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在1876年写的拜罗伊特纪念文章，以这个结束指明：瓦格纳并非“一种未来的预言家”，而是“对一种过去进行阐释和美化的人”。瓦格纳曾经积极地评价这篇文章，现在，他肯定受到了很深的伤害，当他再也不能误解尼采给他指定了在文化发展中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时：让同时代的人和后人明白，现在已经逝去的文化的原则和生存意识。瓦格纳怎么能够接受这样一种只把这个回顾性的角色留给他的文化理解呢？瓦格纳认为，事实正好相反：尼采告别了更深层的文化，并且陷入一种“教育市侩庸俗的”进步观中。（实际上，在文章《观众与大众性》中，瓦格纳就阴险恶毒而间接地把尼采，同大卫 · 弗里德里希 · 施特劳斯放在一口锅里相提并论，在《不合时宜的观察》的第一篇观察中，尼采以“教育的市侩庸人”这个概念针对大卫 · 弗里德里希 · 施特劳斯）

在接下来的十年内—特别是在瓦格纳去世后—，尼采对瓦格纳的批评变得尖锐起来。然而，在所有这些批评中，我们几乎总是能够感觉到这样的瞬间：尼采无法丧失对瓦格纳作品的热情，而且他的内心总是充满对这种现状的悲哀：已经失去与瓦格纳和科西玛之间的友谊，是的，在回顾中，尼采偶尔把这种友谊美化成毫无阴影的田园风光。瓦格纳夫妇也并没有对尼采的命运一直漠不关心，尽管那件轻蔑的同情外衣有明显的窟窿：尤其在科西玛关于“可怜的尼采”的充满同情的话语中，人们很容易根据她运用尼采的使幻想破灭这个心理学方式，识破她的真实用意。瓦格纳和科西玛一再试图通过他们与尼采共同的、保持友好关系不变的朋友，了解关于尼采的更详细的情况。尤其是欧沃贝克和玛尔维达 · 冯 · 迈森布克成了媒介，通过这种媒介，仿佛一座灯塔偶尔闪亮的灯光信号一样，业已消失的朋友们的信号，穿透关系疏远的黑暗。

1882年，在第二届拜罗伊特音乐节上，《帕西法尔》首次上演。因此，这一年再一次把尼采带到最高的、批评的激动情绪中。由于他有赞助票，因此他有权利要求在节庆演出剧院中得到一个座位，尽管如此，尼采还是放弃了参与，并且把他的座位让给了他的妹妹，即便这肯定让他觉得很难承受。虽然尼采拒绝去拜罗伊特，但他在研究《帕西法尔》的钢琴曲选段。他对这部歌剧的音乐评价，几乎是无限消极的。1887年初，在蒙特卡洛，尼采第一次听到瓦格纳的“告别世界之作”的序曲，此时此刻，他却至少在音乐方面，完全颠覆了他迄今为止的评价。他在日记中谈到：

最大的惬意，长期以来就向我证明的最大的惬意。情感的极大威力和严肃，难以形容，我不了解，还有什么能像这种音乐一样，在如此的深刻中，感悟基督教，而且如此线条清晰地把基督教带到同情境地。完全被升华了，而且被感动了。还从未有一位画家像瓦格纳这样，如此难以形容地勾画出一幅忧郁而温柔的景象。

1887年1月21日，尼采在致信彼得 · 加斯特时，比这更热情洋溢地评价道：“瓦格纳曾经做得比这更好吗？”他在信中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充满溢美之词地描绘了瓦格纳的晚期风格，这种描述，恰恰以颂扬的方式，强调他在另一个地方曾经谴责的特点：深刻地领会基督教，尤其深刻地领会“同情” 这种基督教的和叔本华式的核心道德，而这种领会提醒人们想起但丁。

