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距宋都东京1900里，在北宋时仍属开发不完全的荒僻野地，也是文教极不发达的地方。初出台狱之时，苏轼对即将前往的黄州并无印象，全副身心还沉浸在大难不死的余悸中，加上贫病交加，身边又无太多亲人，内心忐忑之状难以言表。经过整整一个月的跋涉，苏轼带着一颗渐渐清醒的心抵达黄州。此时，风停雨霁，天晴日暖，江柳挂绿，溪流淙淙，一派初春的景象，真是个好兆头。由长子苏迈陪同，父子二人寓居在城东南的山间旧寺定惠院内，寺后就是葱茏叠翠的小丘，安静且向阳，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去处。他们就在寺内搭伙，随寺僧吃斋，倒也方便。更让苏氏父子心热的是，他俩在定惠院还没收拾妥当，黄州太守陈君式就登门拜访，问寒问暖，殷勤致意，根本就不在意苏轼有罪在身。他与苏轼一见如故，从这天开始，天天来访，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温暖。

初到谪地，苏轼除了到村寺或者溪谷去沐浴、捉鱼、采药之外，几乎不与人交往。身处井底般的黄州贬所，弥漫于心的是死里逃生的惊悸和凄苦，苏轼惊魂未定，分外谨慎。他决心“不复作文字”，不仅对时政噤若寒蝉，而且在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中也不敢畅所欲言。他只是出入佛寺道观，将光阴都花在抄读不具危险的佛经内典或学术研究上，借以达到“远祸”的目的。有时策杖江边，踽踽独行，咀嚼政治生涯的苦果。即使孤寂愤懑，也只是偶填小令，稍加排遣。苏轼曾以“忧悬”二字自喻初抵黄州的心境，可知在苏轼达观的外表之下，仍有深重的畏祸心态。这对于生命情调自在疏放的苏轼来说，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精神状态，因此他意欲突围，进一步寻求生命的定位和意义。

苏轼安顿下来之后，家小也纷纷被接到黄州。小小的定惠院住不下苏家这么多人，太守陈君式就把苏轼一家安置到长江岸边的一个水驿临皋亭。“我生天地闻，一蚁寄大磨。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迁居临皋亭，苏轼以蚂蚁自喻，而人类社会是个不断旋转的磨子，蚂蚁与磨子的方向总是相左的。为了生计，苏轼不得不垦荒种地，在老友马正卿的帮助下，求得城东过去的营房废地数十亩。苏轼真正务农了，面对荆棘丛生、瓦砾遍地的荒土，他捡石头、种树、盖屋，脸吹糙晒黑了，躬耕劳作时，时常累得精疲力竭，丢下锄耙，望天兴叹。黄州的躬耕经验对苏轼来说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相对于抵黄初期，务农之后的苏轼不管在人际关系方面还是在经济来源方面皆有所得，初步完成了身的安顿。渐渐地，他对这个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里便是著名的东坡。这是苏轼永志不忘的地方，也成了他最著名的名号。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名为“东坡雪堂”，墙是由苏轼自己油漆的，书斋中的画画的是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后来他就在这里宴请宾客。东坡如今是真正耕作的农夫，从此自号“东坡居士”。

以逐客的身份来到黄州这个荒凉偏僻的地方，昔日的庙廊之器一下子沦为戴罪之身，苏轼身处东坡之上，心如农夫，脚踏大地，离天更近；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他同和尚、道士、农夫、樵子、渔翁、商人、郎中等都建立了程度不等的友谊，同他们议论时事，咏史怀古，摹山范水，畅谈人生。他有不少的邻人和朋友，有的成了他患难生活的知音，其中有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有黄州太守、武昌太守，还有两个道士。在经济生活上，苏轼得到了田夫野老和左邻右舍的接济与资助。他们有的送粮，有的送肉，有的送村酒，有的送瓜果。苏轼从这里感受到了“四海皆弟昆”的人生温暖与乐趣。

黄州那时寺庙很多，他与当地僧人的来往逐渐密切。苏轼与安国寺的方丈继连和尚谈禅，交往甚欢。他隔一两天就到附近的安国寺焚香默坐，自我省察。在闭门思过中，苏轼对于自己以往所思所作皆不满意，认为都未达到大乘佛教所要求的“中道”，便决定彻底“归诚”佛教，以洗心革面，开创新的人生道路，通过“物我两忘，身心皆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来解脱心中的痛苦和罪愆。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百余日的炼狱使他的主导思想产生了质变。从这次濒死经验中，他领悟到生命脆弱渺小、行动不由自主的悲剧。既然如此，要怎样生存自处，才能在瞬息万变的人生中获得安宁呢？苏轼向佛道哲学寻找援助。谪居黄州的岁月里，他手抄《金刚经》，笔力最为得意，苏轼以“昔年本不住，今者亦无来”两句诗点化《金刚经》义理。《维摩经》是他“治性养心”最好的佛经之一，《维摩经》的主要思想是以“不二”法门为中心，讨论诸法实相之真理。苏轼悟性极高，深得这部经书的精髓，人生无常、世事变幻的虚空色彩在他的文章和诗作中愈发显得浓厚。随着韶光的流逝、宦海的升沉，他对《坛经》中的“随所住处恒安乐”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随缘自娱，随缘委命。“缘”既然是宿因注定，就应该在困顿中找到生的乐趣。自性清净与无住思想构成苏轼超越逆境、达成“无所往而不乐”的乐观人格支柱。

