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8年的夏天，我们俩都离开了学校。我想子承父业成为一名矿工，所以，一被录取我便秉承家族传统去矿场工作了，接受最初的地面培训。安吉一直想从事一份和孩子们打交道的工作，于是她兴奋地在当地的幼儿园开始了为期六个月的培训课程。这是她梦想的工作；她一开始工作便张口闭口都是那些孩子。她坐下给他们读故事时他们的小脸会怎样亮起来，照顾他们给她带来了多少欢乐。所以，若干年后，在我们结婚的当晚，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马上生个孩子好不好”，这一点儿都不奇怪。

我心情的迫切程度丝毫不亚于她，毕竟我们是在度蜜月，所以我理所当然地积极尝试，即使我们不得不事先抽出大量时间来清理她哥哥尼尔偷溜进来放在我们旅馆床上的那些米粒。她的婚礼愿望得到了实现。两个月后她回到家，手里挥舞着从药剂师那里拿到的一个小小的棕色信封：这是几天前她在那里留下的样本的检验结果。

“猜猜看，”她喜滋滋地说，“你认为结果怎么样，米尔？我是怀上了呢还是没有怀上？”

令我无比骄傲的是，检验单证实她怀上了，我想我这项工作完成得还真是出色。

然后房子里便到处都是婴儿的东西，我们都没法转身了。当时我们住在我们自己的第一个家里，是位于沙福通小村的一座三卧半的房子，距离格里姆索普只有两英里，很快便全是为孩子准备的了。我们装修好了一间婴儿房，在房间的墙壁上刷上了白云、蓝天和彩虹，安吉仔细地翻阅每一本婴儿杂志。她是真的迫不及待地想要当妈妈，因为一生都被孩子环绕是她的最大愿望。接下来我们的生活悲喜交加。不幸的是，我可怜的父亲没能等到他最小的孙子降生。和许多矿工一样，他为那些年艰辛和危险的工作，为四十五年里吸进肚子里的煤灰付出了最大的代价，才六十八岁，他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然而安吉却是用她一贯特别的方式和他道别的。她和他道别后的第二天他就走了。她当时没有哭，相反，她先是在他脸颊上来了个大大的吻，然后伸手抓住了他那对竖起的大耳朵，接着哈哈大笑起来。安吉的笑真的具有神奇的力量。

“你知道吗，”她咧着嘴笑道，“我一直想揪住你这对大耳朵，狠狠地捏它们！”父亲闻言笑了，同时眼睛湿润了。

“过来，我亲爱的孩子。”他说，把她往床边拉近了些，好抚摸她圆滚滚的肚子，和他无缘相见的孙子道别。我记得自己当时曾暗叹我的妻子真是了不起。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瑞安·亚瑟就在一个多月后出生了，我对此就像他是我生出来的一样记忆犹新。我知道，谈及痛苦，和女人比起来，大部分男人都相当脆弱，但当我们的儿子开始显示出要加入我们这个家庭的迹象时，我很肯定我和安吉一起感受到了她每一次的子宫收缩。

我叫得也许比她还大声，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医生一早就告诉安吉在生产的时候要用力，而在安吉用力的时候显然需要抓住些什么，既然我的头就在她手边（我是在她头旁边，而不是管用的那边），那用双手抓住我的头发似乎管用。幸运的是，生产的过程不是很长，否则到了今天也许我还是个秃子。

分娩一结束，瑞安一安全降临我们身边，安吉便哈哈大笑。我的脸被她抓出了一道道血痕，头发整块整块地被抓掉了。我看上去就像在和一头狮子的搏斗中落败了一样。

回到家后，安吉对我们的宝贝儿子爱不释手。我脸上的伤在慢慢愈合，头发开始重新长出来，她则会一连数小时地坐在那里喂孩子吃奶，回忆每一个珍贵的片段，只要看着他们母子俩，我就完全把我在此间受过的痛苦抛诸脑后了，我感到浑身充满了爱和自豪。

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尝试要第二个孩子，因为安吉不满足于只有一个。我也一样。我们俩都是大家庭出来的，我们习惯了大家庭。

“这次我想要个女儿。”安吉说，“这样我就可以给她打扮，给她扎辫子，等她长大一点儿，我们母女俩就可以一起去买衣服了，然后，某一天，我会看到她穿着漂亮的白色婚纱，走上教堂的过道。”

这是任何妈妈都有的梦想，她自然也不例外。但，当达蒙到来时，她照样关怀备至。就像小女孩得到了一个新布娃娃一样；她就是喜欢孩子，只要是照看孩子，她都不会生厌。她似乎天生就是这块料，生来就是要做她该做的事。

毫不奇怪，没过多久她就又怀了第三胎。当尼斯在1991年的春天到来时，她依然是欢喜的。有两个迷你版的米尔在身边跑来跑去（好吧，一个是在跑，一个是在冲，大部分是撞到家具上），她高兴得直哼哼。她不知有多喜欢看尼斯蓬乱的墨黑头发和橄榄色的皮肤。“终于给我等到了！”她喊道，“我总算生了一个和我有点儿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