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年时代到业余爱好

—一位世纪天才的并非天才的开端

理查德 · 瓦格纳的自传《我的生平》从这句话开始：“1813年5月22日，我出生在莱比锡布吕尔大街上‘红白狮楼’的三层楼上。两天以后，我在托马斯教堂受洗，我洗礼的名字是威廉 · 理查德。” 当然，瓦格纳并非在他出生后两天，而是在8月16日才在托马斯教堂受洗的。“托马斯教堂”这个名字对任何时代而言都与约翰 · 塞巴斯蒂安 · 巴赫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托马斯教堂这个名字也将对瓦格纳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他人生的最后时期。瓦格纳出生那年，在莱比锡发生了各种完全不同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对他的早年人生影响很大。这座城市被法国军队占领，五个月后，在莱比锡附近的大会战中，由奥地利、普鲁士、俄罗斯和瑞典人组成的联盟军队的一次集中进攻中，法国军队被击溃：这是解放战争的高潮。拿破仑对欧洲的统治地位宣告结束了，他在德国统治一切的权力土崩瓦解了。

瓦格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战争年代的孩子，他就出生于这场巨大的政治变革中。在瓦格纳出生后几天，他们全家就由于战乱而逃离莱比锡这座城市，前往台普利茨，在那里，他家多年的朋友、也是瓦格纳后来的继父路德维希 · 盖耶尔在剧院工作。恰巧在那几周，约翰 · 沃尔夫冈 · 冯 · 歌德到台普利茨温泉疗养地疗养，歌德大概认识盖耶尔，并且，根据瓦格纳的说法，歌德“最友好地表扬了” 盖耶尔写的一部喜剧。8月份，瓦格纳全家人又回到莱比锡，而且家境每况愈下。他的父亲卡尔 · 弗里德里希 · 威廉 · 瓦格纳是警察局的官员，他于1813年11月23日去世。在《我的生平》中，瓦格纳把他父亲的死看成“战乱以及莱比锡战役”期间过度劳累的直接后果。实际上，他是伤寒瘟疫的牺牲品。大名鼎鼎的E.T.A.霍夫曼在1813年6月17日的日记中写到，弗里德里希 · 瓦格纳肯定是一位酒量很高、善饮不醉、具有相当的演员模仿天分的“有异国情调的人”，他的儿子似乎继承了父亲充满激情而又狂妄自大的禀性。

随着拿破仑统治的结束，文化的一个新时期开始了。对此具有象征意义的可能是：1813年也是克里斯多夫 · 马丁 · 维兰德去世的年份，他是德国启蒙运动最后一位伟大的代表，而且是魏玛古典文学四颗巨星中年纪最长的。在这四颗巨星中，只有歌德还健在。1813年不仅是除了瓦格纳以外两位重要的戏剧家弗里德里希 · 黑贝尔和格奥尔格 · 毕希纳诞生的年份，而且还是瓦格纳的伟大的意大利对跖者朱塞佩 · 威尔第诞生的年份。这的的确确是戏剧家诞生的一个年份。在瓦格纳和威尔第的对立世界中，毫无疑问，19世纪的音乐舞台戏剧达到了其双重的巅峰。在他的自传的第一页，瓦格纳就通过他的父亲，建立了与魏玛文化的一种联系：在他出生后几个月就去世的父亲充满激情地酷爱诗歌与戏剧，父亲和母亲曾经特意乘车前往劳赫施台特温泉镇，为了亲眼目睹席勒的戏剧《墨西拿的新娘》（Braut von Messina）的首场演出。根据瓦格纳自己的说法，他可能在1830年为席勒的这部悲剧创作了一个序曲（已经失踪）。他以年轻人的谦虚口吻称这个序曲“比被上演的戏剧还成功。” 他写这个序曲，大概是受到以下情况的启发：在莱比锡的萨克森王室宫廷剧院上演席勒的合唱剧。在这次演出中，他的姐姐罗莎莉扮演贝亚特丽丝。人们甚至能够扯出瓦格纳家与魏玛王室之间的一条奇怪的、爱情方面的联系之线：瓦格纳的母亲在豆蔻年华时可能是萨克森-魏玛的康斯坦丁王子的恋人，王子清楚地表明，自己可以在经济上资助她，让她在莱比锡的一个教育机构里接受教育。

