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是谁？

“伟人的一生都如传奇——虽然充满艰难险阻，却又波澜壮阔。”雅努什·科扎克（Janusz Korczak）这样评价过别人，但这句话用在他自己身上也毫不为过。这位犹太裔波兰人既是儿童文学作家，也是教育家。其人其名，虽在美国知者寥寥，但在欧洲可谓家喻户晓，丝毫不逊于安妮·弗兰克（此处注释见原书）。科扎克与安妮·弗兰克一样，都牺牲于二战时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中，也都只留下了一本日记。但不同的是，科扎克曾有机会幸免于难，但为了孤儿院的儿童，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逃难，选择英勇就义。

我第一次听说科扎克的事迹，是在1978年的夏天。当时，几位二战时离开波兰的朋友来家中做客。其中有一位从华沙来的戏剧导演，她说起自己的剧团曾在雅努什·科扎克的华沙犹太人区孤儿院表演过节目，我插了一句话，问“卡尔杰克”是谁。

那位导演发现我不仅把科扎克的名字念错了，而且还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她震惊的神情溢于言表。她花了番工夫教会我科扎克的名字怎么念以后，才回答了我的问题——科扎克是谁。整个下午，我们都在讨论科扎克。从那一天开始，这位胸怀大志、踏实肯干的实践家才正式走进我的视线。

科扎克与刘易斯·卡罗尔（此处注释见原书）、詹姆斯·马修·巴利（此处注释见原书）一样，都是儿童文学作家，最喜欢与孩子们在一起，给他们写故事；然而，为了创造更美好的世界，他同时也以教育儿童为己任。

科扎克收养的，不是在肯辛顿花园（此处注释见原书）里与保姆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上嬉戏玩耍养尊处优的孩子，而是那些在华沙暗无天日的贫民窟里，终日颓疲、饱受折磨的贫苦儿童。科扎克视孩子为未来世界的救世主，所以他创建孤儿院，选择与孩子们生活在一起。

不像卢梭（此处注释见原书），科扎克并不美化儿童的形象。相反，他认为人类本性是黑暗的，但每个儿童身上都蕴藏着道德的火花，可以战胜这种黑暗。为了保护这些星星之火，人们应该爱护儿童、培养儿童，让他们坚信真理与正义。当黑暗化身为手持皮鞭、脚蹬皮靴、身别“万”字的纳粹分子，科扎克早已准备为孩子们抵挡一切，就像他之前常常做的一样，保护孩子，让他们远离成人世界的不公。华沙陷落后，科扎克拒绝接受雅利安人（此处注释见原书）的庇护，跟随着孤儿院的孩子一起被关进了犹太区，而且为了能够让孩子吃饱穿暖，他把生命最后两年多的时光都奉献在了他们身上。

在科扎克的笔下，人生是一出怪诞的梦境。越了解他的人生，我越觉得，有时自己的人生也不过如此。1978年秋，我全家住在德国慕尼黑。当时，我丈夫正准备做关于纳粹军医的心理学研究。没过多久，小小的公寓里就堆满了德意志第三帝国（此处注释见原书）的相关书籍，我也开始跟着读起这些严肃的书籍来。

在此之前，我与犹太人大屠杀本毫无交集。但一头埋进大屠杀的文学作品，就像一头跳进了无底深渊。身为犹太裔美国人，我此前从未思考过自己的犹太裔身份。这是我头一次意识到，在德意志第三帝国时期的欧洲，犹太人意味着什么；纵观人类历史，犹太人又意味着什么。

许多次，在书中读到纳粹军医的残忍行径时，我都会想起科扎克和孩子们最后走过的那段路。我想知道关于他更多的事迹，这样一位固守原则、宁死不屈的好医生，在当时如此疯狂的环境里，他的勇气和毅力从何而来。

然而，要不是因为一场交通事故，我和丈夫前往西奈半岛（此处注释见原书）疗伤，我对科扎克的兴趣也许只不过就此为止。从西奈半岛回家途经耶路撒冷（此处注释见原书），在当地听说科扎克曾经抚养过的孤儿和培训过的教师居住在以色列，这使得我对科扎克的兴趣重新燃起。为了采访他们，我临时决定在这里再多住几个月。

