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惠州在岭南，当时属瘴疠不毛之地，远非黄州内地可比。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千里迢迢赶赴贬所，途中的艰难困苦、心情的凄凉可想而知。南迁途中，他感慨万千，往事如梦如幻。这次行旅得到了天助自助，他不但面见了多位挚友，而且遇到四次重要的佛思引渡，这对苏轼心境的趋稳助益极大，尤其是钟山法泉佛慧禅师以佛理喻之，苏轼愁云顿解，“南来万里亦何事”的疑问也找到了答案，原来是“一酌曹溪知水味”的灵机禅悟。盛夏，苏轼一行人进入虔州境内，在这里登台游泉，感觉颇为适意，留下许多参禅悟理的诗句。在天竺寺里，苏轼亲眼得见47年前从父亲口中得知的乐天诗石刻，既感慨物是人非，又顿生强烈的思亲之情，竟“感涕不已”，作“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之叹。一个月后，他终于走到大庾岭。由于大庾岭是南谪的重要地标，苏轼想到自己竟被“驱出岭外”，心中想必五味杂陈。

被贬惠州之时，只有三子苏过、妾王朝云随东坡老人奔赴贬所。在惠州，服侍他23年之久的爱妾王朝云为苏轼生下一子，取名干儿。贬谪之途动荡艰辛，幼子因经受不住折腾过早夭折了。苏轼心中悲痛难忍，但是更悲恸的是孩子的母亲，“母哭不可闻”的王朝云受尽身心的折磨，最终为自己年轻的生命画上了句号。苏轼在王朝云墓前建了一座碑亭，取名“六如亭”，取佛家“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之语。他给王朝云写的墓志铭只不过短短的几句话，说明生在何年、死于何时、跟了自己几年。三言两语，却是如此苍凉。

那一年，苏轼60岁，此后他一直鳏居。苏轼追忆从前王朝云对他的理解，想起曾有一天，苏轼抚着肚子问身边的人：“知道这里都是什么吗？”有人说是一肚子学识，有人说是一肚子文章，只有王朝云说：“那是一肚皮不合时宜。”

以60岁老迈之身流放岭南，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身为犯官，生计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生活完全靠地方官员、朋友、门生、方外之人馈赠接济，他甚至效仿杜甫，采挖黄精草充饥。作于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中秋的《西江月》，写尽了一个孤苦老人晚年的凄凉心境：“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虽然说风雨仓皇，可是苏轼这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对这一切随遇而安。

沉重的政治打击没有妨碍他游览松风亭的好兴致。松风亭上植松20余种，清风徐来，松声如涛，是当时岭南的游览胜地。苏轼的《记游松风亭》一文记述了自己禅悟的生活片段，他在文中细致地描述了“顿悟”时那种轻松、快慰的感受。禅是思维修，是静虑。苏轼在静虑中抖落身心的垢秽，洒扫世尘的污染，摆脱功名的羁梏，以求得身心的清净，这正符合禅宗的本旨。不仅如此，苏轼还欲将身置于荣辱之外，将心归于无念，不着于垢净，故无花开之喜，亦无花落之悲，此甚合大乘般若性空的境界。这篇游记小品将苏轼的人生观表达到极致，他认识到，一切目标都是人们自己制定的，一切禁忌都是人们自己设置的，人们之所以会焦虑、烦恼、忧伤、悲痛，都是由于他们把目标和禁忌看作是固定的、僵死的、绝不可更改的，因此自寻烦恼。如果人们可以根据现实的情况及时地改变自己的想法，那么一切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佛老庄玄的“随缘委命”，不能不说是他活下去的支柱。遇到逆境时，苏轼把灾难当作消解旧业的不二法门。相较于少年熟习的老庄，贬谪中的苏轼更加倚重佛典的引导作用，对他来说，“参禅”已不再是少年时期权充赏玩学理的对象。“随遇而安”的人生哲学，是佛道两家双重作用下的产物，在垂暮之年的贬谪生涯中，因苏轼持续不断的概念深化和实践，最终内化为其人生哲学的一个重要标记。他迈着“内外双修”的步伐，一方面向外寻求山水友情的慰藉，一方面也向内找寻“心安之境”的可能。

