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和乱世，中间仿佛只隔了一层薄纸，只有一步之遥。从天堂沦落到地狱，竟是如此迅雷不及掩耳。这是专制王权的必然的宿命，唐帝国的盛世陡衰似乎揭示出这样一条真理：无论社会文化多么宽容，国力多么强盛，但只要专制主义的土壤存在，一切坚固的城池和宏伟的宫阙皆如沙门空海般脆弱虚空、不堪一击。

安史之乱把大唐帝国搅得落花流水、奄奄一息，到处哀鸿遍野、兵荒马乱。皇帝为夺回江山，竟卑怯地乞求匈奴回纥收复洛阳，应允任意抢掠三日，使洛阳成了一片废墟。历时9年的残杀，黄河流域萧条凄惨，人烟断绝，兽游鬼哭。大唐帝国人口从900万户锐减至200万户，3/4人口惨死，残存者以纸为衣。

山河满目疮痍，杜甫流亡颠沛。长安陷落后，杜甫北上灵武欲投奔新登基的唐肃宗，但半路被叛军所俘，约半年后才冒死逃了出来，最后终于投到肃宗旗下，被任命为左拾遗。不久发生了房琯罢相事件，杜甫为此忠言直谏，却触怒了龙颜，险些被治罪，随后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官军在相州大败，长安洛阳一带出现大饥荒。杜甫微薄的薪水无法养活家人，于是辞掉官职，携全家随难民向西逃荒，赴秦州、同谷等地。杜甫原打算去甘肃投靠亲友，哪知亲友自家也朝不保夕，所能给予的帮助极为有限，加上陇上自然条件比关中更为恶劣，如此下去，冬季全家将无御寒之物。杜甫一家人在甘肃只待了3个月，便决定南下去气候温暖湿润的成都谋生。

杜甫苍劲而清瘦的身影蹒跚在绵延的群山之间，乱世中仓皇飘零，孤苦无靠，原先清俊儒雅的容貌竟变得风霜满面，行事也显得迟缓而有点迂腐，背开始微驼。流离失所的旅途中，偶尔也追忆起煌煌盛世，杜甫泪流满面，感慨万千，“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些已成永逝的风景。路途上杜甫历经磨难，他目睹了人间的种种不幸、罪恶与苦难，一路的见闻都写在“三吏”、“三别”里，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全是恶狠狠的酷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全是生离死别。那苦难深重的人间啊，那罄竹难书的欺压与杀戮！谁说是盛唐？真的有盛唐吗？看看被阴谋和血腥充斥的唐朝宫廷，杀子弑父、兄弟残害、奸淫乱伦、纲常崩溃、人欲横流、男权嚣张、女权膨胀。太平盛世是儒家的理想社会，尧舜禹才是它的典范。传统史学家以“物产”为标准，认为以国库丰盛、人口庞众为标志的国强就是盛世。这种评判标准漠视民生，不是以人为本。不把民生当作盛世的衡量标准，是史学家良知的沦丧。唐代的税收“取之于民”而“用之于帝王权贵”，贫富不均，民不聊生。李白就曾梦想做一名侠客，解放民生被践踏的唐朝人民。而杜甫用他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旷世情怀向世人宣称：国力和经济的盛世根本算不上盛世，我只相信人民、人心、人道的盛世。

杜甫是典型的追求高尚道德感的儒家诗人，他的人格是追求完美的儒家人格。杜甫是真正懂得慈悲和仁爱的，他所关心的是人的苦难和民生的艰辛，所关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爱和同情，也只有这种品格才能最后拯救当时那个劫难深重的世界。杜诗最大的特点是温柔敦厚，温柔敦厚的本质，是用爱而不是怨恨写就的。他对朋友有情，“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对兄弟有情，“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对妻儿有情，“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对山河有情，“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对落魄的天子有情，“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对逃难的王孙有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对素不相识的路人有情，“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杜甫当了小官，从兵曹参军任上回奉先家中探望妻儿时，迎来的却是幼子受饿夭亡的噩耗，他和妻子抱成一团，号啕痛哭。草草安葬了幼子，杜甫已哭得无声无泪，他表情僵硬，歪歪斜斜地站起身，挣扎着取出纸墨奋笔疾书，写下《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五百字一气呵成，字字泣血。那是他对长安权贵们的愤怒控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说什么盛世？盛世只是少数权贵的盛世，大部分人忍饥挨饿，少数人骄奢淫逸。他的苦难体验早就超越了个人的丧子之痛，升华为对全体众生的悲悯。宋代黄庭坚评价杜甫的一句诗是“醉里眉攒万国愁”，他为什么愁？醉了也愁，皱着眉头，终日忧苦，正是因为博爱而心劳。他人道主义的盈盈泪光划过八百里秦川、三千里江山，关注的却是“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他的心灵，永远惦记着苍生之痛；他的悲情，永远亲吻着家国河山。21世纪的今天，到哪里去寻找这样纯粹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