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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盛宣怀的狡兔三窟

1894年,由于中日海战的爆发,已近暮年的李鸿章也迎来了自己的人生大败局。让国人难以理解的是,曾经看上去霸气十足的北洋水师,竟然经不起日本人仓促之间发动的进攻,这让整个民族陷入愤怒和绝望的情绪当中。为了向国人有个交代,需要有人替朝廷揽下责任,李鸿章就是这个人,这就意味着他要淡出权力核心。处于李鸿章金元格局中的盛宣怀,也遇到了平生最大的危机。

很多中外商人都在等着看盛宣怀的热闹,在他们看来,随着李鸿章的颓败,作为李鸿章的经济代言人,盛宣怀也应该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美国驻天津的领事里德在内部的信函里宣称,盛宣怀才是李鸿章垮台的罪魁祸首。里德的话并不是毫无根据。长期以来,盛宣怀一直为李鸿章购买军火,与盛宣怀做这些军火生意的人,有德国军火代理商曼德尔、天津海关的税务司官员德璀琳、李鸿章的军事顾问汉纳根、俄国公使喀西尼。他们几个人联合起来,说服李鸿章拒绝了日本人关于高丽的要求。里德的意思是说,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引发了1894年的中日战争。对于军火商而言,战争成了他们发财的主要手段。事实证明,战争除了让战败国蒙受割地赔款的屈辱,对于那些发战争财的国家和逐利政治的商人而言,他们个个都是大赢家。

对于汉纳根来说,直接促进了德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对于喀西尼来说,意味着提高了俄国人对北京的影响力;而对于德璀琳来讲,他进一步取得了李鸿章的重用,因此取代了他的上司赫德的地位;对于盛宣怀来说,他最大的收益,除了在这样的军火交易中大发横财,还在于建立了与这些外国人的友谊,他们形成一个利益集团,最终能够拿到晚清政府各种商业的机会与权力。

这样的说法很快就在朝野上下流传开来,导致盛宣怀的名声开始变坏。大多数局内人也对此半信半疑,认为李鸿章的军队缺乏战斗力,是由于盛宣怀在军火交易中吃回扣。盛宣怀试图为自己辩解,说中日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正在抱病之中,等病稍微好转之后,他也只是做了一些给李鸿章的部队供给和迁运的工作,谈不上军火交易。不过这样的说辞,又将他导向了另一种麻烦。人们发现,正是在这样的职位上,盛宣怀和袁世凯都贪污过军队的粮饷,有人在朝廷中指控他们,不过最终还是靠李鸿章的保护,二人才蒙混过关。

应该说,经历中日战争这样的巨变,经历李鸿章倒台这样的残酷事实,盛宣怀居然逢凶化吉,这显示出他对于晚清官场特质的熟稔,尤其是工商业如何与官场互动,他做到了滴水不漏。

机器织布局本是李鸿章亲手操办起来的企业之一,由于过于依赖官款,在经营一段时间之后,朝廷不再愿意增拨资金,导致生产经营无以为继,而一场大火,差不多将企业毁灭。盛宣怀接手这个烂摊子,与上海道台聂缉椝联手,着手从民间召集资本,很快在废墟上重组了一个新的机器织布局。而且,由于资金来源于民间,盛宣怀没有继续采用过去官办的企业制度,而是采用官督商办制度,并将企业更名为华盛棉纺织厂。

到这个时候,盛宣怀在晚清企业界的地位,完全无人企及。他是棉纺织厂、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三家大企业的首脑,同时他还是位高权重的海关道。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理所当然,盛宣怀才是晚清家喻户晓的企业领袖。

的确,如果没有李鸿章的栽培,盛宣怀既不可能取得官场上的通达,更不可能取得商场上的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盛宣怀就把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给李鸿章这么一个靠山。

盛宣怀是狡兔三窟的精明之人,还在给李鸿章当直接下属的时候,他就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这首先反映在财权上,他控制的几个重要的工业企业,所有的收入都是他一支笔把关,他人很难介入。他在天津海关的几年里,每年都有超过二十万两的高额私人收入。随着时间的积累,盛宣怀成了真正富可敌国的人,他渐渐不再完全依赖于李鸿章。

