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故乡的岷江渐去渐远，青衣江、大渡河清洌澄澈，合流的三江水奔腾浩荡，轻舟从乐山大佛脚下一掠而过，进入了空阔坦荡的一马平川。西蜀的山水间走来了这位风骨绝代的青年，从此照亮了大宋的天空。他丰神俊朗，一袭青衫，目光深邃，温良冷峻。这就是苏轼。

这是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苏氏父子已名动京师，文章传扬天下。苏洵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已中举。苏家兄弟的才华令宋仁宗叫绝：大宋何幸，得此奇才。他连声惊呼“我为子孙得了两个相才”。苏轼的文才更让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惊叹不已，断言这位年轻人的文章日后“必独步天下”。

因为慈母亡故，所以苏轼、苏辙兄弟返回四川眉山奔母丧后，又随父亲苏洵再赴京都。父子三人取岷江水路，出蜀出峡，直下江陵。24岁的苏轼遍览山川形胜，趁舟中无事，写下《出峡》：“入峡喜巉岩，出峡爱平旷。吾心淡无累，过境既安畅。”尽管故乡渐远、水天渺茫，可被他青春的心灵捕捉入诗的意境却是一片清旷宁寂。旷荡的万里平川，野市的过行僧客，钓台黄昏的袅袅烟雾，丝毫搅不起诗人眼前作为客体的一片江水，也拨不动作为主体的诗人年轻的心弦。

此时的苏轼正是对前途充满了幻想与憧憬的年龄，他的内心应该是欢快明亮的，可他的诗作并不能给人留下如此印象。出蜀经过三峡，青年离乡远游的苏轼却是少年老成。

在父亲苏洵中庸、内敛、严整家风的熏陶下，通过科举追求功名成为苏轼兄弟年少时的目标。为了他所向往的功名事业，苏轼在文章中盛赞孔孟。知子莫如父，从父亲给二人所起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兄弟二人性格的差异了。“轼”是车前的横木，锋芒毕露；而“辙”是车轮碾过的印迹，深沉不露。苏轼年轻时怀抱着兼济天下的理想与热忱，在赴京途中写的《荆州十首》，毫不掩饰对于仕宦前景的旺盛企图，苏轼心怀无比的济世热情，吐露了有志之士理当“为所当为”、绝不轻退的远大志向。这使后来的大多数研究者相信，苏轼早年的思想是“奋励有当世志”的儒家进取精神，他们认定苏轼的遁世思想是日后在其仕途受挫以后形成的。然而，他晚年的两封书信《与王庠书》、《与刘宜翁书》则清晰地表明：早在年少时，苏轼就已在思想深处埋下了逃世的种子。

苏轼8岁到乡塾读书，并且拜眉山道士张易简为师，他先诵读《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随后又研读《庄子》，产生心性的强烈共鸣。苏轼深受道家智慧的影响，信奉造物无为，道亦无为，造物即自然，道亦即自然，造物无为而无不为，道无处存在而又无处不存在。同时，苏轼从所读的史书中了解到历史治乱的无常、盛衰之迹的混乱，从理论上对官场的倾轧、忠奸的斗争、帝王的寡恩与专制满怀悲观，从本心上不愿踏入仕途，更想隐遁林泉。

像从古至今无数离开乡村奔赴城市的年轻人一样，苏轼胸怀取天子爵禄的自信，难以抗拒“富贵在我前，安能守贫贱”的诱惑，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犹豫和踯蹰。苏轼喜欢穷究天理，对人生意义进行哲学层面上的探讨，一旦触及人生虚无的本质后，自然而然地会消解谋取功名的动力。因此，此时苏轼的身影是彷徨的，他的人生体味多了一份与年龄不相称的悲凉。

两年后，也就是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的秋天，苏轼、苏辙兄弟以进士身份一同参加制科考试，寓居汴京城的怀远驿。夜半风雨大作，二人诵读韦应物的诗句后感慨甚深，相约“功成身退，夜雨对床”。他们约定，日后早早退休，过闲居的快乐生活。此时，兄弟俩还没有正式出仕，且正值青春年少，正是充满一展平生宏图希望的时候，而他们却希望尽早回家团聚，对床而眠，共听潇潇夜雨。一般来说，青年时的这种誓约是不能当真的，常常是一时心血来潮。但这一夜的情景与誓约却永远铭刻在苏氏兄弟的心灵深处。在他们以后长达40年的分合岁月中，“夜雨对床”无时无刻不萦绕在苏轼、苏辙兄弟的心头，成为他们在聚散沉浮中一直念念不忘的人生之约。

人生的荒谬就在于，你一生注定要远离挚友亲朋。大多数时间，你要与无数不相干的人发生无数不相干的瓜葛，进行无数不相干的周旋，度过无数不相干的年月。更无奈的是佛教“八苦”中的“怨憎会苦”，它指人的一生中总是会遇见所憎恶的人和事，本求远离，而反集聚，层出不穷，此起彼伏。

二

苏轼25岁时通过制科御试，以大理寺评事赴凤翔府签书判官。赶往凤翔上任前，他与弟弟苏辙在郑州西门分手，写出：“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初次出仕，本该踌躇满志，他却写下如此充满人生空漠感的诗句。这四句用的比喻与《五灯会元》中宋初著名云门宗传人天衣义怀禅师“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的话极为相似，苏轼性灵所发的小小诗作显然受到禅宗般若空观的影响。

苏轼迈出了出仕的第一步。凤翔位于陕西西部，靠近渭水，因和甘肃南边的强邻西夏纠纷迭起而人力缺乏、民穷财尽。首次做官的苏轼在这里签署文件、审判讼案，工作之余也到处察看。他在这里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为饱受旱灾之苦的百姓求雨。他要亲自撰写祈文，爬上高高的太白山顶去祈祷，和百姓一起焦急地等待，还要和太守沐浴后迎接“龙水”。下雨之后，他将官舍后面的亭子命名为“喜雨亭”，并写下《喜雨亭记》。

