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时，阮籍正在下棋。朋友说：“你家遭遇丧事，快回去吧！”他置若罔闻地摇了摇头：“下完此局。”棋终于下完了，悲痛的他“举声一号，吐血数升”。按照古代礼法和当时的尽孝方式，阮籍必须服丧3年，其间只能素食，还得禁欲。不仅如此，还得在母亲的墓旁搭个茅棚，守墓3年。对活着的人而言，这完全是一种形式上的折腾。阮籍的言行从不愿意循规蹈矩，“居丧无礼”就是一个方面，他的行径惊世骇俗。在母亲下葬那一天，他居然叫家人蒸了一头小猪，然后一口气吃了下去，接着又喝了两斗酒。酒足饭饱，才到母亲灵前放声痛哭。哭一声，吐一口血，直哭得死去活来，昏倒在地。由于悲哀过度，他身体极度虚弱，骨瘦如柴，连走路都需要拐杖了。

阮籍无视礼法，我行我素。在为母亲服丧期间，他参加晋文王司马昭的宴会，依然饮酒作乐。司隶校尉何曾当时也在座，借机对阮籍发难，当众对司马昭说：“您正在以孝治天下，而阮籍的母亲刚刚去世。他以重孝之身，居然还出席您的宴会，饮酒吃肉，实在太不像话了。我看应该把他流放到偏远的地方，以正风俗教化。”司马昭帮他说话：“阮籍的母亲去世后，他已经悲伤憔悴得不成样子了。你不能分担他的忧愁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说出这样无情的话呢？何况服丧期间悲伤过度，为了不伤害身体，饮一些酒吃一点儿肉，本来就符合丧礼的规矩。”由此足见司马昭对阮籍的理解、宽容和爱护。

阮籍生性至孝，却不守礼制。他3岁丧父，寡母孤弱，与母亲相依为命，他对母亲的感情可想而知。他在以自己的生命显示一种阮籍式的孝道，以自己的行动和那些卫道的君子们抗争。连当时权倾朝野的司马昭也不得不承认，对于母亲的死，阮籍不是不悲痛，而是大悲痛。一种常人无法企及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没有一点伪装的、真正的悲痛。

嵇康的哥哥嵇喜是个追名逐利的官吏，他听说阮母去世，就前来吊唁。阮籍看见他，立即以白眼相向，黑眼珠都被埋到眼皮里了。他以自己特有的行为艺术宣示，他不愿让这样的小人来打扰自己的母亲。世人都说，阮籍善使“青白眼”，其实阮籍的眼睛深不见底、水波不兴，人间罕见阮籍的青眼。难得的一次，就是嵇康挟琴带酒来吊唁阮母，这一道青眼也成就了他们终生的友谊。

丧母后不久，阮籍到司马昭的大将军府，碰巧有位官员向司马昭报告说，民间老百姓中有人杀了自己的母亲，阮籍当众便说道：“这杀父亲还说得过去，要是杀了母亲就太过分了。”一向拘谨的阮籍如此口出狂言，实在大逆不道。霎时间，文武群臣脸色大变，议论纷纷。司马昭见状也厉声斥责：“我司马父子一直以孝治天下。杀父者罪不可赦，阮中郎你这样说是何居心啊？”看到司马昭动怒，阮籍从容地回答：“不然。我听说禽兽只认得它的母亲，不认得它的父亲。人杀了父亲如同禽兽，而杀了母亲，就比禽兽都不如了。”

阮籍的回答让司马昭竟一时语塞起来，其他的部属更是面面相觑、支支吾吾。这阮籍实际上是在讥讽司马氏一伙。古代礼制是把父亲与国君等同看待的，而司马氏将曹操的孙子辈们杀的杀、废的废，这与禽兽有何区别？又有何资格奢谈以孝治天下？不过是欺世盗名罢了。满屋子卫道士们被阮籍戏弄一番，气得皱眉瞪眼。司马昭尽管心里窝火，可阮籍已经喝得大醉，开始胡言乱语起来，只好不计较了。

任性不羁、率性而为的阮籍向来蔑视礼教，不拘礼法。而阮籍平日行为之怪异，更为卫道士们所侧目。

阮籍好酒，他家旁边就是酒店，女主人年轻漂亮。阮籍常和王戎去喝酒，喝醉了就若无其事地躺在女主人身上睡着了，根本不避嫌。酒店老板起初怀疑他揩老婆的油，经多方侦察，发现阮籍并无淫意。

魏晋时期，男女授受不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阮籍全不放在眼里。一次，他嫂子要回娘家，阮籍不仅为嫂子饯行，还特地送她上路。面对旁人的闲话、非议，阮籍还是那句老话：“礼法难道是为我辈设的吗？”

有一次，一位才色兼备的兵家女子还没出嫁就早夭了，阮籍与她的家人素不相识，听说这件事后，竟不顾世人议论，径自到早亡女孩的家中凭吊，在灵前大哭一场，尽哀而还。这眼泪，不是为亲情而流，不是为冤家而流，只是为了献给一个美好而消逝的生命。这场痛哭坦荡随意，这眼泪非亲非故，既荒唐，又高贵，只为青春，只为美丽，只为一个美好生命的速逝。何等率真，何等自然，何等自由！自然与自由是个体人格的最高价值，也是魏晋风度的人格魅力所在。作为名士的代表人物，阮籍的狂狷气象在乱世之中被压制，对自由的渴望终于借酒和泪释放出来，更具有一种悲剧性的力量，那个死寂的时代也因此荡气回肠。死生亦大矣，死生之外无大事，对生命存在的焦虑本是人类最深层的本能意识，阮籍对此有着比常人更为敏锐而强烈的感觉，“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

某日，阮籍与本家子弟共饮，以大瓮盛酒，大醉滔滔，有群猪来饮，须臾之间，人猪同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