最明显的现象是,盛宣怀早在1890年就开始让他的企业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管辖下的地方势力发生了许多生意上的往来。那一年,张之洞也在大举操办新式工业企业,比如重要的汉阳铁厂。为了给该厂供应矿石和燃料,他买下了盛宣怀位于湖北省大冶县的煤铁矿。这是盛宣怀和张之洞势力的第一次实质性生意,从此一发不可收,为李鸿章之后盛宣怀商业版图的发展,打下了又一个官家基础。

到张之洞创业的时候,盛宣怀已经统领了全国90%以上的大企业。李鸿章垮了,他庞大的直隶集团分解成几块。盛宣怀则抓紧时机,将过去在李鸿章保护下的所有工商业企业,逐步转移到了张之洞的保护伞之下。正是由于得到了张之洞的保护,盛宣怀的个人势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乱世中渐长,一个新的盛宣怀又开始大面积影响着晚清政商两界的利益布局。

张之洞和盛宣怀何时开始交往,据盛宣怀档案记载:1883年10月25日,盛宣怀电告即将任两广总督的山西巡抚张之洞,报告黑旗军与法军对抗情况,这是张之洞和盛宣怀通电来往的开端。次年5月,盛宣怀与张之洞“在津始识面,赴粤后屡有电谕各事,皆随时电答,从未通函”。1886年盛宣怀“六月二十一日后曾接香帅(张之洞)电报,商调天津等语”,张之洞拟邀盛宣怀去广东入幕,办理两广洋务事业,但此时李鸿章如日中天,权倾朝野,地位势力均是初出茅庐的张之洞无法相比的,力图“办大事兼做高官”的盛宣怀当然不愿意舍李而就张。正如他自己所说:“然读书素知自爱,在师门恋如骨肉,尚不敢以私面求……并蒙密许周道升任时尚可栽培,宣怀非木石,岂不知利钝悉出裁成,谁肯以丑恶无益之于求,商诸爱憎无常之大吏。”显然,盛宣怀认为李鸿章待他不薄,如果离开李鸿章而就张之洞,既对不起李鸿章,也对自己无益。此后盛宣怀作为李鸿章的亲信大员,同张之洞的关系自然随李鸿章与张之洞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张之洞早年曾为清流派健将,清流派的批评锋芒还指向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的对外妥协政策,“一时尊王攘夷之论,弥漫于全国”,“张之洞与李鸿章之间久存芥蒂,时相攻诘”。张之洞依恃慈禧垂青,军机大臣张之万和阎敬铭的呵护,加上自己才华横溢、勇于任事而官运亨通,自然不肯趋同于主和的李鸿章。两人关系一度势同水火。

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后,立足山西,放眼全国,开始热心洋务事业,逐渐由清流派向洋务派转化。他羡慕淮系集团炙手可热的权势,产生了相惜又相斥的思想。在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既因与李鸿章的政见不同而对李抱有隐憾,又敢于重用因弹劾李鸿章而免官的梁鼎芬,这就使二人的矛盾表面化。盛宣怀作为李鸿章的亲信,对李鸿章与法国的软弱外交也有不满,数次致电张之洞,说明中法交涉情况和中国战争的形势,以及对中国必胜的信心和希望。这使张之洞对盛宣怀颇有好感,对盛宣怀的能力也有所了解,这才有了招盛宣怀去广东入幕的想法。盛宣怀对张之洞的爱国抗法之举恭维有加,但对张的性格却颇有微词,当然这主要是受李张关系影响的结果。

盛宣怀作为李鸿章的亲信自然站在李鸿章一方,表示要为李鸿章建成煤铁矿、铁厂、铁路、银行等大政,而与张之洞争夺铁厂、铁路主办权。盛宣怀和张之洞对汉阳铁厂主办权的争夺,实际上是张之洞与李鸿章淮系集团为维护和扩大政治经济势力的斗争。

在1888~1889年李鸿章奏请修筑津通铁路引起的中国铁路问题大讨论中,张之洞匠心独具,提出卢汉铁路的修筑方案,先筹款办铁厂储铁,而后筑路,这调停了各方面言路,为清廷和海署所赞同。1889年11月中旬,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前夕,请盛宣怀到上海商议要事。张之洞此次出任湖广总督,奉清廷之命在湖北兴办洋务。此前,张之洞拟定了修筑卢沟桥到汉口铁路的奏议,邀请盛宣怀,是为商讨在湖北开矿炼铁、制造钢轨等问题,并为原本在广东筹建的钢铁厂迁至湖北选址。

