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的秋天，徐州发大水，苏轼处变不惊，出色地组织了抗洪工作，保全了徐州城。洪水退后，苏轼又上书朝廷，请求免除徐州赋税，增筑外小城。第二年，朝廷下拨钱粮用于城防设施建设。徐州城外蕴藏着丰富的煤炭，但历来无人知晓。苏轼到徐州后，便不失时机地派人寻矿，终于在徐州西南50里的白土镇发现了品质优良、储量丰富的煤田。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接到调任浙江湖州的诏命。徐州父老闻知苏太守要调离徐州，纷纷攀挽马头，甚至割截他的马镫，不愿让他走。父老向他献酒献花，倾诉抗洪救灾中凝结的情谊。种种感激的语言，引得苏轼也不禁热泪潸然。他在诗中告慰父老说：“暂别还复见，依然有余情。”没想到此别竟再也不曾重回彭城，而徐州人则一直念念不忘这位清官廉吏。

他用情执政，以理行政，将儒学的入世精神贯彻在日用人伦之中，忧与民同，乐与民同。他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政绩，而是天下苍生的安居乐业。苏轼的知行合一体现在，对他人的仁爱不是停在纸上的道德文章上，也不是停在口头的政治宣言上，更不是动机不良的利益诱惑，而是给予别人最实际的帮助和最现实的庇护，是“推己及人”的善意，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诚意。在苏轼的情感和道德世界里，他将儒学的性、情、仁、礼、诚、乐、中庸等范畴贯穿起来，这使苏轼之情成为具体的、感性的情。同时，苏轼之情通向理性，又是具有社会性的道德情感。苏轼对儒家经典和精神的践行，体现他以“人情”为中心，以感性之情求得理性之情的致思方式。他认为圣人之道与人的情感密不可分，情感是人性的体现。正是因为有了情感，才有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儒者所强调的做人准则。在苏轼的视域里，仁是儒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不仅属于道德范畴，更与情感相关。我们可以深信不疑，苏轼正是用这种发乎内心的“情”将儒家与道家、佛禅相互接轨、贯通一体的。

辗转为官的年月间，转眼前妻王弗已去世10年了。苏轼写下悼亡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18岁那年，苏轼娶了15岁的王弗为妻，王弗性格“敏而静”。苏轼读书时，她终日陪在旁边，苏轼若有遗忘的地方，她会及时提醒。古代女子识字的一直很少，苏轼经过试探，方知自己的妻子知书，他又惊又喜，对妻子刮目相看。王弗的贤淑、精明，正好与苏轼的旷达、坦直互补，红袖添香夜读书之余，她还能谈一点自己对文章的见解。

大宋的夜晚和无数个清凉的夜晚一样浪漫，苏轼挑灯读妻，他希望她是一本读不完的书，然而他错了，王弗固执地要他读书，并一夜一夜地陪他熬下去。她理性得很，她要所嫁的男人出人头地，所以陪读的王弗比苏轼还要专心致志。苏轼不由地感动，埋首书本，换得了进士的功名。王弗笑了，大宋那无数个耿耿良夜的美好期盼随岁月湮没。这是一个完美的妻子和一个率性的男人之间无法言说的春宵或者良辰。

苏轼从来就没有花花肠子，他固守着“世间无恶人”的信条。王弗时时提醒他江湖险恶、人心叵测，在苏轼与访客交往谈话时，王弗常立于屏风后倾听，而她对人之性情和为人的看法无不言中，可谓绝佳的贤内助。然而情深不长，王弗与苏轼恩爱生活11年后病逝。当年，苏轼从京城一路护送妻子的灵柩回到老家。苏轼在安葬爱妻的山坡上种下3万棵青松。3万棵青松，该是什么样的风景，又要植多长时间？每种一棵，苏轼又是什么心情呢？10年后的今天，苏轼写下中国古代悼亡诗词中最感人肺腑的“十年生死两茫茫”，题为《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至今展读，谁能不为之动情？10年之后，那短松冈的松涛阵阵，也在代苏子瞻一哭，记忆深处，王弗依旧清秀端庄，聪敏娴静，在夫君的记忆里于轩窗下梳妆。这首悼亡词能感动中国万千读者，也因为其是心灵的恣情一恸。惟其是恸，方显深挚、方显深厚，方能千古共记这份情重。