在他的论战性的著作《瓦格纳事件》的第七封信中，尼采把瓦格纳看成“我们时代音乐中最伟大的袖珍画画家”和“忧郁大师”，他“目光凄迷，柔情脉脉，尽说些抚慰体贴的话”，“这本事可谓前无古人了”，在结尾处，他完全没有指责之意：“瓦格纳具有颓废者的德行，即同情。” 在《瓦格纳事件》中，尼采在一种讽刺的上下文中，也评论了《帕西法尔》，但是，我们又不能仅仅根据这种讽刺的上下文来解释：“我赞赏这部作品，但愿它是我自己创作的；由于我没有创作出来，我只好来理解它⋯⋯瓦格纳最好的灵感莫过于在他迟暮之年。” 尼采1887年的蒙特卡洛经历，才使他这种洞见变得可能。在《帕西法尔》首场演出那一年，尼采距这个洞见还很遥远。他很震惊地了解到，他的朋友们、他的妹妹对第二届拜罗伊特音乐节那种兴奋的反应，从总体来看，这次的音乐节是比1876年《尼伯龙根的指环》音乐节更为重要的—是的，一次几乎毫无争议的—成功（而且从资金的稳定方面来看也是成功的），尼采表达了他的震惊：“这位老魔法师又取得了一次巨大的成功，伴随着老男人们的抽泣，等等。⋯⋯我妹妹写到：‘我恐怕，哪怕一个聋子都会为演出感到兴奋的。’”

尼采不得不认识到，他和瓦格纳总是部分地拥有同样的公众，而这公众恰恰是公众最卓越的代表，他们不愿意承认，尼采和瓦格纳之间存在一种难以逾越的精神分歧，他们也不愿意把昔日的朋友之间的分裂，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和难以克服的。尼采的朋友们没有激进地和他一起，走他自己的路，朋友们不愿意看到，尼采的路不能与瓦格纳的路协调一致，瓦格纳“抢走”他的追随者，正如尼采1883年2月19日致信彼得 · 加斯特时令他痛苦地断言的那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尼采都不断面临上述情况，他在1882年3月21日致信玛尔维达 · 冯 · 迈森布克时写到，他只有一线希望，“假如我对我的未来没有完全看错，⋯⋯瓦格纳影响的最好的部分将在我的影响中延续。” 而尼采在这一点上并没有看错。

瓦格纳于1883年2月13日辞世，他的辞世意味着，给尼采的情感世界再一次带来深切的伤痛。那个时候，尼采因为与瓦格纳断交而饱受难以替代的丧失友人的极度痛苦，当他得到瓦格纳去世这个噩耗时，他的这种痛苦又活跃起来，同样变得活跃起来的是，他对以下情况的满足：随着自己摆脱瓦格纳，他迈出了自我发展的关键一步。然而，这种满足并没有缓解他对瓦格纳的离世感受到的至深的悲痛。1883年2月19日，他给彼得 · 加斯特写信说：“我有几天病得很厉害，而这使我的房东感到忧虑。”“现在我又好起来了，我甚至认为，瓦格纳的离世，是现在能够给我带来的最根本的如释重负。成为这位我最崇敬的人的对手，长达六年之久，这是很残酷的，而对此我并非被粗糙地打造的人。”尼采对瓦格纳的死感觉到“如释重负”，两天后，尼采给玛尔维达 · 冯 · 迈森布克写信，他在信中确切地解释了他的这种令人感到惊异的评价：

瓦格纳的离世给我带来可怕的沉痛打击；虽然我现在又可以下床了，但是，我绝对走不出这种后续的影响。—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从长远来看，这个事件对我来说，是一种如释重负。成为像瓦格纳这样我如此崇敬和爱戴的人的对手，长达六年之久，这是残酷的，这是非常残酷的；是的，即便作为对手，不得不注定保持缄默—为了崇敬的缘故，这个男人作为整体，应该得到的崇敬。