父亲苏洵去世，苏轼服丧一年多，居丧之后他回到京城，原以为可以重新有机会实现他为君、为民的政治理想，但是从一开始他就不由自主地卷入了一场新旧党派的争斗当中。他遇到了与他同样满腔热忱的王安石。王安石不是政客也不是小人，只是他的思想太超前了。苏轼觉得王安石太有激情，为大宋下的药太猛，药太猛不但不能治病，反而可能死人。从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开始，苏轼就一直关注着变法在民间的影响，他看到变法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向着利国利民的方向发展，反而给百姓带来深重的苦难，对于变法派的急功近利、不计后果，苏轼坚决上书反对，忠言谠论，直而不随。苏轼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比较缓和的方式改革，变法应逐步实施，而不能像王安石的变法那样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宋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的旧法派中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这样的结果使他像那些因反对变法而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34岁的苏轼带着满腹遗憾出任杭州通判。一到杭州，他就惊叹“故乡无此好湖山”。余杭的山山水水无处不悦人意，无处不美如画卷。久负盛名的西子湖令苏轼左顾右盼，远观近瞻。西湖在苏轼的眼里，美得有气派，美得有气势。那乍雨乍晴的时令，更是别有一番情致，西湖把他给迷住了，西湖的美摄魂牵魄，令苏轼倾心相与：“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描写西湖绝世美景之中蕴藏着浓浓的禅意。禅宗有言：“菩提自性，本来清净”，意为诸有情众生原是平等，万事万物本无差别。在苏轼眼中，无论西湖是晴也好，是雨也罢，本是一般，何有分别？若是偏好晴空或是雨色，便是起了分别心。

他和圣山寺佛印和尚成为好朋友，两人饮酒吟诗之余，常常开玩笑。这天苏轼与佛印到灵隐寺玩，经过飞来峰附近，苏东坡故意问佛印：“法师，知道这是什么山吗？”佛印说：“飞来峰啊。”苏轼又问：“既然飞来，何不飞去？”佛印说：“一动不如一静。”苏轼再问：“为何要静？”佛印说：“既来之，则安之。”苏轼无话可说，心服口服。

像一般的士大夫阶层中人一样，苏轼经常面临得失、荣辱、进退的纠结，但他却能从理性上排解，从更广阔的角度认识万物的差异与等一，从而寻求更高的生命价值。苏轼的这种理性思辨得益于佛教的无常、苦空观与禅宗的心无所住、心不着一物的顿悟禅。佛家的无常、苦空、无我可以说是苏轼此时的安心之法。苏轼首次停留杭州期间的诗作中，已经处处充盈着这种禅意：“盛衰哀乐两须臾，何用多忧心郁纡。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

10多年里，苏轼辗转于杭州、密州、徐州。处江湖之远的苏轼没有忘记兼济天下之志，他关心民生疾苦，惩办悍吏，灭蝗救灾，抗洪保堤，改革邑政，惠民于实际。他这人，不像一般的死读书、讲空话的文人，他上可读书作文，下可耕田为政。他一心为民服务，真正做到利为民谋、权为民用、情为民系，把这三个地方搞得风风光光，成为当时的魅力城市，他自然也就是最富魅力的市长。

苏轼到密州任职时，恰值北方连年大旱、蝗灾泛滥。天灾固然严重，人祸亦十分深远。王安石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由于用人不当、操之过急等，给百姓带来了更大的伤害。在天灾人祸交加的情形下，密州出现了“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的局面。为了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苏轼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救助措施。他上书朝廷，为民请命。面对蝗灾，他通过访问田夫野老吸取治虫经验，主张用火烧、用泥深埋的办法果断铲除蝗害，并且动用部分仓米来奖励捕蝗的人。由于连年饥馑，百姓生命难继，许多人不得不忍痛把嗷嗷待哺的儿女抛弃道旁。他命令州府的官员都到野外去捡拾弃婴，自己也“洒涕循城拾弃孩”，仅州府中就收养了近40名弃婴，他把这些弃婴分别安排到各家抚养，政府按月给予抚养费，两年内救活了数十名弃婴。

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密州的各种灾情基本得到控制。苏轼终于可以在公务之暇登山临水，遍览密州境内的名胜古迹。他多次到位于常山东南的黄茅冈一带会猎习射，留下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作：“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该词描绘了会猎的壮观场面，句句充满着生命力的舒展和雄性的力量，看上去是表达词人忠心报国、愿亲赴西北边疆抗击敌寇的壮志豪情，实际上是对自己被压抑的家国情怀的委婉表述，也是他对自己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的一种愤懑的抒发。

到密州的唯一安慰是与在济南做官的弟弟苏辙离得近了，可是苏轼这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在《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词中写道：“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他在秋天的清晨离开旅店，踏上征程，心情甚是凄凉寂寞，郁郁寡欢。这使他不禁回想起当年与苏辙赴京应试时的情景，他们就像晋代的陆机、陆云兄弟一样，才华横溢，雄心勃勃，欲致君尧舜，大展宏图。但后来由于与宋神宗、王安石政见不一，只好遵循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处世哲学，远离京城，悠游度日，诗酒自娱。希望报效君王而又怀才不遇的凄凉伤感和他浮生若梦的老庄思想以及豪放不羁的文人骚客情怀构成了词作的全部灵魂。也是在密州，他写下千古名篇《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他伤怀感喟：“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在意欲归隐但又害怕“高处不胜寒”的自相矛盾之中，他无可奈何地自圆其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围绕中秋明月展开形而上的沉思，把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之情纳入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性追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