苏轼重生了。他消去抑郁，日趋旷达和洒脱。他要把乌台冤狱中那死里逃生的惊悸和凄苦从梦魇中永远驱逐出去，从写“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起，心光忽而转为明亮，心境也转向淡泊和快适。

六

他进一步巩固了熙宁年间在杭州任通判时“心安是药方”的想法，将目前所贬谪的黄州“异乡”落实为宦途上的精神寄托之所，作为迈入心乡的过渡。对苏轼来说，故乡、异乡也许不可得，然而“心乡”的获得不假外求，不自由的仕宦征途才是真正可以自我安排的归宿之所。因此，面对陌生的异乡土地，苏轼仍然强打精神，从地理的观点来解释门前流淌的大江水势有自己的“故乡之亲”。他在《临皋闲题》里写道：“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到黄州不过两个月之久，苏轼已把心态从“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迅速调整到可以说出“何必归乡哉”的状态。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这首自我解嘲、自我安慰的诗，是苏轼初到黄州时所作。苏轼调侃自己因口遇祸被贬黄州，但又因祸得饱口福，可以尽情享受这里的美鱼香笋。苏东坡对竹笋情有独钟，称其为“玉版和尚”、“素中仙”，常用竹笋和猪肉制成菜肴。在一次和朋友的聚会中他信笔写道：“无竹令人肥，无肉使人瘦，不肥又不瘦，竹笋焖猪肉。”既会写好诗又能炖好猪肉的人并不多，不炖则已，一炖就炖出了著名的东坡肉。他摸索了一套独特的猪肉烹饪方法，以当地猪肉为原料，将五花肉切成大块，加葱、姜、冰糖、料酒，慢火细焖，煨制成酥香味美、肥而不腻的红烧肉。他从不忌讳谈吃，有旺盛而精致的食欲，相当讲究饮食种类和色香味俱全。春雪中摘来的春菜，含着晓露的芦菔根，净白的莼菜和蒌蒿，这些食品是那么新鲜与素净。来自大自然的各种菜色，使他感到心灵清亮、满腹清香。

在逆境中他抱着“袖手何妨闲处看”的态度随缘自适，苏东坡在这里过着琐碎平常的日子，可他也在精心地构建着自己精神文化的殿堂。黄州让苏轼变成了苏东坡。幽居在黄州的苏轼成了闲人，也成了自己的主人。

苏轼写“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时，锋芒毕露的聪明劲儿消去了，变清澈了，但也没什么颓丧气。这首作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春的《定风波》，最能体现苏轼当时的心态。词的上片通过描写作者不为风雨所动、在雨中坦然徐行，表达了从容面对、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山道弯弯，忽然下起倾盆大雨，树叶哗哗作响，没有雨具的行人纷纷狼狈地逃跑避雨，唯独苏轼安之若素，泰然处之，拄着一根竹杖，气定神闲地在林间漫步，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词的下片更是明确地表达了他超脱于风雨阴晴、悲喜祸福的人生意境：“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潇潇洒洒地道出了苏轼从大自然微妙的瞬间现象中所获得的顿悟与启示：自然界的风雨阴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这“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胸襟是需要千锤百炼的，出入穷通生死之途而怡然自得，以一种坚韧雄强而又平和静定的健康心态而身处忧患困厄。“回首相看萧瑟处”里有多少人生的苦难、人世的严峻和人间的崎岖啊！

在佛家不二精神的启示下，苏轼悟到了人生的空幻，并在作品中多次表达了对人生虚空的感受，但他并未执著于空而否定人生。尽管他在词里写着“先生年来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门”，但从未真正做到离弃人世，而是始终在不入不出之间，超越有无之境，游于物之外，无往而不乐。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坎坷的人生中“一蓑烟雨任平生”，出离“风雨”和“阴晴”二边，达到“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不二境界，实现了人生审美化的超越。从这一点上来说，苏轼更能代表宋元以来吸收了佛学禅宗的中国哲学和华夏美学。

表达了同一认识的还有作于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的另一首《定风波》：“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知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首词通过歌颂好友王巩的歌伎柔奴身处逆境而安时处顺的不俗品格，抒发了苏轼本人在政治逆境中随遇而安的旷达襟怀，寄寓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经历了宦海沉浮和人生风浪的洗礼之后，苏轼这种静心无想、无所他求、超然物外、达观超旷的精神境界，如晶莹溪水清澈透明，一览无余。这种超旷自适，恰恰是烛照人生、参破玄机的睿智，恰恰是傲视磨难、超凌逆境的隐忍。