作为他父母的第九个孩子，瓦格纳在一个非常有艺术氛围的家庭成长。因此，以下这种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的六个活下来的兄弟姐妹致力于走艺术道路，或者选择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为婚姻伴侣。阿尔贝尔特成为歌唱家和导演，罗莎莉和露易丝作为女演员获得成功；歌德的诗剧《浮士德》（Faust）在莱比锡上演时，罗莎莉曾经是第一个扮演甘泪卿的人，这大概启发瓦格纳创作了《献给歌德的〈浮士德〉的七个曲目》（Sieben Kompositionen zu Goethes 〈Faust〉）（1831年），如同他为《墨西拿的新娘》创作序曲一样。在歌德逝世前一年，瓦格纳创作完成了《献给歌德的〈浮士德〉的七个曲目》。从理论上讲，瓦格纳本可以向他展示这部作品的。

弗里德里希 · 瓦格纳病故后，路德维希 · 盖耶尔接管了这个家，并且在1814年歌德65岁生日这天娶了瓦格纳的母亲。全家随他迁往德累斯顿，盖耶尔在那儿的宫廷剧院当演员，为了养活这个多口之家，他在业余时间还要当肖像画家。在盖耶尔的家里，许多德累斯顿的艺术家是常客，比如，这里有1816年被任命为德累斯顿歌剧院音乐总监的卡尔 · 玛利亚 · 冯 · 韦伯。对瓦格纳而言，韦伯是音乐方面一个熠熠生辉的形象，从瓦格纳童年时代开始，韦伯就一直影响他后来的整个人生，他所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尤其自从《魔弹射手》（Freischütz）于1821年6月在柏林首演以来，而且，自从这部作品在半年之后首次在德累斯顿上演以来，它在形式上，把瓦格纳置入一种音乐的陶醉中。1844年，作为德累斯顿的宫廷管弦乐队指挥，瓦格纳致力于把韦伯的遗骸从伦敦迁往德累斯顿。他为一个男声合唱《在韦伯的坟墓旁》（An Webers Grabe）的赞美诗作曲，他还根据来自歌剧《欧丽安特》（Euryanthe） 中的主题为安葬韦伯创作了一段哀乐（Trauermusik）。此外，他还为他十分敬重和爱戴的作曲家韦伯致悼词，这篇悼词在这个句子中达到顶峰：“只有你作为一位德国的音乐家曾经活过。”

1821年，瓦格纳七岁时失去了他深爱的继父。1822年，瓦格纳被德累斯顿教会学校录取，他使用威廉 · 理查德 · 盖耶尔这个名字。1827年，他在这所学校行坚信礼。人们多次对此进行猜测：盖耶尔是不是瓦格纳的亲生父亲，而且他后来的排犹主义是否表现为隐匿的犹太人对自己怀有的自我憎恨；盖耶尔这个名字说明，他是犹太人。尼采就曾经在关于《瓦格纳事件》（Der Fall Wagner）的书面记录的脚注中，嘲讽地问道：“瓦格纳曾经是一个德国人吗？⋯⋯他的父亲可是一位名叫盖耶尔的演员。一位盖耶尔几乎就已经是一位阿德勒了⋯⋯”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子虚乌有、站不住脚的猜想。把瓦格纳说成是路德维希 · 盖耶尔的孩子，这种说法毫无根据。而更没有根据的是，盖耶尔曾经自认为是犹太人，或者瓦格纳把盖耶尔看成犹太人。“阿德勒”是一个经常出现的犹太人的姓；而相反，盖耶尔是一个传统的德国人的姓，路德维希 · 盖耶尔出生于一个古老的萨克森-安哈尔特的牧师家庭与教堂合唱队主事兼管风琴师家庭，这样，即便盖耶尔就是瓦格纳的父亲，那么，尼采的讽刺挖苦也并不恰当。

父亲和继父的早逝把瓦格纳的家庭带入相当大的物质困境中，这也是瓦格纳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具有相当不规律的特点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阻止了瓦格纳接受一种连续的教育。瓦格纳过早而且过多地依赖自己，没有父母的引导和内行的指引，理查德 · 瓦格纳的学习岁月似乎有时与虚度年华相隔不远了。他这个没有父亲的人，没有体会过家庭的稳定，甚至“家庭的温馨”。他认为，他“几乎没有”被他的母亲“爱抚过，在我们家里，温柔的情感宣泄没有发生过。”瓦格纳的朋友和家人喜欢用微笑讥讽他的满怀喜悦（在他的兄弟姐妹中，他的绰号是“炒蛋行政官”，在他满怀喜悦和需要爱时，他没法得到且经常受到伤害，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后来的岁月中倾向于用爱紧紧地拥抱女人和朋友）。

