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在人们眼中意味着终结，

但实际上死亡是生命的延续，

是转世，是新生。

你也许不相信灵魂的存在，

但你一定知道,

人死后，

身体与绿草同在，与白云同在。

因为人终究会化作水与土。

                                                                                                                       ——《犹太区日记》

1942年8月6日，雅努什·科扎克、斯黛法·维尔金斯卡和孩子们坐上火车离开华沙犹太区后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我们仅知道，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营长是臭名昭着的伊姆弗里德·艾贝尔医生。艾贝尔医生在德国时已参与过“无痛苦死亡”计划，对使用毒气室十分有经验，但特雷布林卡还是一片混乱。一间间窄小的毒气室，没日没夜地喷吐着一氧化碳气体，但还是应对不了火车每天运来的成千上万名犹太人，不少人不得不被枪决。腐烂的尸体随处可见，等着被埋进万人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受不了了，我们必须停下。”艾贝尔给卢布林的盖世太保总部打电话说。

8月下旬，弗朗茨·施腾格尔来到特雷布林卡接替艾贝尔，他说：“这里的一切简直像世界末日。”特雷布林卡几英里外就恶臭扑鼻。第二年4月，施腾格尔命令挖开坟墓，把所有尸体火化。火化后的骨灰撒满了整整一条长沟渠。沟渠填满后，再在上面填土种上了常青树木。

8月6日那天下午，米沙回到孤儿院，却发现孤儿院空无一人，遍地狼藉。科扎克的床头柜上如往常一样，放着他的眼镜，眼镜的左镜片却碎了；他的文章在房间里撒得满地都是。米沙说，没人料到孤儿院会在那天被清空。二战之后，米沙活了下来，成为了波兰军队的一名陆军上校，20世纪60年代末，反犹太主义的清洗运动爆发，他不得不移民到瑞典生活。

内弗雷回忆：“科扎克和孩子们被抓走的那天，一个红头发的男孩来到我家，放下一个包裹就跑了。我怕包裹在自己家不安全，就马上带着包裹去了别兰尼街上的马琳娜·法尔斯卡家。我们一起在她的孤儿院的屋檐下找了个地方，挖了个洞，把包裹封在了墙里。”

之后，内弗雷作为政治犯被拘禁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两年后从集中营释放，回到波兰后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他把科扎克的日记从墙里挖了出来，交给了波兰作家联盟。波兰当时属于苏联，科扎克成了一名“资产阶级教育家”，不再受民众喜爱。因此他的日记在斯大林执政期间一直没有出版。直到1956年，时局有所缓和，内弗雷才出版了科扎克的作品，但是那时科扎克的日记只收录在他的四卷文选中，没有作为一本书单独出版。科扎克日记的手稿已经在犹太区孤儿院失踪，科扎克协会和华沙的文学博物馆收藏的都只是标为真品的复制本而已。

二战结束后，幸存下来的波兰孤儿、犹太孤儿和教师在华沙成立了一所雅努什·科扎克俱乐部。几年来，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会员们只开过几次会。但欧洲的诗人和剧作家纷纷创作作品，再现了科扎克最后与孩子们一起走向火车的悲壮历程，科扎克的传说由此在欧洲渐渐传开。许多国家的学校、医院和街道纷纷以科扎克的名字命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1978—1979年为“雅努什·科扎克年”，以庆祝科扎克的百年华诞和儿童之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表达了自己对“雅努什·科扎克文学奖”的“特别支持”，此奖项由波兰籍美国人和犹太籍美国人共同创立，以表彰在儿童文学事业上做出特殊贡献的人。20世纪70年代中期，波兰政府从政治角度出发，建立了“雅努什·科扎克国际协会”（Janusz Korczak International Society），每年在华沙举办一次会议，以推广他的教育理念。