我租了间可以俯瞰整个耶路撒冷旧城的小石屋，然后和翻译去采访“科扎克人”——受过科扎克教诲的人都这样称呼自己。“科扎克人”的年龄从五十几岁到八十几岁不等。1912年科扎克的孤儿院建立以后，他们都在那里居住过或接受过教育。20世纪30年代，为了支持犹太复国运动，他们中的许多人迁居到了巴勒斯坦，因此幸免于难。还有些人是犹太人区和集中营的幸存者，有些则在遥远的西伯利亚熬过了战争年代，另外有些是在波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此处注释见原书）之后——这次运动几乎将波兰仅剩的犹太人清除得一干二净——在1967年跟随着“六日战争”（此处注释见原书）来到了以色列。

“我不想过多谈论科扎克的牺牲，我只想说说他活着时是怎样一个人。”他们通常开口就这样说。

人们只记住了科扎克的牺牲，却忘记了他生前的事迹，他们为此都深感不安。他们了解并且敬重的不是烈士科扎克，而是在他们眼中亦师亦父的科扎克，总是活力充沛、有时也难免犯错的科扎克。

20世纪30年代中期，科扎克曾两次来到巴勒斯坦（此处注释见原书）。在这两次短暂的旅途中，他拜访了基布兹（此处注释见原书），游览了几个城市。我沿着他当时的路线，重走了他的旅途，试着去理解他当时的心境。当时，尽管科扎克并不拥护犹太复国运动，但像战前许多已经融入欧洲当地文化的犹太裔作者一样，他也被推上了对历史进行口诛笔伐的前线。极端民族主义在波兰兴起之后，科扎克对自己未来的事业感到绝望，于是他想到了巴勒斯坦，为是否要迁居巴勒斯坦而犹豫不决。最后，为了不背弃自己的理想，同时也为了自己心中“坚持到底”的信念，他在波兰留守到了1939年9月1日，直到纳粹进攻波兰才彻底打消了迁居巴勒斯坦的念头。

说到这儿，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科扎克到底是何许人也？我的书桌上放着他最有名的两张照片。其中的一张，科扎克还只是个小男孩。他把这张照片印在了自己所著的《小国王：马特一世执政记》（此处注释见原书）的扉页上，这样读者们就可以看到科扎克曾经也那么弱小，和他们现在一样。另一张照片里的科扎克已经长大成人，深邃的眼神透露出忧伤。

这就是两个不同时期的科扎克：一个是年轻气盛的“马特一世”，怀揣着乌托邦式的理想，立志为孩子们建设更美好的世界；另一个则是忧国忧民的“医生爷爷”，深谙理想与现实的鸿沟无法跨越。

“科扎克的性格很难描述得清楚。”以色列的科扎克人这样对我说。不约而同地，我从波兰的科扎克人那儿也听到了一样的说法，理由却有所不同。“科扎克是个地道的波兰人，但身为波兰当时的知识分子，他又是孤独的。他有自己的作风和信仰，为人热情友善，谈吐风趣幽默，但也时常孤单寂寞，愁容满面。”科扎克的前秘书，现为知名作家的伊戈尔·内弗雷（Igor Newerly）对我说道。

我立刻意识到，要写好这本传记，就必须把科扎克看做犹太人，还要把他看做波兰人。身兼两种身份，比只做波兰人或犹太人要难上许多。这一点从称呼上就看得出来：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是波兰人，但信仰犹太教的波兰人，不是波兰人，而被称为犹太人。

二战之前，科扎克坚持认为自己既是犹太人，也是波兰人。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才导致他的一生中各种批评的话语不绝于耳：在不少犹太人眼里，他是个叛徒，因为他用波兰语写作，却不用意第绪语（此处注释见原书）或希伯来语（Hebrew）；在波兰左翼人士眼里，不管他如何融入波兰文化，也永远只是个犹太人；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激进分子来说，他不积极参加政治运动，是保守人士；对真正的保守人士来说，他对参加政治运动的人员充满同情，是激进分子；还有些人对他的才华赞不绝口，对他的事业鼎力支持，但仍视他为怪人。科扎克终身未娶，性格孤僻。孩子的调皮捣蛋他都能容忍，成人的自命不凡和自我膨胀他更能宽恕。

