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瓦格纳迁居到拜罗伊特之后，尼采越来越成为瓦格纳家的稀客。由于空间的距离，这倒可以理解，但是，在经历了节庆演出剧院的奠基仪式这个高潮之后，在瓦格纳为捍卫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而与乌尔里希 · 冯 · 维拉莫维茨-莫伊伦多夫展开公开论战之后，发生了尼采与瓦格纳之间越来越大的个人疏离。瓦格纳当然还一如既往地按照原来熟悉的方式，与他这位年轻的朋友尼采交往。在1873年天主教的万灵节这一天，瓦格纳给尼采寄去了他的《著作与文学作品全集》一共九卷，还附上了一首充满幽默的得意心情的小诗，而尼采偏偏是没有什么幽默感的人，所以，瓦格纳的得意心情在尼采这里几乎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第九卷还包含瓦格纳写的公开信，针对乌尔里希 · 冯 · 维拉莫维茨-莫伊伦多夫的诽谤性小册子。

我急迫收集起来的内容，

都塞进九卷中，

里面讲的和结结巴巴说到的内容，

什么事在进行，停止或者悠荡摇晃，

宝剑、木棒和木槌，

简言之，在弗里彻出版社

成为呐喊、噪音或者尖锐刺耳的声音的，

我统统送给我的尼采，

但愿这给他带点儿好处来！

在瓦格纳的家里，瓦格纳夫妇开始为尼采担心，不仅担心他作为语文学家的声誉，而且还由于他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由于他的性格变得忧郁（正如科西玛表达的那样，“他愁眉苦脸”）。1874年4月4日，瓦格纳开玩笑地对科西玛说：“他得结婚，或者写一部歌剧。”在4月6日写的一封热情而吵吵嚷嚷的信中，他又重复了一遍这个建议，尽管这建议听起来很幽默，但是在它的背后，暗藏着瓦格纳对此的疑虑：尼采显然缺乏性爱的接触。瓦格纳在4月6日这封信中，还同时开玩笑地批评尼采，说他与拜罗伊特越来越疏远了。

瓦格纳真诚地关心尼采的职业和个人状况，尽管所有这一切，在瓦格纳的家里，对尼采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这些不满的情绪主要是由此引起的：尼采写信的时间间隔很长，而且，他越来越节制与瓦格纳夫妇的个人交往。很明显，尼采越来越封闭自己，以此对抗瓦格纳的个性强势，尼采试图逃避爱的拥抱，这种爱的拥抱有剥夺他的自由和创作的独立性的威胁。1872年，尼采没有参与瓦格纳一家在拜罗伊特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在瑙姆堡，他与母亲和妹妹一起欢度圣诞节。这时出现了他与瓦格纳严重的不愉快，1873年3月2日，尼采在致信盖尔斯多夫时写到：

此外，上帝知道，我多么经常地给这位大师以推动：我每次都一再感到奇怪，而且我根本就搞不清楚，原因到底在哪里。⋯⋯我根本无法想象，人们如何能够比我更多地，在所有主要事情上，都对瓦格纳怀有一片赤诚，而且能够比我更深地被他折服。⋯⋯但是，⋯⋯通过一种确定的、对我来说必要的、几乎应该称为“保健性质的”放弃，通过放弃越来越频繁的、亲自参与的共同生活，我必须为我自己选择一种自由，真的仅仅为了，能够在一种更高的意义上维系那种忠诚。

似乎是尼采的这种敬而远之，使得科西玛 · 瓦格纳担心，尼采会“背叛”他们，早在1871年5月11日到8月3日的日记中，她就已经流露出这种担心了。

尽管或多或少隐晦的意见分歧，尼采仍然对瓦格纳和拜罗伊特的项目保持无限的忠诚，正如尼采在《致德国人的敦促倡议书》（1873年）中所表明的那样，当时拜罗伊特的项目陷入危机。1874年这一年本来会很容易成为瓦格纳巨大的不幸之年。拜罗伊特的项目如此陷入资金困难中，以至于尼采都担心一种全面的失败。玛尔维达 · 冯 · 梅森布克（Malwida von Mysenbug）是《一位女理想主义者的回忆录》（Memoiren einer Idealistin）（1869—1876年）的作者，她是19世纪晚期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思想解放的女性人物之一。尼采是在拜罗伊特节庆演出剧院的奠基仪式上结识她的，作为与瓦格纳夫妇过从甚密的朋友，她也受邀参加了此次活动。