以色列和波兰两国都宣布科扎克为本国国民。在波兰人眼中，科扎克是位烈士，如果他生下来是个天主教徒，现在一定已经受封为圣徒；以色列人则把科扎克尊为36义士之一，根据古犹太教传统，36义士纯净的灵魂能拯救世界。两国之间似乎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一直出席对方国家举办的科扎克庆典，从未缺席。考虑到波兰与以色列在1967年的阿以战争后断绝了外交关系，这个举动可谓意义非凡。秉着和解的精神，在华沙的一次会议上，一位以色列代表和一位犹太区前战士共同提议，科扎克在波兰应该被称为犹太人，在以色列则应该被称为波兰人。

科扎克曾在日记中畅想过战后自己会做些什么：

“或许有一天有人会邀请我一起重建波兰，重建世界。不过应该不太可能，而且我也不想去。我只想要一个自己的办公室，每天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可以跟人们交流。办公室里有一张书桌，一台电话，一把扶手椅，每天就把时间花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与没什么野心的小人物计较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他还曾想在加利利北边的山上建一所孤儿院：

“孤儿院的房子，比如餐厅和宿舍的房间，一定要宽敞。我要在屋顶的露台上建一所房间，不用太大，但要有透明的墙，这样就能看到每一次日升，每一次日落，而且晚上写作时，一抬头就能看到繁星满天。”

不少建在波兰几座中心城市外围的死亡集中营，现已成了鬼城，特雷布林卡也不例外。营中唯一的生气就是全世界各地来此祭奠罹难者的游客。

1983年，我和国际科扎克联盟的几位成员包了一辆巴士，开始了一次60英里的旅行。同行的成员有约瑟夫·拜尔瑟拉克、艾达·马尔赞和来自瑞典的米沙·弗罗布莱夫斯基，以及来自以色列的里昂·哈阿里、杨卡·朱客、斯泰须克·金格曼和伊扎克·贝尔弗尔。

巴士沿着维斯瓦河前进，一路上的小村庄都在正午烈日下昏昏欲睡，奶牛在田野里悠然地散步，路上经过的许多座小镇以羊皮大衣闻名全国，铁路上都停着货厢空空的火车。

最后，写着“特雷布林卡”的路牌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特雷布林卡”其实是这座小镇的名字，而集中营在小镇两英里远的地方，于是我们继续向前。狭窄的小路掩映在茂密的桦树林和杉树林中，四周景色如画，好似大自然也急于掩盖在这里发生的一切。

在这些高大树木的引领下，我们终于到达了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下车后，我们受到了雅努什·科扎克童子军的热烈欢迎。集中营的正前方是一座车站的模型，墙上挂着钟，但指针静止不动，车站里面还有售票柜台的模型，当然从不卖票，这里的一切仿佛凝固在历史中，让从欧洲各地来的犹太人觉得自己仍在这里等待着去往东方的安置点。

一名波兰官员的演讲结束后，扩音器里播放起了军乐。在音乐的陪伴下，我们沿着石头做的铁路轨道向前走去。这条轨道象征通往集中营的道路。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不像奥斯维辛集中营，已经没有了警戒塔，没有了铁丝网，没有了一排排的营房，也没有了一堆堆的空皮箱和鞋子，一切都已不在。这座巨大的杀戮中心在运作一年后，被犹太工人俘虏烧毁了大半，接着纳粹分子又彻底铲平了这座集中营，以掩盖他们的罪行。

铁路轨道的尽头，乌克兰士兵和党卫军就是在这里挥舞着皮鞭和枪支，把犹太人从货车上赶下来——男人往右，女人和孩子往左——进入“更衣室”。男人只需要脱光衣服，系上鞋子，而女人还得把头发剪了，接着一起进入“澡堂”清洁消毒。

接着我们走上了一条小径，犹太人当年在这里像动物一样被剥光衣服，驱赶在一起，五人一排走过两旁有围栏的小路走向毒气室。这条小路就是纳粹分子口中的“天堂之路”。

最终，我们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一片空荡荡的园地中，17万个墓碑像幽灵般树立在原地站岗放哨，其中一块墓碑上刻着一长串名字：

雅努什·科扎克（亨里克·哥德施密特）

与

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