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寓言源远流长，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寓言史上都占有突出的地位。特别是在先秦时代，随着诸子百家的兴起，中国寓言达到空前的繁荣。

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人们思想和社会风气的改变，加上文言小说的兴起，使寓言渐趋式微。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佛经传入中国，译成汉文。在文坛上，代替先秦、两汉寓言而昌盛一时的，就是佛经寓言。

佛经寓言是古代印度（古称天竺）人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鲁迅称赞它是“大林深泉”。这些寓言，或拟人，或托物，或褒扬，或讽刺；有的优美，有的朴素，有的诡谲，有的幽默。真可谓洋洋大观，多姿多彩。

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学，从来是在相互吸收和融合的过程中发展的。中国文学曾经给世界文学以巨大影响，世界文学也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佛经寓言一经传入中国，就立即给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有的佛经寓言，我们可以在更早的中国文学作品中发现它的影子。如佛经寓言中《画水求盂》的故事，就与我国先秦的《吕氏春秋》中《刻舟求剑》的故事相类。不过一为失盂、一为失剑，一为画水、一为刻舟罢了。在一些中国文学作品中，有某种比喻，却没形成完整的故事情节；而在佛经寓言中，我们能发现与之意义相同的完整故事。如“鱼目似珠”（或“鱼目混珍”、“鱼目混珠”）这句话，早就在中国作品中出现了，但它仅仅作为比喻，并没有具体的故事情节。而在佛经中，我们就能看到和这个成语意义完全相同的完整故事。上述情况，说明中、印两个民族在文化渊源、民族心理上，有相同或相似之处。而最常见的情况，则是魏、晋、南北朝以后的许多中国文学作品，吸收和融合了佛经寓言，有的作品，干脆就直接袭用了佛经寓言的题材和内容。有许多佛经寓言，混入到中国的文学作品中。这方面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即举出中国南朝梁的《续齐谐记》中《阳羡书生》一篇，证实该文内容系出于《旧杂譬喻经》中的寓言。所以他说：“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像鲁迅先生说的这种情况，几乎在历朝历代的中国文学作品中都能发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佛经寓言中有个《二母争儿》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情节，后来被元人李行道移植到元杂剧《灰阑记》中，把它演成了包公判案的故事。18世纪，《灰阑记》被译成法文，传到欧洲。1945年，德国大戏剧家布莱希特，又据此剧写成著名话剧《高加索灰阑记》。人们一般都注意到《灰阑记》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却没注意到《灰阑记》却是脱胎于佛经寓言。

佛经寓言所使用的通俗的说经方法，给了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以巨大影响，像敦煌文学中的唐代变文、讲经等，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响。

佛经寓言传入中国，一方面影响着中国文学，一方面也逐渐融入了中国本民族的特色，最终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