张之洞在众人之中选盛宣怀商议,也因早在十年前盛宣怀便主持了矿务实践。1875年,年仅4岁的光绪皇帝登基,二度垂帘的慈禧委派盛宣怀办理湖北矿务。李鸿章写信给盛宣怀,称“中国地面多有产铁、产煤之区”,而对于开展矿务的目的,李鸿章也说得很明白:“中国制造轮船、枪炮,以煤铁为大宗,酌仿洋法,就地开采,实富强之根本。”

盛宣怀受命勘矿,乘小船,涉激流,穿回溪,入深山,在勘测中走了不少弯路。1875年,盛宣怀在天津拟定《湖北煤厂试办章程八条》,章程中认为开采煤铁之利“仅当分中外,不当分官民,并不当分官商也”。

此次与张之洞的会面,距离盛宣怀首次勘察煤矿已经过去十年。两人对矿务的重要性所见略同,但实施的办法却迥异。盛宣怀认为,应该尽可能多地调动民间力量;但张之洞却秉持完全的官办思想。最大的分歧发生在选址的决策上,盛宣怀希望能将厂址建于大冶铁矿附近,附近通水路,煤可经水运;而张之洞却拒绝了盛宣怀的请求,坚持以楚煤炼楚铁。最终,盛宣怀的提议被张之洞拒绝,汉阳钢铁厂最终建在龟山脚下,尽可能地靠近了湖北总督衙门,方便他坐镇武昌探视,每当他办公之余,抬眼便能望见汉阳上空升腾的滚滚黑烟。

盛宣怀禀告海军衙门会办奕劻,称“湖北矿务入手不得法,原料、燃料均需溯流上运,是舍近图远,必将加重产品成本”。在信中,他直言“外洋煤铁矿皆系商办,商办者必处处打算,并使货美价廉。大冶铁矿官办必将亏本”。

事情的发展正如盛宣怀所言,张之洞的选址不慎,直接导致了工厂炼钢成本过高,竞争不过洋钢;因缺乏矿产知识,张之洞从英国购回的酸性高炉无法处理大冶铁矿石中的过高磷质,炼出的钢材脆弱容易断裂,根本无法在铁路上使用,销路堪忧,汉阳钢铁厂最终陷入资不抵债的窘境。

甲午战后,巨额赔款导致清政府国库空虚,本就步履维艰的汉阳铁厂更加难以为继,张之洞屡遭朝廷斥责,责令限期改归商办。1896年5月,张之洞拟将汉阳铁厂包与粤籍商人和洋商的企图失败后,准备让盛宣怀接办。

张之洞之所以选中盛宣怀,主要还是看重对方在官商两界的巨大优势。

盛宣怀集官、绅、商于一身的本质规定性,使他能够从容地周旋于官、绅、商各种势力之间,左右逢源,深得李鸿章等督抚大员乃至于清廷的赏识。张之洞曾对直隶总督王文韶推崇他:“环顾四方,官不同商情,商不顾大局,或知洋务而不明中国政体,或易为洋人所欺,或任事锐而鲜阅历,或敢为欺谩但图包揽而不能践言,皆不足任此事。该道无此六病,若令随同我两人总理此局,承上注下,可承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

刚开始办汉阳铁厂的时候,醇亲王承诺每年拨银200万两,可是不到一年醇亲王就死了,钱也泡汤了,所以,汉阳铁厂的资金问题叫张之洞很发愁。张之洞缺钱,盛宣怀有钱,而且发愁没地方投资。当时盛宣怀的实业在沿海发展得很快,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已经建立起来,并且收购了美国旗昌公司,成为可与外商竞争的大企业;电报和银行也初具规模。甲午战败将张、盛二人联系到了一起。一方面,李鸿章倒台了,所有淮系大员的处境非常困难,很多人弹劾盛宣怀,政治优势转化到了张之洞这边;另一方面,战败后政府更加没钱,张之洞从中央拿钱更加没指望,盛宣怀的经济优势更加明显。

在张之洞看来,盛宣怀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商业奇才,无论在晚清的官场上还是洋商买办间,他都如鱼得水、处处逢源;对于盛宣怀,他的抱负要实现,势力要继续发展,就必须向内地走,因此,他对武汉觊觎已久,在接到张之洞的邀请后,应邀到了湖北。

