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国外的选举，只有大家都关心选举结果，才能让合适的政党掌权。然而，如今在民主机制内也可以做些小动作，无须顾及大众利益，只需照顾特殊利益集团，大多数人不满意没关系，只要采纳的方案能让少数特权人士满意，就能当选。此外，随着全球化大踏步前进，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对各种问题的话语权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问题要交由世界解决，但是现在的全球事务采取的并不是民主机制，更别提选举了，这一点需要大家注意。私人资本在非民主世界获得的自由度比民主国家更高，这也算是非民主世界的一个优势。

我们来看看这里出了什么问题。世界上没有会思维的机器，因此也就不存在真正的智能电脑，没有全民选举，民主也只能算是个修饰词。我们谈论的不是用所谓的“人民的呼声”引导全球化的经济连接，而是寻找一个方法为全人类谋福利。世界实现真正的民主化应该会对实现这个目的有所帮助。

通过各国官方达成协议建立的国际组织，可以说实现了部分民主。因此，世界贸易组织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加民主，联合国比世界银行的民主程度更高。

当然，很多民主价值观和民主程序在国际和全球性的非政府组织中占有一定地位。然而，在如今的全球秩序中，民主只是一种外衣，这种几乎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民主，仅仅是全球秩序或是真正的民主的一种没用的缓解剂，治标不治本。我们应该根据现状得出两方面的重要结论：如何评价现状，更重要的是，机构改革的正确方向在哪儿。

首先，由于全球化，民主国家的地位在下降，这个现象对于大多数政治和经济界颇具影响力的领袖们来说，其实是件好事。无论从绝对意义还是相对意义上来讲，他们的地位都会因此提高，他们可以继续无条件地在口头上支持民主，赞扬民主在人权和媒体自由方面的贡献。确实，这种言论在政治层面来讲是完全正确的。口头上支持民主更像是一种普遍通用的社交礼仪，而不是传达自己诚实的态度及行为。如今，金融取代了冷战和战争时期军事和工业的特殊地位，相关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为金融领袖附加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眼前有一个大难题，既想要保留现在的军队，因为保留军队虽然存在风险但是也有一定的好处，还要调控全球金融市场，让全球的金融市场处于统一的监管之下。如今，制度化改革的过程只完成了一小部分，比如欧盟的金融市场，欧盟推进的过程正好向我们展示了全球推行制度化改革会遇到多么大的阻力。为了实现目标，我们还需要做出更多努力。

其次，考虑到政治和经济界领导者抱持的价值观，可以说这些实际决策者对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并不感兴趣。客观地说，因为民主会影响他们的议程，他们之前可以不用顾忌外部效应，不用考虑公众利益，实现全球化监管以后，就要对他们强行施加一些标准和约束。目前，建立全球民主秩序的最大障碍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或恐怖分子，也不是民粹主义者或反全球化分子（话虽如此，我们也不能放松对这些人的警惕），那些所谓的掌权人物才是最大的障碍，他们认为是自己在“统治世界”49。

“统治”是一个很夸张的词汇，因为无论是通过民主还是专制手段，或者从虚掩的门背后刚刚露头的其他方式，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能被统治的。不过，一些人确实可以影响事件的发生以及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并强化全球制度，使之有条不紊地扩张，指导全人类共有的世界向前发展。似乎人人都想克服现在的窘境，但在现实中，一些让世界陷入纷争，以及梦想统治世界的人，一直存在。

最重要以及我们最感兴趣的，仍然是未来的全球民主化进程，是会促进还是阻碍经济发展。不只是各个国家，在一体化的世界中，法律和秩序也能够显著提高经济发展。这是政治领袖、进步思想家，尤其是法律专家常挂在嘴边的大道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国际政策就会发现，很多纠纷甚至战争都是想要将自己的法律标准强加给对方引发的。全球性的法律只会对那些极力要求接受全球性法律的国家有利。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一套完美的价值体系，同样，世界上也不可能存在一套“唯一正确”的法律法规。