1874年2月11日，尼采在致信玛尔维达 · 冯 · 梅森布克时承认：“我们彼此之间有一种共同的苦楚，⋯⋯因为拜罗伊特的苦楚。因为，哎，我们寄予的希望曾经太巨大了！”尼采说，他已经“认真仔细地考量过了所有的原因，为什么这个项目会停滞，是的，为什么它或许会失败 ”。尼采这个时候就已经在酝酿，准备写一篇随笔，题目是《理查德 · 瓦格纳在拜罗伊特》。倘若尼采这时动笔写，那么，这篇随笔肯定会是对拜罗伊特项目的一份完全批评性的分析，它会完全处于对瓦格纳失败的征兆中。当然，尼采首先为自己保留他的怀疑想法，他没有对外说，而且，当这个项目不久因为国王的贷款而得救时，尼采把这些想法完全压了下去。

尼采在1874年和1875年写的日记，已经包含了他后来写的反对瓦格纳的论战文章中几乎所有的论点，只不过这时还没有那些尖锐刺耳的声音罢了。在尼采的日记中，瓦格纳已经被刻画成音乐上的雄辩术教师，而且，他一再被刻画成“被调动职位的演员”。在这里，尼采就已经指出了瓦格纳的所有性格弱点，他后来公开揭露的性格弱点，只不过在这个时候，这些性格弱点还处于和解的光线下：瓦格纳缺乏“满足”和谦虚，他不让“任何有个性特征的人物”在他的身边发挥作用。例如，勃拉姆斯，他嫉妒心强，他“偏爱浮夸和奢侈”，他对“极端庞大事物具有暴君意识”，鉴于这一点，尼采认为，以下这种情况真是“一种万幸”：“瓦格纳没有处于更高的社会地位，没有作为贵族出生，没有痴迷政治领域。” 尼采还认为，瓦格纳“没有限度和节制 ，”而他作为艺术家的纪律性与这个特点形成鲜明对比[“就仿佛在希腊人那里一样，作为艺术家，他是‘有节制的’（σωφρων），作为人，他不是。”。他总是“常有理”，这种心态在艺术史上“把发展归功于自己本身的必要性”，但是把“别人的发展视为歧途、邪路和迷途”。他拥有拍马屁的追随者，在别人眼里已经成了很大问题，还有他对犹太人的敌视，在这个问题上，尼采坚决地与瓦格纳保持距离。在这种对犹太人的敌视上内在联系，尼采表达了他的怀疑：瓦格纳喜欢把自己身上感觉不舒服的性格特点，投射到别人身上和其他现象中，为了在其中背离他自己：“瓦格纳把他的全部弱点强加到时代和对手身上，以此消除他的全部弱点。”按照尼采的观点，这对现代人而言是典型的，现代人相信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以此取代对上帝的信仰。但是，“只相信自己的人，对自己都不再完全真诚了。”

在尼采为瓦格纳总结的心理特征中，属于最有预见性的、最敏锐的特征有：尼采指出了，瓦格纳无所不晓地“读懂其他个体”，这“几乎不允许一种相当人性的交往”。他还补充道：“唯独爱接近他，但是，这种爱是盲目的，而他去看。所以，他习惯于被爱，并且在爱中进行统治。” 在尼采看来，把爱的供给和统治姿态结合起来，这就是瓦格纳的个性特征中的不可抵御的作用的秘密公式。然而，在尼采1874年的日记中，瓦格纳却作为一个失败的统治者出现。尼采不仅仅从拜罗伊特项目的“失败”出发，而试图探究这种失败的“原因”，在他看来，作为在最高的水平上失败的人，作为革命者，瓦格纳是失败的，在与国王的友谊中，他也是失败的。这种与国王的友谊，并没有在艺术上和物质上给他带来他所期望的，反而把他拉入那位耽于幻想的国王可疑的名声中。

他参加革命，同样也是不幸的：他失去了有财产的保护人，引起了恐惧，而又不得不以社会主义各个政党的变节者出现；一切都对他的艺术毫无益处，而且很没有必要性，此外还成了不明智的标志，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看透1849年的局势；第三，他侮辱犹太人，而犹太人拥有最多的金钱，并且掌控新闻媒体。当他这样做时，他还没有相关的职业—后来则是复仇。

尼采1874年的日记记录了他所担心的预感，即瓦格纳会在拜罗伊特遭受失败。由于路德维希二世提供了贷款，这些担心事实上证明是没有根据的，这时，尼采对失败的分析也就被抽掉了根基。所以，在1876年的纪念文章《理查德 · 瓦格纳在拜罗伊特》中，尼采批评的语气最终完全消失了。