体悟到这些之后，苏轼在惠州的被贬岁月中过得更加充实坦然，他将儒家的仁人济世精神与佛道的乐善好施、普度众生的愿心结合起来，竭尽全力地关怀惠州民众。尽管他在惠州生活得颇为艰难，却不遗余力地帮助当地百姓，热心于当地的民生建设，如筹建医院、集资成立孤儿院、实施饮水工程、建造浮桥、收葬暴骨、建议利用水力修建碓磨等等。当年“乌台诗案”苏轼就是以文字获罪的，但如今他仍然不改其志，在忧患余生的晚年，写下了政治讽刺诗《荔枝叹》，怀着“至今欲食林甫肉”的极大愤慨，从唐代进贡荔枝写到宋代贡茶献花，对官吏的阿谀奉承、宫廷的穷奢极欲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他苦中作乐，觉得惠州空气好、荔枝好吃，还自创了味道醇美的罗浮春酒，尝试酿造桂花蜜，并写诗感慨地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又说：“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鼓。”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他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苏轼在诗中只是写了他旷达的襟怀和幽默的情趣，并未有一字涉及政治，但却又惹了祸端。这首洒脱的诗篇传至京城，新党权臣不高兴了。这些逍遥诗作让当权者感到苏轼在惠州生活得太快活了，于是有了将其再贬海南儋州的命令。既然你“春睡美”，好吧，再给你调一个位置，让你美！

十二

海南岛在天之涯地之角，是宋代最为荒远的地方了。再贬海南儋州，他只带了三子苏过启程。子孙们哭送于江边，都觉得是生离死别。苏轼已至垂暮之年，却以戴罪之身被一贬再贬至天涯海角的海南荒岛，还朝无望，返乡无期。苏轼却安慰儿孙：“生不挈棺，死不扶柩，这是东坡家风。”而弟弟苏辙当时则被贬于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这次海南之贬，是苏轼生命史上最后一次放逐，也是他遭受打击最严重的一次。海南儋州位于海南岛的西北部，当时人迹罕至，瘴疠遍生，山穷水恶，人烟稀少，黎汉杂居，文化落后。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口，他连酒器都卖掉了。他曾露宿于桄榔树下，也常以薯芋、虾蟆充饥。流放海南的岁月很艰苦，但苏先生竭力调整心态，寻求超脱，并自得其乐。他和当地乡民一起，背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他没忘了读书，这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

他在海南岛上试制墨，研发各种草药，纵然烧着了房子、喝坏了肚子，他依旧对生活的“创新”乐此不疲。他把所有苦难的流放地都当作可以安身立命的故乡，即便在最困顿的环境中也能找到生活的乐趣，这就是苏轼。有一段日子，穷困潦倒的诗人连肉也买不起，便把肉店里剔剩的羊骨搬回家，用佐料腌了，再放在火上慢烤两个时辰，吃的时候用竹签把羊骨缝里的肉一点点挑出来，还向家人打趣道：我们这是在吃蟹肉呢。这种圆融通达、乐天诙谐的性格真是比金玉还珍贵啊。这样的男人，即使颠沛流离到天涯海角，即使他面前是一道道鬼门关，他依然能把苦难的日子、凶险的日子酿成蜜，让你看到春天的花开、冬天的阳光。

这样的男人携天地之正气，秉万物之清流，“阅世走人间”与“观身卧云岭”的两个自我并行不悖。苏轼兼收诸学，又扬弃了诸学，从而构建了一种区别于任何时代和个人的充满了自主、自觉、自由精神的文化人格，形成了无往不胜、超然旷达、委运自然、率真任性、穷达相济、刚柔并存的东坡哲学。正因为如此，苏轼才能在壮志难酬、真情难诉、漂浮不定的悲惨贬途中保持人格的完整和真实，成为不折不扣的大宋达人，永远秀在华夏民族沧海横流的历史天宇之下。

在被陈寅恪先生称为“华夏文明之发展，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时”的特殊时代，苏轼绝对是一面旗帜，在尚雅、崇理、博学、富趣的时代氛围中，苏轼已俨然成为一种“符号”。换言之，苏轼以其卓越的智慧才情、无与伦比的文学成就以及惊心动魄的人生仕履，在宋代刮起了阵阵旋风，从多方面展示了宋型文化的特征，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和生命现象。