在华沙采访时，我反复考虑怎样写这部科扎克的传记为好。历史上的名人，要是不想留待后人做评价，便会把自己的著作焚毁。而历史为科扎克代劳了。1940年下半年至1943年中旬，科扎克一直被关押在华沙犹太区。在他死后的第二年，犹太区举行起义，遭到德国军队的残酷镇压。科扎克用蝇头小字记录自己思绪的笔记本，他的信件和收藏品，他对儿童睡眠习惯所做的观察报告，三十多年间搜集得来的海量图表资料，法、德、俄语和波兰语的各种文学作品与科学读物，新书的草稿——统统在熊熊大火中付之一炬。科扎克的亲戚和发小，本可带领我们了解一下他的早年生活与家庭情况，却已全都死于纳粹集中营。

波兰华沙，曾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东方巴黎”，在1944年的华沙起义中被德国军队夷为平地。战后的华沙大伤元气，重建以后，已不复往昔。时过境迁，人已不再。当初的多民族环境早已消失，要搜集科扎克生前的点点滴滴，无异于大海捞针。

1979年至1986年间，我一共去了波兰四次，以色列两次。每一次，科扎克人都十分乐意打开记忆的闸门，追忆科扎克的生平事迹。在华沙和以色列的档案馆里，我有幸找到了科扎克生前好友所写的一些回忆录和24本科扎克已出版的小说和文集——许多都是自传性质的，还有他一生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一千多篇文章。科扎克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所写的七十多封信件也被保存了下来。除了这些，剩下的资料就只有科扎克在自己人生最后的绝望岁月中写就的日记。科扎克死后，有人把这本日记从犹太人区偷偷带了出来，封存在了华沙郊区别兰尼的天主教孤儿院的墙里，直到战后才取出。

科扎克和曾经有着35万犹太人的华沙一齐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去过华沙犹太区原址的人对这一点尤为明白，这片土地上建起过犹太区，被纳粹焚毁后成了断瓦残垣的废墟；直至战后数年，波兰人仍把这里称作“西部荒野”。如今，碎砖石块上渐渐耸立起了幢幢高楼。这片都市景观的正中，耸立着犹太区死难烈士纪念碑，时时刻刻提醒着人们，这里发生过惨绝人寰的悲剧。

总部设在华沙的国际科扎克联盟曾邀请其成员参加科扎克铜像的揭幕仪式。铜像放置在原犹太人孤儿院的前院里。孤儿院的四层小白楼的内部在战时被毁，50年代中期才得以修复。孤儿院的阁楼曾是科扎克的书房，阁楼的墙上原有一扇由三块玻璃拼成的半圆形窗户，十分别致，科扎克当年就喜欢透过这扇窗喂喂陪着他的野燕，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可现如今，这阁楼已不复存在。

揭幕仪式结束后，科扎克人流连在孤儿院里，不肯离去。他们在寻找什么？小时候的自己？做教师学徒时的自己？还是那位医生爷爷？抑或是做了科扎克三十年助理的斯黛法·维尔金斯卡（Stefa Wilczynska）夫人？

科扎克的学徒之一米沙·弗罗布莱夫斯基（Michal [Misha] Wroblewski）曾对我说：“科扎克最后决定陪着孩子上火车这件事，大家现在把它看得太重，甚至拿它大做文章。其实，他在一生中做了无数个这样的决定：决定做儿科医生；决定放弃行医和写作，开始照顾孤儿；决定陪着犹太儿童住进犹太区；最后，决定陪着犹太儿童去特雷布林卡（Treblinka）。这些决定都源自他的本性——他就是这样的人。科扎克要是还活着，他肯定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我们如此看重最后的那个决定。”

开始动笔写书以后，我才逐渐真正地了解科扎克。他毫无畏惧地踏上人生的独木桥，他每走一步所做的决定都自始至终贯穿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