在拜罗伊特，瓦格纳夫妇根本就没有料到任何关于尼采内心发生的批评性的转变。当《尼伯龙根的指环》的排练于1875年夏天在拜罗伊特举行时，他们也似乎忘记了尼采对1874年的疑虑。尼采的朋友盖尔斯多夫、罗德和弗兰茨 · 欧维尔贝克得以参加排练；而尼采本人则由于他的棘手的健康状况，不得不远离他们，无法参加，倘若不是什么更深层的心理的和理智的原因强迫他缺席。尼采真正表达渴慕和悲伤的诗歌还是被寄到了在拜罗伊特的朋友们的手上。例如，8月1日这封写给罗德的信：“然而，我每天的四分之三以上时间都想象着在那里，就像一个幽灵一样，总是围绕着拜罗伊特⋯⋯我在散步时足够频繁地在内心指挥我能背下来的全部音乐，然后跟着哼唱。”

1876年7月初，当尼采的著作《不合时宜的观察》的第四篇《理查德 · 瓦格纳在拜罗伊特》出版时，可以理解的是，瓦格纳对尼采的“卓越的著述”（科西玛在日记中这样记载）作出了热情洋溢的回应，尽管瓦格纳由于正在现场，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音乐节直接的筹备工作中，而只发了份电报：“朋友！您的书太棒了！—不过，您对我的了解到底从何而来呢？” 在瓦格纳的“庆典讲话”发表十年之后，尼采在一份作为遗稿出版的日记中，把瓦格纳1876年发表的“庆典讲话”描述为一种“宣布脱离关系和关系疏远的行为”，尽管讲话表现出奉承的姿态，他这样引用了这篇讲话：“每一位仔细检验的人都知道，就连一种神秘的对立关系、相互对视的神秘的对立关系都属于观察。” 在《人性的，太人性的》（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II）（1886年）的第二部前言中，尼采也引用了瓦格纳“凯旋的庆典演说”中那句“背叛的和伤感的话”。这篇庆典讲话是“对我的一段过去进行赞美和感激，针对我的航行之最美丽的、也是最危险的海洋平静⋯⋯而实际上是一种分离，一种告别”。

后来，尼采以相应的风格，把1876年的音乐节表述为他与瓦格纳之间关系的转折点，在这次事件中，尼采仿佛恍然大悟，他明白了，瓦格纳早就脱离了他自己，成了一个“瓦格纳追随者”。“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人们把瓦格纳翻译成了德语！瓦格纳追随者成了瓦格纳的主宰—德国的艺术！德国的大师！德国的啤酒！” 而在《尼采反瓦格纳》（Nietzsche contra Wagner）（1888年）中，他写道：

早在1876年夏天，在首届音乐节会演期间，我就已经在我的思想上与瓦格纳告别了。我无法忍受任何模棱两可性；自从瓦格纳回到德国以来，他就逐步向着我所蔑视的一切堕落了—甚至于向着反犹太主义堕落了⋯⋯实际上，当时到了必须告别的紧急时刻：我很快就得到了证据。

很显然，尼采在这里暗指他在索伦托与瓦格纳的最后一次见面以及《帕西法尔》的构思：“理查德 · 瓦格纳，表面上是战无不胜的人物，事实上则是一个腐朽了的、绝望的颓废者，无助而又心碎，突然之间跪倒在基督十字架面前了⋯⋯”

当然，我们应该用怀疑的态度看待尼采后来的描述。首先是，他的糟糕的健康状况迫使他在音乐节彩排期间“逃离”拜罗伊特，正如他在给妹妹写的一系列信中所说明的那样。由于他8月1日感觉严重的偏头疼，为此他写到：“我不行了，这一点我认识到了！”“持续的头疼⋯⋯和疲惫无力。昨天，我只能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听《女武神》；所有用眼睛看的活动都不可能！我渴望离开，我如果留下来，就简直太荒唐愚蠢了。我害怕任何一个漫长的艺术夜晚；可是，我却一直没有离开。”五天之后，他退隐到巴伐利亚森林中的疗养地克灵恩布鲁恩。然而，在瓦格纳的请求下，伊丽莎白 · 尼采却成功地劝说哥哥回到拜罗伊特。8月12日，他到达拜罗伊特，观看了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第一循环的演出。直到8月27日，他才回到巴塞尔，然后让妹妹向他讲述音乐节的结尾情况。