如果未来是一个法制的、有秩序的世界，那么什么样的或哪个国家的法律应当统治世界呢？美国的还是欧盟的？中国的或日本的怎么样？应不应该是伊斯兰或苏联的？全世界在这个问题上将会产生很大的意见分歧，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了各方的利益。什么都没开始，光是制定法律就已经引发纷争了。大家都试图用本国法律标准主导国际法规的制定，这个问题暂且不提，所有的国家都想通过这套法规为自己争取利益，在这么做的过程中肯定会损害他国利益。将来，全球性法规制定得越完善，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低。

那么，全球性的民主有可能实现吗？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全球民主？如果真的需要，哪些人需要，为什么需要？我们可以针对这些问题展开详细讨论，但是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全球性民主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既然民主是一种内在的价值，如果民主覆盖全球，按理来说应该更有价值。但是貌似并非如此，并非如此的意思，不是说不会有新的领域采取民主决策，也不是说在民主来临之前其他决策机制不会犯下更多的错误。毋庸置疑，我们正努力使得跨国或全球性决策无法强制通过，比如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美、英、德、法、日、意、加）和八国集团( 七国集团的基础上加上俄罗斯)，不管是哪个国家，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这样的协议都无法达成。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我还是多说几句吧。1994年，为了缓和当时的政治局势，主要是安保和军备问题，俄罗斯首次受邀加入七国集团峰会，后来变成了现在的八国集团，但是一直到1997 年，俄罗斯一直在七国集团的边缘，观点仅供参考不予采纳。那时担任俄罗斯总统的是鲍里斯·叶利钦，七国集团之所以邀请俄罗斯加入，是对他采取的市场改革的认可，鼓励他继续推行当时的政策，叶利钦的政策未必对俄罗斯人民有益，但是对西方国家而言，是应该支持的。如果叶利钦时期俄罗斯没有加入当时的七国集团，以弗拉基米尔·普京统治之下推行的经济政策，是不可能被邀请加入的。即便俄罗斯现在是八国集团之一，但是它对经济决策的影响接近于零，只能在讨论安保、气候变化等议题时说上话。

自主经济体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全球事务的决策中心正从之前的七国集团/ 八国集团转向覆盖范围更广的集团会议，而且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说是民主化的预兆，跟以前相比，决策时听取了更多国家的意见。有趣的是，趋于民主化的全球决策中也考虑了非民主国家的意见。因此，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悖论：让非民主国家参与到对全球事务的决策中来，向实现民主化迈了一大步。

要想创建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关键在于要监管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跨国流动，确保所有市场参与者都要遵循经济活动规则，保证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能够进行有效分配，还要保证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实体之间能展开公平竞争。除此之外，监管必须能起到刺激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的作用。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就需要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机构，二十国集团更能展现这方面的能力。有人可能会说，加强联合国的决策权会让世界变得更加民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联合国负责的领域也会越来越少（从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削减了）。当形式民主（联合国中的所有独立国家参与）和实用主义发生对抗时，我们必须要牺牲形式民主。原因很简单，20个参与者达成一致意见绝对比195个参与者达成一致意见要容易。不仅如此，加入二十国集团的国家也会代表与本国意识形态相近、利益相同、地域接壤的其他国家的利益。

二十国集团实际上是十九国集团和二十八国集团的合体，包括了19 个国家和28 个欧盟成员国，19 国和28 国中都包括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四个大国。因此二十国集团实际上是四十三国集团，欧盟很能代表所有成员国的利益，包括芬兰、葡萄牙、马耳他、爱沙尼亚等小型经济体。如此一来，可以说二十国集团拥有全世界68% 的人口，却创造了近87% 的全球产值。

这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值得注意。一些欧盟成员国仍然有权成为自主经济体，只是即便发生，也是在很久远的未来。有时，斯洛伐克或罗马尼亚与哥伦比亚或泰国之间的利益关系更紧密，与同属于欧盟的德国或意大利，反倒没有共同利益。因此，在二十国集团中，有时欧盟代表的并不是全体成员国的利益，而是“老”欧盟15 国（15 个富国）的利益。新加入的成员国主要是前社会主义自主经济体的利益。在二十国集团中，没人会替他们说话。具有讽刺性的是，与奥地利或法国相比，马来西亚或巴西有时更能维护自己的利益。