对尼采而言，瓦格纳的去世意味着“如释重负”，因为这种崇敬和爱戴现在不再会成为批评的障碍，因为尼采再也不必在说出每句论战性的话语时，都要顾及到瓦格纳是否读这句话，是否了解这句话，是否因此而感觉受到伤害。人们当然忍不住要怀疑，对尼采而言，这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干脆就蕴含在这种感觉中：现在，他可以“摆脱”瓦格纳了，他在《瓦格纳事件》的附言中提到过这种感觉：“拯救拯救者”作为“为拯救者所拯救”。尼采写给科西玛 · 瓦格纳的吊唁信并没有被保存下来，有可能在“瓦恩弗里特”别墅被烧毁了，但是，这封吊唁信的三份草稿却被保存下来。这封信是尼采的最后一次痛苦而绝望的尝试，为重新接近科西玛这位昔日的朋友所做的尝试。在所有这三份草稿中，她都被称为“在我的内心中最值得尊敬的女士”。在这封吊唁信的誊写稿中，这种表达肯定也是这么写的。

尼采明确而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科西玛与瓦格纳的关系的本质：对死者瓦格纳的爱，同献身于由他体现的、不朽的“理想”，统一起来。他写到：

您为了一个目标而活着，并且为了他，作出了任何牺牲；超越那个人的界限，您曾感受到这种“为一”的理想，而您以及您的名字，永远属于这不朽的“为一”⋯⋯并且超越那个人的爱，您领会了，他的爱与他的希望所想出的最高境界：您为他效力，您属于他，而您的名字永存—名字不会随着一个人的死去而消亡，尽管人是带着名字出生的。

然而，这也恰恰是那种理想：尼采希望看到，他自己的名字也与那种理想联系在一起。这似乎是他想向科西玛送达的秘密的信息。

在尼采有清醒意识的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尼采都把科西玛完全变成神话，甚至到了妄想臆断的地步，一方面，作为“从根本上说，我唯一崇敬的女人”，另一方面，作为古希腊神话中的阿里阿德涅，他以“狄奥尼索斯的方式”与她联系在一起。人们再也想象不出，比这两个态度之间更大的对立了：在他的晚期日记中，尼采就这样把科西玛变成神话人物；而在关于尼采的最后评价中，特别是在她的许多以尼采于1900年8月25日去世为诱因的信札中，科西玛对尼采的评价则交织混杂着厌恶、轻蔑和同情。

尽管尼采对瓦格纳的离世感到非常震惊，这也影响到他的健康状况，但他在这个时期写的书信听起来也有相当好斗的语气。2月22日，尼采给欧沃贝克写信说：“瓦格纳在很大程度上是我所结识过的最完整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我六年来遭受了一种极大的贫乏之苦。但是，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就仿佛有一种致命的污辱；假如他活得更长久些，那么，会发生可怕的后果。” 一些最近出书的瓦格纳传记作者与尼采传记作者，根据这句话，推导出粗鲁的、无法被任何事物证明的观点：尼采感到自己受到“致命的污辱”，因为瓦格纳与尼采的法兰克福医生奥托 · 艾泽尔在1877年10月有亲密的书信往来。

1877年10月23日，瓦格纳给艾泽尔写信，他在信中作出诊断，称尼采患病的征兆，是他可能进行手淫造成的后果。因为有人失言轻率泄密—大概在瓦格纳去世后—，尼采才了解到这次通信，却没有详细确切地了解这封信的动机和内容。1883年4月21日—在瓦格纳逝世刚过去两个月时—，尼采给彼得 · 加斯特写信说：“瓦格纳不乏恶意的突发奇想。”“他写信（甚至与我的医生们通信），为了表达他的这种信念：说我已经改变的思维方式，是违背自然的纵欲的结果，他在暗示鸡奸。对此，您会说什么呢？” 最后的话表明，尼采上了当，被一个虚假的谣言或者被他误解的谣言给欺骗了。但是，尼采在另外一个地方明确解释了“致命的污辱”是指什么：1980年，在罗曼 · 罗兰的遗物中，有一封尼采写给玛尔维达 · 冯 · 迈森布克的信，重见天日，这封信让上述传记作家的猜测，丧失了有效性。这封信写于前面引用过的致欧沃贝克那封信的前一天（1883年2月22日），但是，这封信现在准确地解释了尼采说“致命的污辱”是指什么：