如前所述，1876年10月底到11月初，在索伦托，尼采与瓦格纳夫妇最后一次见面。巴塞尔大学准予尼采两个学期的休假，以便他能够恢复他那受到损害的健康。玛尔维达 · 冯 · 迈森布克主动当他的陪伴者和照顾者。她邀请尼采和他的朋友保尔 · 雷，在1876年到1877年期间，到索伦托，在那里，在风景如画的鲁比纳齐别墅中，她打算和她的“养子们”成立一个有才智的理想集体。在这里诞生了尼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部分；尼采写了《大脱离》（Große Loslösung），他在该著1886年的新版前言中指出，“大脱离”是作为“自决的意志，确定自我价值的意志”。不言而喻，他主要是指脱离瓦格纳，这个他没有指名道姓地说出来的人。

瓦格纳和尼采闹翻的对外日期是《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部分寄达拜罗伊特的1878年4月25日。在不到四个月之前，瓦格纳给“他的年轻的朋友弗里德里希 · 尼采”寄去了《帕西法尔》文学文本的私人印刷品—这是瓦格纳与尼采最后的个人接触，瓦格纳随这本书附上一个献词，在献词中，他开玩笑地暗指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的基督教内涵，因此，他给尼采的名字增加了官衔“教区委员会高级成员”，此外，往往被人们忽视的是，这个官衔是为了“友好地通知欧沃贝克教授”而确定的，也就是说，这个玩笑并非针对尼采，而是给巴塞尔的教会历史学家和基督教批评家欧沃贝克的。尼采把这个称谓看得比瓦格纳的本意还严肃，他太当真了。在尼采的眼里，瓦格纳随着创作《帕西法尔》，而真的成了“牧师”之一，在尼采的哲学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第二部分中，查拉图斯特拉的布道，就针对这些牧师。

在《瞧这个人》中，尼采谈到了《帕西法尔》与《人性的，太人性的》“这两本书”预示不祥的“交叉”：“通过偶然中的含义的一种奇迹，同时（指在尼采把《人性的，太人性的》寄给瓦格纳的同时）我收到一份漂亮的《帕西法尔》的文本，里面有瓦格纳写给我的献词⋯⋯这听起来难道不像两把利剑在交叉吗？” 尼采这当然是在用一种文体风格表达，他挪动改变了事实，而实际上，《帕西法尔》的文学文本，在尼采的写字台上，已经放了一个季度以上了。

除此之外，尼采后来用文体风格描述，把《帕西法尔》的文学文本说成他与瓦格纳翻脸的真正原因。而实际上，尼采在特里布申度过第一个圣诞节时，就熟悉《帕西法尔》的详细的散文体草稿。1869年12月25日，科西玛在日记中记载到，“与尼采教授读《帕西法尔》”，“新的、可怕的印象”。所以，对尼采来说，《帕西法尔》最后完成的文学文本，不可能是惊喜—尤其不可能是他后来假装的震惊。尼采早就熟知这部作品的倾向。1877年10月10日—在尼采与瓦格纳最后一次见面过了几乎一年之后—尼采还给科西玛写信到：“帕西法尔的美好预言，可能会在任何我们需要安慰的事情上，给予我们安慰。”

《人性的，太人性的》以新的启蒙思想倾向，明确针对瓦格纳及其美学的意识形态—这本书是为纪念伏尔泰而献给伏尔泰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瓦格纳对这本书的评价，完完全全是负面的。《人性的，太人性的》在开头引用笛卡尔的一句话，以此开始，在这个引文中，尼采赞美严格按照方法学进行研究的精神，把这种精神视为快乐的源泉。通过这个引文，这本书的基调也就被确定下来：“科学的精神” 应该取代尼采早期著述中形而上的美学的思辨。传统的形而上学、道德和美学，经受一种尖锐的意识形态批评。一种不挣脱传统的宗教和形而上学的纽带的艺术，会和它们一样，注定要灭亡。已经处于正在酝酿产生阶段的、新的、更高的文化，却打上了历史的、心理学的和自然科学的思维原则的烙印。

现在，在他的刊于《拜罗伊特报》八月份的文章《观众与大众性》（Publikum und Popularität）中，瓦格纳对尼采的这种观点予以猛烈还击。1878年6月21日，科西玛给瓦格纳的这篇文章加上了“关于尼采的玩笑” 这个题目，因为这篇文章在第三部分中包含一种隐藏的、对尼采的论战—正如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隐去瓦格纳的名字一样。瓦格纳讽刺挖苦地嘲讽那些“科学”的代表们，他们按照未被指名的尼采的方式，从事科学，他们轻视小看“我们艺术家、诗人、音乐家，把我们看成一种腐朽堕落的世界观方法的晚产儿”，而且想让纯粹自然科学的或者历史的“认知”，取代“形而上的胡闹恶作剧”，直到“纯粹进行认知的主体坐在讲台上，作为剩余的唯一有生存资格的人。这是世界悲剧的结尾一种值得尊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