宋朝统治者对文人士大夫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一方面大量地给予他们及第、推恩、特许的资格，任用他们，厚待他们，坚守祖宗不杀文官的遗训，让他们说话；另一方面，又加大了对他们的考核、监督、弹劾，往往可以随便找个借口就整治他们，导致派系斗争愈演愈烈。这样一来，作为政治惩罚的迁逐流放对士人来说便成为常事。宋代士人处于三教合流、理学勃兴的哲学思潮中，长于理性思考，注重志节气概，故而面对迁逐之常事，多能以哲人的冷静与理智调整心理状态并以此表现志节气概，以泰然无迁谪意自处，这是苏轼贬逐心态所处之历史文化土壤。

儒家文化充满阳刚健朗的力量，总是相信春回大地，相信花开陌上，相信白昼比黑夜更美好，相信君子比小人更高尚。苏轼作为四朝老臣，对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都上书直言朝政之弊，进行过尖锐的批评，正如《怪石咏》诗中所言，为使君王有所警惧、对政治错误能够悔过，他不畏“震霆凛霜”，将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即使沦落到海南岛这样的地方，还是“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苏轼始终不改儒家济世情怀，他注重汉黎关系和谐，面对当地生产落后的状况，苦口婆心地劝说当地人重视农业生产。他带领乡民开凿井泉，建立东坡医疗所，并以诗书礼乐教授学生。经过3年的讲学明道，儋州黎汉专心向学，蔚然成风。外以儒家治世，内以佛老养心，内外结合构成了苏轼生死观的奇绝景象。

他谪居海南，不忘与当地黎族土民共娱同乐，共享生活乐趣，“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咬葱叶送迎翁”，“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此间有什么歇得歇不得，贬谪南荒，便歇在南荒，乃至愿意“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一次又一次用诗性的方式将平生逆旅化作胸中坦途，这种超越一切苦难的怡情快意被后世称为“东坡事事爽”，而苏轼心灵之上建构的庞大的超利害、忘物我的心性本体世界更是令我们叹为观止。

在这片南宗禅的发祥之地，苏轼有机会游曹溪、访南华，与南宗禅结下深缘。苏轼在岭南多次游历并且曾寄居在南华寺，他与南华寺僧人有频繁的深层交往。南华寺曾是慧能传法的寺院，来到南华寺，老年苏轼终于明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苏轼与岭南的人与物打成一片，他的心里也感受到了融合于岭南淳朴民风的快乐。他热爱岭南的人，珍视“曹溪一滴水”。“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是苏轼内心感受的真实表露。他超然物外，忧乐两忘地走着坎坷的人生之路，就是因为心中流淌着一股曹溪清泉。苏轼悟得，是“曹溪一滴水”让他在风雨人生中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曹溪一滴水”与“摩诘不二门”滋润了他的精神家园，铸成了他无所往而不乐的潇洒、乐观人格。眼见自己年事日高，而归期渺茫、前路茫茫、举目无亲，于是他益加潜心学佛习禅，热衷于修炼坐禅、精研佛典。“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短短的两句诗，将自绍圣元年到元符三年的7年流放生活、九死一生的飘落生涯，以达观的胸怀、感恩的心态一带而过，犹如《华严经》中的善财童子参访53位善知识。他在不同的境界里历事炼心，如如不动，随缘任运。

谪居儋州，苏轼在《次韵子由浴罢》一诗中说：“楞严在床头，妙偈时仰读。”可见《楞严经》在他生命中的重要地位。一部《楞严经》成为苏轼一生熟稔无比的宝典。《楞严经》是一部圆如来之密因、具菩萨之万行、标迷悟之根本的大乘经文。这部经书的要旨是明根尘，主要内容是佛为阿难逐一宣说人之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和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之间因缘互动的问题。

“思我无所思、人生本无待”，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是什么，要干什么，均无所挂心，“相逢莫相问，我不记吾谁”，既没有社会角色的自我确认和追索，也没有自然的回归和同化，只是走向内心，求得一种心灵的自由。他抵达了一种“我不记吾谁”的心灵的自由，解除一切束缚心灵的桎梏，以一颗赤裸裸的心来贴近生活。

他要做大自然的欣赏者，他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倾注在它的身上。他也从大自然中获得乐趣，浪迹山水禅寺寻求美的享受，领略人生哲理。他把岭海当作自己的故乡，他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又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他并非真的以为海南是他的“故乡”，而是说故乡在自己的心中，只要心有所安，无处不可作故乡。