在瓦格纳青春年少时期，或许最重要的教育他的人是叔叔—莱比锡私人学者和翻译家阿道夫 · 瓦格纳。他与那个时代著名的文学家保持联系，他认识霍夫曼和蒂克本人。在1813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霍夫曼曾经用戏谑的方式，赞美地声称，他讲“1 700种语言”。他与让 · 保尔 保持通信联系。他在年轻时甚至还结识了席勒。瓦格纳的叔叔与这些著名的文学家保持个人交往，他还有丰富的藏书，他愿意向他的求知欲很强的侄子敞开这些宝贵的教育资源，而这一切都是无法低估的财富，给瓦格纳的精神世界打上深刻烙印，并且不断拓展他的精神视野。无论在私人课堂上和教会学校里，还是自从全家返回莱比锡以来在尼古莱中学（1828—1830年），瓦格纳接受的真正的学校教育一直是不完整的。他的音乐教育也是如此：在托马斯中学就读以及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期间，他通过自学和接受私人授课方式接受音乐教育，一直到他师从托马斯教堂唱诗班主事兼管风琴师台奥多 · 魏恩里希（1831年），听魏恩里希的课，他的音乐教育才被引向专业和系统的轨道上。在魏恩里希的指导下，瓦格纳在经历了一系列大多已经失踪的、业余爱好的作曲尝试后，创作出第一批真正专业的钢琴曲和交响乐曲。《B大调奏鸣曲》（Sonate in B-Dur）是瓦格纳的第一个作曲作品，在魏恩里希的安排下，该作品在布莱特考普夫与海尔泰尔出版社出版。他的交响乐曲中最充满雄心壮志的是《C大调交响乐》（Sinfonie in C-Dur） （1832年）。交响乐作曲中的《d小调序曲》（d-Moll-Ouvertüre） 和为《恩丘国王》（König Enzio）创作的音乐甚至在萨克森王室宫廷剧院上演过。

在瓦格纳听魏恩里希的课之前，他认为，音乐是完全无法调节的，从行业角度而言，人们是无法学会音乐的。他完全投身于一种幻想化的、业余爱好式的工作中。“音乐对我而言完全是心魔，一种神秘而崇高的阴森恐怖之物：在我看来，它似乎完全歪曲了所有规则性的东西。”E.T.A.霍夫曼的《幻想篇》（Phantasiestücke）为他提供了比费力地研究和声学要高得多的教益，“这个时候到了这个时期：我真正生活在霍夫曼式的人为编造的鬼怪故事中，并且在编织着鬼怪故事。”瓦格纳几乎没有意识到，他“喜欢的作家”本身就曾经是一个专业的作曲家，在霍夫曼看来，“深思熟虑”是最高的艺术准则，而且他还把维也纳的古典音乐家定义为“浪漫主义的”音乐王国中的统治者。

瓦格纳在《我的生平》中强调，在过去的青春年少时期，一直到他1829年欣赏威廉明娜 · 施罗德-德乌里安特演唱的歌剧《费德里奥》（Fidelio）为止，“对他而言，从事音乐都是次要的事”，研究音乐，被笼罩在他的文学兴趣以及由他对希腊的极度喜爱而引起的对神话的兴趣的阴影中。“毫无疑问地摆在我面前的是，我是注定要当作家的。”作为这样的作家，他从1826年至1828年创作的怪异的五幕悲剧《洛伊巴尔特》（Leubald）以最高的要求脱颖而出，一方面，这部悲剧是按照歌德的《铁手骑士葛兹 · 冯 · 贝利欣根》（Götz von Berlichingen mit der eisernen Hand）的方式创作的，具有骑士剧的痕迹；另一方面，这部悲剧是一种莎士比亚拼缀作品。瓦格纳在童年时就为莎士比亚而痴迷着魔。对他而言，莎士比亚毕生都是文学史上处于核心地位的星辰，这一点可以通过瓦格纳第一部戏剧作品的汇编式的人物特点和情节特点得到充分的证明。根据他的自传性的报道，他曾经打算，根据贝多芬谱曲的《哀格蒙特》（Egmont）这个音乐的典范，给这部悲剧配上一段戏剧音乐，然而，这段戏剧音乐没有保存下来，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痕迹。这当然也符合他的自我描述，根据这段自我描述，他的音乐兴趣是逐渐由文学兴趣发展来的。后来，尼采因为这段自我描述，怀疑瓦格纳天生的音乐天赋：“在我们伟大的音乐家中，没有一位在28岁时还是一个像瓦格纳这样蹩脚的音乐家。” 尽管这段评价如此成问题，但是，尼采在他的《不合时宜的观察》（Unzeitgemäße Betrachtungen）第四篇中的判断，对瓦格纳的教育经历而言，却是十分恰当的：“没有严格的祖传家教的艺术训练来限制他：绘画、诗艺、戏剧、音乐作为学术教育和学术未来如此接近地向他走来；目光短浅的人会认为，他天生是搞业余爱好的。”

