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1日下午，按照事先的约定，我来到中国传媒大学一个古色古香的艺术馆，要对崔永元做一期以公益为主题的访谈。

访谈前，崔永元正陷入“天价代言费”的漩涡——有人质疑他在将2亿代言费捐出去之前是否交税；有人感慨他“脑子有问题，为啥不多买几套房子……”各种纷争持续发酵，使得这次访谈无疑会多几个不得不问的花边话题。

他像是憋坏了

下午3点，崔永元一身白色休闲装出现在艺术馆，他端坐在一张百年长桌旁，不说话，等我来问。

这个做了28年记者的媒体人，在2013年成立了基金会，年底又辞去记者职务，转职为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名教师，以及公益人。

我向崔永元寒暄，打趣说我此前做《新京报》的卧底、调查记者，那时候传递的是“负能量”……崔永元显然没有等我说完的意思，他打断我的话接茬说：“做公益也有负能量，而且特别负。”

他滔滔不绝，举了一个负能量的例子，看我听得入迷，感觉不尽兴，又举了一个。和《实话实说》中的崔永元一样，他依然保持着实话实说的风格。他有时候嘴角上扬，浅浅地笑着讲自身参与公益的遭遇；有时候目光如炬，像发现了一个腐败的县委书记，非要将他揪出来不可……

他像是憋坏了，以每秒大于5个字的速度连珠炮似地说开来。说累的时候，他会看一看桌案上冒着热气的茶杯，然后再看看我，然后来不及喝茶，又开始说话。

凭什么呀

访谈中，崔永元会很平静地将一个个尖锐的话题抛出来，掷地有声。比如，国内某知名基金会，然后会数落该基金会在体制内存在的诸多弊端。

随着话题的深入，崔永元的面部表情变得越来越丰富，他有时候轻轻撇嘴，有时候眼珠子瞪得大大的，略作愤怒状……渐渐地，这个做了近三十年记者的老媒体人，好像一个受了委屈的老男孩，显得有一些情绪了。

崔永元说，成立基金会近一年来，最大的感受是，幸福感越来越少了，越来越不开心。他说了自己不开心的原因，做基金会之前，他将公益当成一件轻松快乐的事儿，但是，真正做基金会的时候，面对很多无端的质疑，他感到伤心。

崔永元说：“个别质疑者简直胡搅蛮缠。比如说，看到一张图片是孩子在吃肥肉，就会质疑说你们为什么让孩子天天吃肥肉，这个养猪的人是否是我的亲戚。”

……

崔永元一股脑举出多个被无端质疑的案例，他的眼神明显多了几分不服气，往往，在讲完一个事情之后，他会加一个不需要记者回答的反问：“凭什么呀？”

不愿视辱如常

崔永元强调说，做公益慈善是他很平常的一种选择，没有什么高大上，不需要别人说三道四。他说：“如果继续被无端泼脏水，我不玩了好不好。”

访谈中，我几乎不需要做任何引导，崔永元总会滔滔不绝地说出做公益时面临的一些不解和困惑。他说他不理解，自己抽烟的时候，别人不会对他说三道四，当做公益的时候，怎么遭遇这么多无端质疑。

在我对崔永元访谈的那篇文章发出不久，公益圈里炸成了一锅粥。同样是媒体人的公益先生邓飞看了报道后，鼓励崔永元：“做公益……必然会遭遇质疑甚至被无端泼脏水……须隐忍妥协，视辱如常……相信崔兄也可以做到。”

4月19日晚9时，在温州的一个有十多名年轻公益领袖参加的聚会上，多名公益人对我说，看了报道后非常理解崔永元的苦恼，希望他坚持做公益，不言放弃。

鼓励归鼓励，刚过“知天命”之年的崔永元显然有点倔强，他在4月11日接受我访谈时即掷地有声地表达了观点：“至于其他的慈善公益机构，愿意被人破鼓乱扔锤，愿意被人围攻……有这个受虐快感的人，我管不着，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不能做。我也不认为世界上好的慈善机构是这样做的。”

争辩

听他吐槽吐了两个小时后，我还是决定问一问那个唾手可得却被拱手相送的“天价代言费”。

这个时候，崔永元微微一笑，来了兴致，他拿出他当记者时候的犀利，开始连珠炮地将问题抛给我。

崔永元：现在是两种方式，你帮我参谋一下。一个是捐出去，一个是交了税了拿回家去。

申志民：我觉得第一种方式好。

崔永元：为什么。

申志民：因为你做的是公益，传播正能量。

崔永元：我跟你谈了一下午，我也没说服你。我拿回家有什么不对的呢。2亿元是我的代言费呀。我怎么就不能拿家去呢。

申志民：可以啊，你可以拿，但是我认为，传播公益的方式更好。

崔永元：第一个捐，第二个拿家去，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捐出去，高一大截。

申志民：是。

崔永元：所以我觉得你还是不理解我。你和那些人（无端泼脏水的人）是一样的。

申志民：那你有可能会选择拿回家么？

崔永元：我现在就想征求你的意见。我可以不可以拿回家呢？

申志民：我坚持前者。

崔永元：如果我拿回去，导致你对我的社会评价降低了。那我会很伤心了。

申志民：为什么？

崔永元：理论上讲，我将钱拿回家，是不应该导致我社会评价降低的。你应该还为我自豪呢。说韩国那个大长腿才1千多万，小崔值2个亿。你应该很自豪啊。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也是民族英雄啊，也是共和国脊梁。做代言拿广告费也应是脊梁。为什么非得都将钱拿出来才叫脊梁呢。

申志民：如果我坚持呢？

崔永元：必须改变国人的这种观念，这才是慈善发展的动力，才能让更多的人将公益慈善当成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道德背负和压力。做慈善，你可以不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你可以有游艇，有别墅……别要那么多女人就行，对吧。不违反法律，不违反道德，在这个基础上，你捐一块，我觉得都是好样的。你不捐，也没有问题。

在崔永元与我关于“2亿元是捐出来还是拿回去”的争辩之前，他显然已经安排好了2亿元的公益规划，但听到我坚持“将2亿元捐出去”的答案后，他微微一笑，似在预料之中。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表情严肃：“任何人做慈善，都被人认为是不干净的。如果是这样，中国的慈善不可能健康发展。”

访谈中，多数话题显得严肃而又沉重。我采用央视主持人朱军惯用的伎俩，话题一转，让他忆童年。

提起小时候，崔永元眼睛一亮，显得特别开心。他娓娓向我讲述在部队大院里，从小所经历的公益生活。比如，分享小人书，在谁谁家吃饭，谁谁给自己带了好吃的，等等。说到尽兴处，他眉飞色舞。

公益生活中，有一件事让崔永元念念不忘，他说，在乡村教师培训中，他发现很多来自小学校园的儿童志愿者为老师们做贴心的引导服务等，但部分老师没有时间观念，总拖拖拉拉。崔永元还“惊奇地发现”，部分老师居然不心疼孩子们，“孩子们嗓子都喊哑了……”。

他认为，乡村老师不能养成被关爱的角色，更需要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服务他人的行动中。

近三个小时的访谈，崔永元一直建议我看看他们的账本。账本上从几元到几万元，每一笔账目条分缕析，历历在目。“怎么仍有人无端泼脏水呢？”他问道。

采访结束，崔永元走出艺术馆，几分钟后，他抱着一只肥嘟嘟的花斑猫折了回来。猫咪在他怀里乖巧的样子使他爱不释手。那一刻，他像一个暂时忘掉委屈的孩子，又投入到了一种新的幸福之中。（申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