瓦格纳以一种致命的方式污辱了我—我却想把它告诉您！—他缓慢地退回，并且蹑手蹑脚地回到基督教和教会，我把这感受为一种对我个人的谩骂：我觉得，我整个的青春及其方向都似乎受到了玷污，有了瑕疵，就这一点而言，我曾经崇敬这个有能力做到这一步的人。

也就是说，致命的污辱在于，尼采所称的瓦格纳“蹑手蹑脚地退回到”基督教—而且退回到天主教的—教会。尼采一再以嘲讽和恼火讲述这件事：他们在索伦托最后一次见面时，瓦格纳跟他说起“快乐陶醉”，“他善于从路德新教的晚餐中得到的快乐，而他与此同时，以他的《帕西法尔》的音乐，又与所有真正罗马的握手示好。”

尼采主要在都灵度过了他有清醒意识的人生的最后时期。1888年9月底，《瓦格纳事件》出版，被尼采称为“1888年5月都灵信札”。他以敲击定音鼓开始：对比乔治 · 比才和瓦格纳。1881年11月，尼采在热那亚第一次听到比才的《卡门》（Carmen），后来，他又听过多次。他还搞到了歌剧《卡门》的钢琴曲选段，并且给曲谱加了无数多为溢美之词的边缘评注。对尼采来说，比才的音乐最成功地实现了他对瓦格纳发出的倡议：“应当使音乐具有地中海风格”（Il faut méditerraniser l musique）。更奇怪的是，本来比才这个名字应该是一个与瓦格纳分庭抗礼的名字，可以成为很大的另一种可能性，但是，这个名字，在这篇论战文章前几页的颂扬之后，就消失了，他在“第二个附言”中写到：“如果我在这篇文章中向瓦格纳宣战⋯⋯那么，我绝不是想以此来庆贺别的无论哪个音乐家。在对战瓦格纳时，别的音乐家不在考虑范围内。” 这就是说，他也不考虑比才！实际上，尼采于1888年12月27日致信卡尔 · 福克斯时写到：“我关于比才所说的一席话，您不要当真；正如我所说一样，对我来说，比才千倍地不在考虑范围内。（这和“第二个附言”中的表达完全一样，如出一辙）但是，作为对瓦格纳的讽刺性的对照，这产生很强的效果。”

尽管尼采同瓦格纳进行了公开论战，但他还是无法摆脱瓦格纳的魅力。这也是尼采以下做法的原因：在身体麻痹性崩溃之前，尼采收回了他的第二篇论战文章《尼采反瓦格纳》的印刷许可。毫无疑问，这种撤销与此种情况密切相关：尼采在他有意识的人生的最后几天里，恰恰值得纪念地、充满激情地、专心致志地研究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1888年12月27日，尼采给卡尔 · 福克斯写信，鼓动福克斯与彼得 · 加斯特一起，发表一篇反对瓦格纳的文章，题目是《尼采事件》（Der Fall Nietzsche）。此外，我在前面已经引用过，在这封信里，尼采淡化了自己对比才的崇敬。偏偏在这封信里，写着这样一句话：“（在被建议撰写的文章中）您绕不开《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它具有一种不仅在音乐上而且在所有艺术上都无与伦比的魅力。” 在12月29日的回信中，彼得 · 加斯特表达了对撰写反瓦格纳文章这项计划的疑虑。尼采在12月31日回信说：“您说得千真万确！⋯⋯您将在《瞧这个人》中发现整整一页关于《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内容，这完全是关于我与瓦格纳的关系的。瓦格纳绝对是在《瞧这个人》中出现的第一个名字。”

《瞧这个人》中整整一页关于《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内容就是，“我为什么如此聪明”这一章的第六段。其中有这样几句话：