由于目前还存在这么多缺陷，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了尽可能地弥补缺陷，二十国集团必须让自己的制度和内部系统变得更加合理。如果没有指导纲领，至少是可操作的章程，没有常设的秘书处，改进工作就无法顺利展开。如果没有高效的官僚机构，二十国集团就没办法高效地发挥自己的功能和作用。

二十国集团作为一个协调机制，必须以明确的法规为基础，所有成员国都要遵守达成的协议。这个协调机制的结构还很松散，因此必须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落实决策。这个协调机制必须能起到监督和执行各项规定的作用，保证所有任务能够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避免纠纷、拖沓，乃至最后一无所成的情况发生。除了美国和中国，欧盟也是二十国集团的重要成员（发生最近这次危机之后，有人开始质疑欧盟的模式），但是我们不能按照欧盟的模式改造二十国集团，不过关于确立共同规则的问题，强烈建议二十国集团参考欧盟当初的经验。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包括：做什么、如何做、为什么这样做以及要避免什么。

对于未来而言，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更好的制度选择吗？毕竟，西班牙的经济政策出现了失误，巴西却没有；希腊的经济濒临崩溃，越南却在扶摇直上。西班牙、希腊走的都是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甚至是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巴西、越南都属于国家资本主义，虽然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各个国家发展情况也不尽相同。还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不能看谁发展得好，就要求全世界照搬它的模式。我们不能也没必要按照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重塑整个世界。我们应该做的是，看我们的价值观、制度和政策中哪些部分适用于全球。也许全球体制中可以采纳某国的战略指导计划，也许可以参考某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的协调方式，也许可以借鉴某国的非民主管理手段保证各国严格遵守环保标准，也许可以挪用某国的财政解决方案分配公共物资。

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成分混杂的结构，人们会惊讶于体制相同的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表现竟然完全不同，比如俄罗斯和巴西、新加坡和阿根廷、南非和白俄罗斯、卡塔尔和乌兹别克斯坦，体制相同却很难混为一谈。人们对国家资本主义认知的混乱是标准不明确造成的。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是对立的，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而言，不管国家作为资本的拥有者还是作为经济活动的调节者，只要国家能在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够了。我们甚至听到过“国家资本主义轴心国”这种说法，这些轴心国提出要反抗西方“自由世界”的阴谋，否则会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主导价值观和国家利益构成威胁50。这又是一种夸张的表达方式，因为价值观和利益产生冲突更多的可能是在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反倒没那么明显，比如沙特阿拉伯和美国之间。出于同样的原因，随着新国家资本主义的体制的扩张，似乎建立协调管理机制也很难实现。很多新兴市场走的都是新国家资本主义路线，相对而言，当初西方国家那种高度集权的形态属于旧国家资本主义。

未来要求重新建立全球经济秩序，有人可能会把管理制度的改变和是否继续全球化联系在一起。别忘了，之前我们已经说过，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全球化的过程一定会继续。也就是说，即便我们没有抓住机会在危机过后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全球化也不会停止。只不过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会缺乏秩序，比较混乱而已。

混乱很可能带来毁灭。如果经济秩序混乱，经济活动中的参与者，比如个人、公司、政府，储蓄倾向会降低。将来积累的资本会越来越少，导致没有钱进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这类的金融中介机构会变得越来越低效，甚至完全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已经见识了经济危机的糟糕状况，如果经济秩序混乱，情况只会更糟。此外，产出、就业率、收入和支出，以及消费和生活水平都会下降。我们最好不要有机会验证秩序混乱是否会造成这样的伤害，应该确保不会出现制度上的混乱才行，如果再次被新自由主义带有欺骗性的魅力迷惑，一定会面临巨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