在得知张之洞有意将汉阳铁厂交给他管理后,盛宣怀对铁厂进行一番调查,随后便打了退堂鼓,表示不敢冒昧从事。张之洞好不容易将盛宣怀“骗”来,岂能轻易放过?他命湖北官员们逐次设宴,盛情招待,以求其鼎力相助。盛宣怀知道铁厂事务困难重重,自己毫无把握,因而执意要离去。

数日后,张之洞将盛宣怀请到督署,假意要为之摆酒送行,正当宾主双方酒酣耳热、谈兴正浓之时,张之洞将其请到后堂,称有要事相告。盛宣怀不知就里,等他看到张之洞事前已拟就的两个奏折草稿后,立刻被吓得酒意全无:两份奏折,一份称“盛在任中营私舞弊,应该严加惩办”等;另一件则奏称“盛颇有才具,堪以接办铁厂”。张之洞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等盛宣怀的回话。盛宣怀左思右想,最后只好从命,接办铁厂。后来梁启超是这样记述这件事情的—

当时张所创湖北铁政局,经开销公项六百万两而无成效,部门切责。张正在无措之时,于是盛来见,张乃出两折以示盛,其一则劾之者,其一则保举之者。盛阅毕乃曰:“大人意欲何为?”张曰:“汝能帷幄接办铁政局,则保汝;否则劾汝!”盛不得已,乃诺之。

盛宣怀帮张之洞接下汉阳铁厂的烂摊子,张之洞则帮他摆平弹劾一事,而且保举他担任卢汉铁路督办大臣。张之洞以自己的政治优势换了一个经济砝码。而盛宣怀呢?一旦担任铁路督办,汉阳铁厂生产的那些铁轨就不愁销路了。

一心办大事、做高官的盛宣怀正式进入张之洞幕府班子,另投新的政治靠山,二人合作也由此拉开帷幕。

张之洞看重盛宣怀的经验和管理才能,极力在税收、销路等方面给盛宣怀以帮助而不干预其内部经营管理。在卢汉、沪宁、粤汉等铁路的兴办中,张之洞给盛宣怀奏请事权地位,让他放手督办;盛宣怀在招股、借款等大事上积极向张之洞请示。

二人的合作关系其实是一种互相借重、互相利用的利益关系,盛宣怀要借重张之洞的力量实现自己办大事兼做高官的愿望;而张之洞也要借助盛宣怀的财力,实现自己政治理想。

1909年6月6日,张之洞与英德法三国银行签订了550万英镑的贷款协议,年利率5厘,专门用于建造湖广境内粤汉与川汉铁路。但此协议在中央政府最后批准前,因为美国的介入而发生变故,暂缓执行,而“张之洞旋即病故,此事遂一搁至今”。张之洞去世后,本来一直被他压制的两湖绅商失去权力制衡,势力大涨。此时,清政府又在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积极设立地方议会(咨议局),这迅速成为绅商们加入政治游戏的大舞台,使他们得以进行力量动员和集结,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这时候张之洞未竟的谈判由盛宣怀接力,这也注定了他日后“卖国贼”的命运。在盛宣怀的主持下,“磋商数月,会晤将及二十次,辩论不止数万言。于原约稍可力争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数事,实已无可再争”,贷款合同的条款不断地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但是,这一完全平等签订的借款协议立即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攻击政府的依据,“卖国”“贪赃”的罪名几乎成为盛宣怀及邮传部的代名词。盛宣怀的名声本就不好,而在对外采购和引进外资时吃回扣、“加帽子”(在定价上加虚价中饱私囊)已经不是潜规则,而是显规则。

也正是在这期间,盛宣怀碰上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劲敌—袁世凯。两人同出李鸿章门下,袁世凯继承了他的军事事业,盛宣怀继承了他的经济事业。

但是这两个人很不一样。袁世凯是很有政治野心的一个人;而盛宣怀到了晚年,只是一个贪财的老头子,一心想维持住自己的局面,至于政治野心,既没有,也不可能有—他不过是秀才出身,没有功名,而且办了三十多年洋务,已经落下了贪污的坏名声。