可是，我今天还在寻觅一部像《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样具有同样危险的魅力的作品，具有既可怕的又甜蜜的无限性。我在所有艺术门类中寻觅，但都是徒劳。莱奥纳多 · 达 · 芬奇的所有奇特风格，在《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第一个声音中失去了魔力。⋯⋯我想，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瓦格纳能够掌握的非凡才华，外来的快乐陶醉的五十个世界，只有他，而不是别人，拥有通向这些世界的翅膀；正如我现在的状况一样，我足够强壮，以便把即使最可疑的和最危险的情况，都转变成对我的裨益，这样，我会变得更强壮，我称瓦格纳为我毕生伟大的行善者，我的贵人。我们在有些特点上很接近，我们彼此忍受了更深的痛苦，这超过作为本世纪的人能够承受的痛苦。这种特点，将永远把我们的名字重新联系在一起；瓦格纳在德国人中如此确定无疑是一种误解，对此我确信不疑，而且，我将永远确信这一点。

这些话听起来就像一份精神的遗嘱—其核心思想就是，彼此忍受对方带来的痛苦，而且在忍受这样一个世纪的痛苦：在德国人中间，不为人理解，这成为瓦格纳和尼采之间超越所有意见分歧的原因。

倘若我们这样声称，应该算不上言过其实：对瓦格纳的探究—处于其全部的张力跨度中，既有炽热的肯定，又有几乎充满仇恨的否定—成为尼采思想的核心。而只有这样，如下情况才是可以解释的：尼采评价瓦格纳时，他评价的温度，在炽热的炎热和冰冷的严寒之间波动。对尼采来说，无可辩驳的“理想”与太容易遭到反驳的现实，它们之间的鸿沟是“瓦格纳事件”的极大丑闻。瓦格纳只有在人生及其审美体验的罕见的、梦幻的幸福瞬间，才得以克服这道鸿沟，或者在那种“星辰友谊”的幻景中，跨越这道鸿沟，“星辰友谊”过去和现在都是尼采使用的最令人动容的简明表达形式，用来描述他与瓦格纳的关系。两艘轮船静静地停靠在一个海港，并且在一个太阳的照耀下，紧挨着停靠，在这幅画面中，尼采再一次进行了一种悄悄地回顾，不是回顾业已丧失的“特里布申的田园风光”，而是回顾他们共同庆祝的“庆典”，他回忆起1872年5月那个快乐幸福的日子，拜罗伊特节庆演出剧院奠基仪式的那次庆祝活动；但是，在这里，他也同样描写了疏远，这种疏远是由支配两个对跖者的对立法则强制造成的，即由他们的截然相反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任务强制造成的。在尼采的格言诗中，我们也可以听到一种至深的、梦寐以求的重逢的想法，同那位已经疏远的朋友的重逢，这是两个在他们的陌生中不再彼此相认者的重逢。可然后，他又飞升到那种宇宙的视角，从这个—“永恒不朽的视角”（sub specie aeternitatis）出发，所有的分离都会淡化褪色，那种尘世的敌意，会变成微不足道的事。

这样，在结尾处，尼采展现了他所期望的信念，相信超越所有分歧的星辰友谊：

我们曾经是朋友，然后，我们变得彼此陌生⋯⋯我们是两艘轮船，每艘轮船都有自己的目的地和轨道；我们大概可以交叉行驶，共同庆祝一个节日，正如我们曾经做过的那样，—然后，这两艘规矩正派的轮船，如此平静地停靠在一个海港，在一个太阳下，以至于它们仿佛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就好像曾经有过一个目的地似的。可我们肩负着任务，这种威力无比的力量又把我们分开，在不同的海洋和不同的太阳的照耀中，我们或许永远不会重逢，—抑或，我们也会见面，但我们再也认不出对方：不同的海洋和太阳改变了我们！我们不得不彼此感到陌生，这是支配我们的法则：我们恰恰应该通过这种方式，也变得更加令人崇敬！⋯⋯或许，有一种巨大的、看不见的弯道和星辰轨道，在这种星辰轨道中，我们如此不同的轨道和目的地，可以作为短小的路途，被包含在其中，让我们升华到这种思想上！然而，我们的生命太短暂，而我们的视力太弱，致使我们不能成为那种崇高的可能性意义上的朋友。—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星辰友谊，即便我们不得不彼此成为尘世上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