他也时时盼望北归，思乡之情时时扰心，其痛苦经常溢于言表。他于梦中听见山呼海啸，误认为是群仙欢宴而庆贺他的北归。然而，年复一年，归期难料。早在25岁踏上仕途时就发出的“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言壮语，曾经最能代表他对事业功名的向往和追求，然而接踵而至的政治迫害以及社会人生的种种矛盾，逼他步步恬退。他所效忠的朝廷和君王一次又一次把他抛向痛苦的深渊。政治、功名、富贵只是一场幻梦，他只有拿佛家的思想来抚慰自己受伤的心，于山水的静观默照中获得清静圆融的体悟，山河大地无非佛身，溪声浪语无非佛法。法轮常转，岂分昼夜？

十三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宋哲宗驾崩，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这年五月暮春，苏轼被赦免，并被朝廷封为成都玉局观提举（宋代祠官）。这是苏轼一生最后的官职，也是朝廷给予苏轼的最后交代。告别海南土著，儋人沿途送别，依恋不舍。苏轼北归后动情地对友人说：“澹耳风土极善，人情不恶。”他能从穷荒的海南岛活着归来，曾居蛮荒之地，穷得家徒四壁，对海南还能有“极善、不恶”的好评，这个苏东坡真能吃苦，也真能取乐，也足见他与当地父老的情谊。九死南荒侥幸余生，回顾迁谪之苦、贬逐之路，他坦然受之，无怨而无悔，这是东坡式的幽默与智慧。渡尽劫波，相逢一笑，意味深长。

岭海7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9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可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六月，苏轼渡过琼州海峡北返，在藤州江上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他想说，他的心本来就像江月一样圆满纯白，像江流一样波澜不惊。

北归的道路让他百感交集，他呼吸到长江的气息，离熟悉的中原越来越近了。宋朝的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曾经的朝廷重臣、经纶满腹的大学士。苏轼在遇赦归途中，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怀着仰慕之情，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宋达人的风采。即使他不断被贬谪，依然才高盖世，众望所归。“持归岭北万人看”是当时百姓争相围观苏轼的真实写照，仿佛苏轼早已达到《华严经》里“如日在虚空，照临一切处”的境界。苏轼文章被公认为天下第一，苏东坡成为万众景仰的一代文宗，他走一路，写一路，写一路，火一路，写出来的多数都是千古名篇。66年的岁月里，波澜重重，几起几落，他始终保有着那颗温柔细腻的文心。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的六月，苏轼卧病常州。筋疲力尽的他，数病同生，四肢肿痛，焦渴吐血，连续20多天不能进食。

七月仲夏，苏轼悄然离世，死时66岁。世事一场大梦，的确如梦如劫，现在大梦完结了，如果他还要面向轮回，就投入另一个未知的陌生。他永逝的那天早晨，一大群毛色斑驳的飞鸟栖息在他寓所前的参天大树上，静默无声，久久停留。树荫之下的池塘里，莲花迎着晨曦初开，花开花落，都是一份随缘的自在。苏轼在临终前用近乎调侃的口气对自己风波险恶的宦海生涯做了一个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这一生逆境过半，平生的功业，就在黄州、惠州、儋州这三处贬谪之所。他跌宕而苦难的人生就这样被他举重若轻，“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这就是一个东方男子的“命运交响曲”。

苏东坡最大的愿望不是金榜题名或者红袖添香，而是与他的弟弟苏辙风雨对床。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更何况这知己是自己的同胞手足？“苏轼何罪？独名太高。”苏辙如是说。然而苏辙即使不说，历史的双眸也清澈无邪。青衫磊落的苏东坡，仿佛正从风雨的郊外走来，竹杖芒鞋，“回首向来萧索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就这样一蓑风雨，走向他曾经憧憬过的“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的闲人野趣。

苏轼之后，所有那些自认为怀才不遇的人，比起苏轼旷世的才华，比起他一生的苦难，还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怀才不遇呢？苏轼精神世界的海拔高度，是后世一直无人企及的。一个人要真正做到内心强大，就要看轻身外之物的得与失。坦然接受一切吧，事情的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真正困扰我们的并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而是我们对这些事的想法。

顺境和逆境是辨别出来的。如果你执著了，心动了，这就是逆境；如果你放下了，心不动，一切都是顺境。心随境转是凡夫，境随心转是圣贤。人生无时不在选择，一念之间，悲喜两重天，心态左右着一个人一生的繁华与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