经过证实的价值观”和“唯一正确的思想”不放，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去寻找，要展开行动。不管是含糊不清的后资本主义新式乌托邦，还是政府的专家把不同的价值观搅和在一起堆砌成了全球规模的桃花源，不要再拿这些东西迷惑大众了。别忘了，胡乱的混合可能引起爆炸，因此我们应该让能够彼此融合的要素互相结合。我们不能通过新自由主义调和左翼和右翼之间的矛盾，但是我们可以让草根创业与跨国战略规划搭上关系。在文化大熔炉中，我们不能将经济民族主义与全球开放相互融合，但我们可以将社会市场经济和占统治地位的私有制相结合。我们无法调和极端贫困与铺张浪费之间的矛盾，但是我们可以尊重合法的庞大财富积累，接受小范围的社会排外主义。

世界的意识形态正在分离。旧的意识形态就要走到尽头，新的意识形态已经上路。旧的价值观正渐渐被人忘却，新的价值观正在慢慢成长。分离意识形态的机制将那些人们不再相信、无法再信任、不再有价值的意识形态过滤掉。如果腾出的空间没有及时被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积极观念填补，有害的糟糕观念就会乘虚而入。其实不好的观念已经渗透到社会当中去了。经济方面不能出现制度真空，社会方面价值观不能缺失。如果社会不团结，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就会大举进犯。如果当权者没有足够的政治责任感，就会陷入没有约束的无政府状态。如果市场交易缺乏诚信，欺诈行为就会横行。如果缺乏经济智慧，在经济活动中就会做出很多愚蠢的行为。

全世界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开始分离，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已经多得像集市一样繁杂。确实是集市。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我特意没选择“意识形态市场”这个词，因为现在的状态更像集市，人声鼎沸，说的话比卖的货多，议论比交易多。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期望和需求，也有各种各样的提议和现成的方案。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大集市，现在几乎人人都可以在这里发表自己的观点。现代技术，尤其是连接整个世界的虚拟网络，促成了这种局面。争论仍在继续，各种价值观相互交叉，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出现新的成果。“新兴市场”的时代已经结束，如今很多国家都在寻求自主，是时候有新的意识形态出现了。

所有新生的意识形态搅在一起，应运而生的这些思想在这种全球离心机中能够得以混合（这是我上面所列举的全球化现阶段的第六个特点），一方面，不同的价值观体系、价值论的思考、信念和信仰、喜好和愿望，互相冲突、碰撞、排挤和争斗，另一方面，互相穿插、丰富、强化。这是一个真正的大熔炉，儒家和无政府主义者互相争论，社会主义者与自由意志论者展开讨论，伊斯兰教徒会和天主教徒探讨各自教派思想方面的优越性，北京式的国家干预主义支持者与台湾式的干预主义支持者也会各自讲述各自的道理。现在有很多讨论平台，但是真正理解对方的思想并将之系统化，并非易事。

其中一定会溜进一些有趣的东西。“有趣的事情”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所以关心全球化未来和未来经济进步的社会力量必须积极参与到这一历史性的辩论中来。因为这些辩论确实会影响历史。与此同时，我们要时刻警惕，特别是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在危机引发的混乱中，卑劣的意识形态曾经不止一次乘虚而入。1929—1933 年的经济大萧条之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军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纷纷涌现，趁势作乱。

现在也是历史的转折点，但是和当初病态的疯狂时期不大相同，不过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有害的反动思想正在流行，从希腊、法国到荷兰，从芬兰到乌克兰、匈牙利，极端的右翼运动和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果民族保护主义在几个国际影响力较高的大型经济体中，变成了“经济爱国主义”，那麻烦就大了。如果小规模的地方冲突失去控制，危险就会扩散。如果意识形态危机和价值观危机带来了混乱，不得不与无法控制的炮党联合才能在议会占据大多数席位，我们就会麻烦缠身。很多国家的极端右翼政党和排外主义捆绑在一起，通过民主选举取得合法地位，更糟的是，很多时候，他们会用所谓的进步言论影响当权者。

意识形态的形成需要一定时间，虽然一体化的范围日益扩大，但是到什么时候全世界都不可能只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的意识形态会不断改变，不断互相渗透。虽然不会爆发革命，但是会不断进化。从经济角度来看，新的意识形态能够冷静地面对世界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挑战，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有些人可能觉得意识形态不会影响实践活动，其实不然。价值体系的形成很可能对参与全球化、社会市场经济、团结、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和多元文化起到促进作用，因此是值得支持的。怀疑论者认为不可能，理想主义者认为一定如此。现实主义者会说：他们说得都不对，那是我们的向往，也是可以实现的。在这里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我们无法实现完美世界，但是完美世界是我们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