这一个秋夜，他和一帮农夫客人把酒言欢，喝得酩酊大醉，从东坡雪堂踉跄走出。一路摇摇晃晃、窸窸窣窣地回到他临皋的住所，此时已是更深人静、万籁俱寂的下半夜了。“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糓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不知不觉已是黄州之贬的第三个年头，这首《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写于深秋的长江边，他倾听着阵阵涛声，以一种透彻了悟的哲理思辨，发出了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的深沉喟叹。“长恨此身非我有”是化用《庄子·知北游》“汝生非汝有也”句，“何时忘却营营”也是化用《庄子·庚桑楚》“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向道家寻求超脱之方，饱含苏轼切身的感受，带有深沉的感情，一任情性，发自衷心，因而自有一种与天地独往来的力量。“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样拥抱天地、亲融江海的超然诗句，也只有从苏东坡这般磊落豁达的襟怀中才能流出。

慎静以处忧患，正是苏轼人生哲理的核心，他饱经磨难，始终保持着旷达开朗的性格的奥秘也就在此。危难临头，不是任感情冲动，大作怨愤之声或放声悲号，而是在心中细细咀嚼，用禅宗及老庄思想中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去化解它。精神生命酣畅淋漓地舒展，万物与我为一的平等精神，“天人合一”的境界与“死生一如”的胸襟，物我两忘的本心清静，玄妙的心灵顿悟和直觉观照，庄禅哲学生命观、宇宙观几经渗透、参照，融进了苏轼个体存在的意识之中，于是，紧张的价值冲动松弛了，急促的功业理想舒缓了，沉重的现实痛苦消退了。

“君不见，兰亭修禊事，当时座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满山阴，空陈迹”；“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一种对生命存在与社会历史的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终极悲叹，一方面痛苦地冲击着诗人柔弱的内心情感，另一方面从虚无空寂中滋生出老庄的超越和禅宗的彻悟，正是这种内心调节机制，使苏轼获得了旷达和解脱。

佛禅坐视万物总是浮埃、终归虚幻，人尚如此，何谈人心所生之悲喜哀乐。水石本无声，因缘凑泊撞击而作雷鸣。悲喜如声，从心而生而人本无心。苏轼对佛理的体悟糅合了老庄之说，以目见身历之遭遇，知荣华富贵忧患坎坷，都属人生必有之内容，谈不上得失，也不必因之而喜戚，死生有命。有此透彻之悟，则身心神气虚静平和无动于衷，心斋坐忘枯木死灰无悲无喜了。佛教强调“即心即佛”、“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还强调“不即不离，不住不著”、“莫于心上著一物”，就是说既要注重心，又要超然于心，不执著于心，不为心所累，保持心境的虚空廓落。禅宗重视心的觉悟，它提倡在现实世界中“来去自由”，在日常生活中“自在解脱”，实际上是想用心灵的自由来对抗现实的不自由。这与庄子的等是非、齐物我的观念在表现方式上和实际效果上十分相似，都是以主观来战胜客观。苏轼正是从庄、禅一致的角度来接受禅宗的。庄、禅思想直接影响了苏轼随缘放旷的人生观。他在赏石名篇《怪石供》一文中说得更为直露透彻：“以道眼观一切，世间混沦空洞，了无一物，虽夜光尺璧与瓦砾等，而况此石？”这样，苏轼既与道家“齐物论”、“天命观”达成了共识，又认同了佛家“万物皆幻”的般若真如。“自悟本性”可以说传达了禅宗全部精义所在：把人我、内外、大小、好坏、迷悟、生死、有无等对立的观念全打消了，以此造就一个新生命。寻求这种境界，不能用理性思维，而要用自己的直觉、直观，这就是禅宗所谓的“顿悟”。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是无我与解脱，追求一种静心、无限、彻悟的精神自由状态。它要求人们修持心理和精神，断除妄惑和欲念，根绝忧虑和烦恼，苏轼吸取了禅宗心性本净、见性成佛的顿悟学说和华严宗诸法圆融无碍的宇宙观，形成空静圆通的人生观。

苏轼研读过《般若心经》、《金刚般若经》、《维摩诘经》、《楞伽经》、《圆觉经》等佛典，也读过《坛经》、《景德传灯录》等，对大乘佛教的空义、中观、心性空寂、清净等思想和禅宗要义理解得非常精深。他站在诸法性空、终极实相或第一义谛的角度，指出空与老庄、儒家与佛、禅与佛教终究是超越彼此的差别，是互相融通的。苏轼因而完美地融合了三者的精华，在儒道释之间穿梭自如、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