年轻时，瓦格纳就很鲜明地表现出对自由运动和革命的积极兴趣，他这样表达了对“希腊解放战争”的社会责任感：

我对希腊的爱，就源于对当下局势发展过程的关注，这种关注曾令我欣喜兴奋，也曾令我痛苦煎熬。这种爱激发了我极大的热情，后来，我投入到古希腊的神话与历史中。我记得，我后来在希腊人抗击波斯人的斗争中，总是能重新感受到希腊人抗击土耳其人的起义的印象。

在瓦格纳看来，希腊的当前和过去是一个整体。作为尼古莱中学的高中生，据说他甚至“用希腊语创作了一首合唱，为了当下希腊的自由战争。” 还有，“波兰人抗击俄罗斯统治的自由战争”“也以与日俱增的兴奋”填满他的胸膛。1836年创作的《C大调波兰序曲》（Ouvertüre in C-Dur Polonia）还成为他1831年到1832年为波兰兴奋欣喜这种心境的余音。以下事件极大地吸引了瓦格纳：1830年巴黎的七月革命，凑巧由上演丹尼尔 · 弗朗索瓦 · 艾斯普里特 · 奥柏的歌剧《波蒂奇的哑女》（La Mutte de Portici）—瓦格纳曾深入地研究过这部歌剧—突然产生的比利时革命（1830年）及其后果。他在《我的生平》中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描绘。

瓦格纳为他的姐夫，即露易丝的丈夫，出版商路德维希 · 布鲁克豪斯，校阅一部讲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著作的清样，恰好在这段时期，巴黎又爆发了革命，甚至部分地出现了同样的人物。

《莱比锡报特刊》（Die Extra-Blätter der Leipziger Zeitung）报道了巴黎七月革命的消息。法国国王被推下王位，拉法耶特恰恰就如同一个历史的童话一样，穿越我的想象，他在民众的欢呼声中骑马穿过巴黎的大街小巷；在土伊勒里宫（Tuilerien），由瑞士雇佣军组成的军队再次被击溃；一个新的“平民国王”路易-菲利普不知道自己该向民众推荐什么，他只能假装赞同共和制。⋯⋯对我来说，有历史意义的世界从这一天开始了；我当然完全赞同革命。

因为革命和接下来的“革命的动荡”“不久就在或多或少的震撼中，席卷整个欧洲”，瓦格纳在这些革命和革命的动荡中，看到了“人类旧的、过时的，与新的、充满希望的事物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人们只能站在未来这一边。这样，他不仅自称已经创作了一个（已经失踪的）《政治的序曲》（Politische Ouvertüre），而且还参与萨克森、尤其在莱比锡爆发的动乱中，在此过程中，民众无节制的“魔力”“就像一个疯子一样，把他一同拉进它的漩涡中。”

在这种背景下，以下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自从1833年以来，瓦格纳与海因里希 · 劳伯保持密切联系，后者是“青年德意志”（Junges Deutschland）这场解放运动的代言人，瓦格纳为劳伯的非常进步的《优雅世界报》（Zeitung für die elegante Welt）撰写了他平生第一篇文章，而且，他还通过这篇文章解释了他的歌剧计划。瓦格纳的第二部歌剧《爱情的禁令》（Das Liebesverbot）成为他的早期革命热情的最重要的艺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