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家贫，仅靠耕种田地不足以养活自己。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他不得不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这天，恰逢郡督邮来县里视察，县吏就对陶渊明说：“您必须穿戴整齐，去跪迎上差。”陶渊明叹息：“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即解绶去职，在任仅80多天。这是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发生的促使陶渊明与官场彻底决裂的一件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就是千百年来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

他后来的《归去来兮辞》就是这个事件和这番心理的自白。纠缠在他心中13年的矛盾终于得以解决，看他归去的脚步多么轻快，“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心情又是多么急切，“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归去的生活又是多么从容悠闲，跟乡里故人谈心何等快乐，弹琴读书就能将忧愁驱散。农夫告诉我春天来了，将要去西边的田地耕作。有时驾着巾车，有时划着孤舟，既可探寻那幽深的沟壑，又可走过那高低不平的山丘。树木欣欣向荣，泉水缓缓流动，我羡慕万物各得其时，感叹自己一生行将告终。“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一告白是说给自己听的，却从此扣动了后世读书人的心弦，令一代代中国知识人怦然心动。

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战乱是疾苦之源，篡位是战乱之根，君权又是引发篡逆之因。几进几出之后，陶渊明最后远离了魏晋的中国官场。陶渊明走进一个无人的残破村落。他问砍柴人：这里的人都去哪儿了？砍柴人说：都死了，一个都不剩了。一家家妻离子散，一户户家破人亡，这就是战乱之下的、人命无常的东晋。陶渊明忽然心里有了点隐痛，他生出无限悲怆，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他对这个时代的失望，坚定了他自己在庐山脚下的归隐生活。

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五柳先生”式的清高洒脱、怡然自得。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年少时曾经写过《五柳先生传》，说的是:这位先生在当时不知是何方人也，因为家的旁边有五棵柳树，世人则称之为“五柳先生”。那是完全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是“桃花源”式的一尘不染、纯洁宁静、悠闲旷远。陶渊明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便成了他笔下的桃花源。在这个桃花源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在这个乌托邦里，“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正是这个乌托邦式的“桃花源”，支撑着陶渊明一生的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

打开陶渊明的诗集，就如同展开一卷巨大的画幅：静穆的农村，美丽的田野，纯朴的村夫，质直的村民，篱边的黄菊，日暮的归鸟，一一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那是生命啊，那是自然啊，那是流着泪水的欢喜啊。

在仕与隐的矛盾斗争中，陶渊明归来了，他深知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沉醉于“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他享受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他热恋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在茅屋低檐下饮酒赏菊，满眼尽是田园的风景。飞鸟，花朵，雨水，炊烟，庭院，树木，支撑着他看淡看透的视线。他的心成了宇宙的中心，乱世的中心如此宁静，不禁叫人诧异。他从前牵挂的人和事，此时已不重要。一切如此惬意，哪怕带有淡淡的愁绪。

绝大多数人都错误地以为，越忙碌就显得自己越有价值、越有成就，“被需要”的感觉真好，功名利禄滚滚而来，一忙就是一生一世，至死也弄不明白为那些事情奔忙劳碌究竟有什么实质意义。这个头衔，那个职位，这个活动，那个项目，其实全是无尽的欲望。陶渊明就懂，他深深地懂得，人生最大的幸福其实是“闲情”，有闲就好，身后有一片田园就好，能为自己做主就好，世间清福最难享。

俗世的“人事”对他是一种精神的枷锁，既劳心又劳力，远远比不上自己和朋友在农事之后的相聚。“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和朋友举杯欢饮，微笑而心无芥蒂地聊天，彼此之间没有地位和官阶的差别。“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路狭小，两边长满了茂密的草木，树叶上的露水将衣裳都打湿了，没关系，只要不违背归隐的愿望。“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若将晴耕雨读的田园生活与整天刻板的官衙生活相比，自然是天堂比尘网，所以陶渊明宁愿做达官贵人眼中的苦差事。他手举农具，农具在青草的气息里复活了，深深有力地向下挖土、刨坑、翻地，耕耘那将芜的田园。农夫们陆续来到这里开荒，有的还会帮他种地。这个隐者，习惯于向农夫微笑。

他常常吟咏归鸟，“翼翼归鸟，相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及旧栖”；又吟诵“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借着眷恋山林的归鸟，表达了对自由的无比珍爱。自由，那是超越人间俗利的最珍贵的价值，也是保全自我本性的最靠谱的保障。他曾经反复以“羁”、“拘”、“制”等词语来描绘官场不自由的生活对自己的压抑和损伤。

“纵浪大化中”，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而且要做得自然而然就更难了。从魏晋风流的演变看，陶渊明处于魏晋风流的最后阶段，但他绝不逊色于“正始名士”、“竹林名士”那些赫赫有名的风流名士，甚至可以说他比后者更加达到了风流的最自然的地步，因而是最风流的风流。陶渊明的风流可以概括为“简约玄淡、不滞于物”八个字。唯简约方无累，唯玄淡方超远，唯不滞于物，心灵方能得到最大的自由。他融汇儒家之坚守和道家之淡远于一身。儒家的“宁固穷以济志”，指穷而不移的气节，“固穷”是一种有定力的人生境界，也是一个道德准则。道家的“自然”，包含着对于世俗社会和名教礼法的厌恶与鄙弃。循着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思想，陶渊明追求抱朴含真、抱朴守静，羡慕天地山川之不化，痛感人生之无常。他不求神寻仙，不参禅拜佛，只是让平实的日子充满淡雅的生趣，用饮酒来愉悦短暂的人生。他可以一点架子都没有地与乡邻共话桑麻，也可以不拘礼节地和邻人秉烛言笑，但他的一举一动尽在“规矩之中”，不离人情。虽然质性自然，但同时也持身严谨，不肯作放荡之态。顶多酒喝多了，不客气地对客人说一句：“我醉欲眠，卿且去。”如春天的风，平和温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