1901年,袁世凯在李鸿章之后继任北洋大臣。练新军、办洋务、扩张个人势力,都需要钱,他打上了盛宣怀的主意—对方手上的铁路、电报、轮船,这都是“肥肉”,一旦到手,何愁无钱?都说袁世凯是个运气极佳的赌徒,直到倒台的前一刻都一直满手好牌。1902年,盛宣怀身边发生了两件事情,为袁世凯夺权提供了大好机会。

一是盛宣怀身边一个负责电报采买的手下跟他闹翻,投奔袁世凯,把他的贪污内幕向袁抖落了一个遍;二是盛宣怀的父亲盛康去世,按照规矩他必须交出手上的实业回乡丁忧。袁世凯得此良机,很快派唐绍仪和梁士诒接管了铁路和电报事业。如此一来,盛宣怀的手里就剩下一个汉冶萍。之所以没有被完全掏空,是因为张之洞当时还活着,武汉是他的势力范围。

自甲午战争以后,清末的铁路政策经历了合股官办、商办与路权国有三个阶段。盛宣怀力推的“铁路国有”,是在合股官办、商办这两种办法均遭遇严重挫折后的一种政策转向。各地为了造路纷纷额外征税,导致老百姓不堪重负,在此之下,盛宣怀力主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筹划,向外资银行借款,并聘请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建造铁路。不过,盛宣怀还有另一笔盘算:筑路需要的大量铁轨,其中一半要由他主掌的汉冶萍公司生产,于公于私,铁路若是进展顺利,将是盛宣怀的另一个顶峰。

让盛宣怀没料到的是,他的这一主张竟引发了四川的保路运动,随后演变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

1911年4月,盛宣怀突然下令,把“官督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当时湖北、湖南两地商人投入到铁路民营公司的股份,清政府都如数偿还,但四川公司亏空的300万两白银盛宣怀拒绝补偿。这样一来,四川公司的股东们,一下子被剥夺得两手空空,由此引发了剧烈的铁路风潮。绰号“屠夫”的四川总督赵尔丰实行武力镇压,引起了更加激烈的反抗。

盛宣怀给出的说法是,四川公司的亏损,是其卷入世界性的橡胶投机生意,遭遇失败所致,与国家无关。全国老百姓交到国库的钱,怎么可以为民营公司自己经营不善而埋单?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势下,热血沸腾的冠冕旗号比盛宣怀在商言商的道理更有分量,最终出现“众人皆曰盛宣怀可杀”的状况。

此时中央朝廷的权力已经转移到了袁世凯的手里,因盛宣怀曾向朝廷保举过袁世凯,所以得罪了一大群大清国的“太子党”。内外交困之下,盛宣怀在体制内的处境更趋孤立。

10月25日,特派员从资政院带回的会议记录摆上了盛宣怀的案头:“干路国有不交阁议,谓为侵权;借债签字不交院议,谓为违法;借日本一千万元,谓为卖国;擅调兵队,谓为跋扈;革党陷城,由于路款,谓为祸首。”这里面的每项罪名,都令他“展读之下,不胜疑诧”。作为在官、商两界厮混了一辈子的人精,作为一直以来行走在风口浪尖的大人物,盛宣怀居然在这关键时刻显示了自己幼稚的一面:毕竟政治游戏和权力博弈,从来就没有人会去追究真相与真理,从来都是只讲实力而不讲道理。

在那样一个不眠之夜里,盛宣怀彻夜写奏章,向年仅6岁的皇帝剖白自己,试图与权力替罪羊的命运作最后一次博弈。然而稿未竟,朝廷圣旨已经传到,盛宣怀被革除邮传部大臣职务,而且圣旨言明“永不叙用”。

朝廷为了保全自身,把责任推给了盛宣怀。盛宣怀自请辞职,要求体面退场的奏请被中央朝廷驳回。当灾祸临头,朝廷只会采取简捷有效的卸责方式。“辜恩溺职”的罪名并不重,但“革职、永不叙用”的处罚是极其严厉的。尽管如此,资政院的议员们依然不放过他,直接诉诸最严厉的刑罚:要盛宣怀的命(死刑)。

1911年的最后一天,一艘轮船从中国大连港出发,驶往日本。山水苍茫之间,故国逐渐在盛宣怀眼中隐去,在两个儿子的陪同下,他踏上了流亡之路。

盛宣怀以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为自己的价值立场作了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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