四

“乌台诗案”来了，急风暴雨从天而降。北宋的监察机关是御史台，而乌台就是御史台的代称。“乌台诗案”的最终爆发有一个较为长期的酝酿过程。

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从熙宁二年（公元1089年）到熙宁五年（公元1092年），朝廷陆续实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事易法和方田均税法。国家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实际效益，可是这一时期的新法均以“富国”为目的，一切行动都以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强调高效、快速，不可避免地扩大和加深了对社会下层民众的盘剥，加重了农民负担。苏轼在杭州做通判时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写出了农民同时遭受雨灾和暴政的苦难，表现了对新法扰民的不满。比如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叙述了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已演变成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官员沈括到浙江考察农田水利法的执行情况，就偷偷将苏轼此时的诗歌抄录，还上奏说苏轼的诗歌存在反对“新法”的隐语，只不过当时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震怒。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四月，苏轼44岁，被任命到湖州为官。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略微发了几句牢骚，使得一大批“新法”人士对苏轼强烈不满，纷纷上书弹劾苏轼，指责其诗文中的“讥讽文字”是“愚弄朝廷”，要求皇帝将其捉拿下狱。政局形势黑云压城，迫使神宗降旨将苏轼逮捕到御史台。七月，御史台台吏皇甫遵到湖州逮捕苏轼。台吏声色俱厉，把苏轼像提鸡鸭一样押走。历经“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如捕寇贼”般极具羞辱意味的逮捕过程，生命有顷刻之忧的苏轼在渡江赴台狱时写下了“壮怀销铄尽，回首尚心惊”，深刻地反映了事件给予他的震撼程度。押解途中，苏轼水路途经太湖和扬州时，两次想跳水自杀。他不知道要被判什么罪，并且怕自己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可再一想，真跳水自杀，又会给弟弟招致更大的麻烦。

路经扬州平山堂下时，身为囚徒的苏轼眼见故友杜介故居“纸窗竹屋依然”，不禁感叹。杜介家只是一间山间小屋。昔日苏轼身处显贵时，并不觉得那里有什么吸引人之处，然而，此时苏轼命如悬丝，回头看这寻常至极的纸窗竹屋，自然会因境况的反差顿悟出黄冠草履的乡野生活的可贵，产生悔仕之心。

乌台的囚室外，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街上的人却不少，人们都要亲眼看一看这个曾经一举高中榜眼、曾经被皇帝大加赏识、曾经春风得意的苏轼。开封城里宽阔而平坦的大路上，一辆囚车在穿行，载着国家栋梁苏子瞻，雨水浇在他身上，也在他心中流淌着。

苏轼被押送到京并直接下狱，紧接而来的是严酷的狱中审问。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连隔壁囚房的犯官都被刑囚的哀嚎声所惊动，可见苏轼受到的刑讯逼供极为残酷。一度以为自己绝对撑不下去甚至再度计划自杀的苏轼在危急中写下两首绝命诗，请狱卒代交给弟弟子由，“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心中充满了凄苦的泪水。在绝命诗中，苏轼自言近况是“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写出了身在患难、无异鸡鸭之入庖厨的凶险，写出了惊恐、惶惑、忧惧的心境。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130多天，苏轼的政敌们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御史李定、舒覃、何正臣等辈，捕风捉影，小题大做，除了苏轼《钱塘集》中的政治诗外，又将审查范围扩大到密州、徐州之诗作及许多与“新法”不相干的诗作。许多诗句被他们夸大、曲解、罗织，构成苏轼犯罪的重要证据。这在中国历史上开了以诗治罪的“文字狱”先例。苏轼被逼无奈，只得自诬，用著文妙手违心地写下了长达4万多字的检讨与认罪书。对大部分指控，苏轼都坦白承认，说自己确实在诗中批评过新政。直到十月，“乌台诗案”终于审查完毕，政敌在苏轼的数十篇作品中找出“谤讪”诗句60多处。另外，还牵连出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29人。

“新法”人士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是当年大宋开国时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由于皇族及神宗本人的看法与宰执大臣及御史台的意见不一致，而且新派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经王安礼、章惇、王安石等人的劝说，加上神宗的祖母曹太后为苏轼求情，宋神宗做了折中的从轻处理。在决定处分之前，神宗秘密派人去察看苏轼的动静，察看者看到苏轼还能安心熟睡，就将此情此景禀报给皇上。皇上说：“他睡得这样踏实，朕就知道苏轼心里没有鬼。”最后只定了苏轼“讥讽政事”之罪。这年十二月，神宗皇帝将他流放黄州，苏轼免于一死，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