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有些日子，国人永远不会忘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华北的安宁，日本开始全面侵华；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横行一时的侵略者终究难逃覆亡的下场；更无法忘却的是1945年9月9日，这一天，日本正式在南京向中国投降，曾烽烟遍地、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终于迎来胜利的曙光。

芷江洽降：民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蒋介石为纪念孙中山领导广州起义50周年，特意选定9月9日9时作为南京受降吉辰，借以表示自己继承国父遗志。广州起义是农历九月初九，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九”字是最高最完整的数，象征着完美无缺、完全胜利的意思。

在“南京受降”前，先进行的是“芷江洽降”。湖南怀化边陲小城芷江，全副美械装备的新六军，听到日本宣布终战的消息，大家聚在一起喝酒，部队里的美国教官，把所有库存的东西都拿出来庆祝。人们载歌载舞，很多人都醉了。就在7个月前，“芷江保卫战”爆发。在那场为时55天的惨烈激战中，我方7700名将士壮烈殉国，击毙日军12000多人，伤敌23000多人。这场战役的胜利，加速了日军投降的进程。

得知日本政府并没有承认在中国战区的失败，一直宣称“终战”，而不是“投降”，新六军的官兵愤慨不已。

在重庆高层会议上，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上将曾发话：日本现在很嚣张，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失败了，到南京去受降，部队应该有一种威慑力量。现在中国部队有威慑力量的是新一军和新六军，新六军就在芷江，就在空军基地。到南京几个钟头航程就行了，应该让新六军去。最后，新六军被选定为赴南京受降的部队。接洽日军投降的仪式就在新六军当时的所在地湖南芷江举行。

1945年8月18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发布命令，赋予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芷江受降的12项任务，其中第3项为：“对中国战区内敌军最高指挥官发布一切命令。”

8月20日下午，来自重庆的四架运输机飞抵芷江，何应钦、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等以及随员、新闻记者50余人同时赶到。

得知何应钦等人的到来，街上到处是欢呼的人群，他们挥舞着手臂，手边有什么就挥什么，有人喊累了就回家歇一会儿，立马就又回到街上继续呼喊。在乡间，农民们敲着各式各样的盆庆祝，许多盆都被敲破了。

当晚，何应钦及各方面军司令官卢汉、汤恩伯、张发奎、王耀武与湖南省主席吴奇伟、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等一度会商，认为接待日本侵略军投降专使人员的生活，应全部军事化，起居饮食不但要规定时间，且应以号音为准，严肃庄重，方不失战胜国风度。同时，所有标语、便条，亦应印上英文字母“V”，代表胜利。

8月21日，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受命飞往芷江洽降。据说，当今井武夫一行乘坐的冈村宁次专机接近常德上空时，突然从云端中飞出六架野马式战斗机，围绕日本专机转了三圈。经辨认确定为美军飞机前来引航后，今井武夫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呆坐在座位上默然无语。

中午12时11分，当挂着红色布条的日本飞机准备在芷江机场着陆时，先围绕机场低空飞三周，以示敬意。日机着陆后，陆军总部派陈应庄少校接待。实际上，陈应庄当时是新六军的政治部少将主任，为了表示对日寇的蔑视，才改称少校。

与此同时，芷江机场警卫部队派出一个营，并增派宪兵一个连，担任警戒任务。事前，在机场周围用石灰划出警戒圈，圈内布满了岗哨，参观的人群被限制在石灰警戒线以外，防止发生意外。

日方飞机降落的时候，近距离围观的群众向着日方飞机疯狂地吐唾沫，扔东西。20多个青年农民朝飞机跑过来。机场边有几米宽的壕沟，里面是半人深的泥浆，他们一个个毫不犹豫地跳了进去，浑身是泥浆。几个日本守兵上前阻拦，却被暴揍一顿。围观的军民高呼：“日本鬼子滚出去！”“向今井讨还血债！”

此时，今井武夫在机舱口立正，问陈应庄是否可以下机？陈答称：“现在可以下机了！”今井武夫着军装，佩军刀，首先下机，面有戚色，缄默无语。陈应庄检查前来洽降人员的名单，宪兵检查行李后，引导今井武夫及其随员等七人，分乘两辆吉普入城。

当时，长约两公里的路旁，站满了中美两国的军人和百姓，有的伸出手指作出表示胜利的“V”字状，有的握拳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审判战犯！”。今井武夫面色惨白，横目挺胸，手握军刀，情绪颇为紧张。他在日后出版的回忆录中说：“降使一行内心充满了绝望孤寂和不安的心情。”

下午4时，受降典礼正式在芷江七里桥开始，萧毅肃主持仪式。会场原为空军第五、第六队俱乐部，木质的大厅长约20米，宽约8米。会场前有一旷地，中间高竖中、美、英、苏四国国旗，会场内右边挂着孙中山半身遗像与国民党党旗，两边贴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标语。几张桌子排成弧形，铺着白桌布，有如法庭的审判台。对面有另一张小桌子与四把黑椅提供给洽降代表。会场内政要、士兵、中外记者140多人，早已等候在会谈厅的另一端了。

现场所有人都盯着今井他们脱帽入室，他们获准佩带军刀，但4人走过空位时，均对萧毅肃深深鞠躬，然后肃然默立。萧毅肃示意坐下，验明今井武夫等人的身份后，洽降才算正式开始。何应钦宣读受降命令，整个过程历时1小时17分钟。今井武夫交出了日军在华兵力部署图，并在“中字第一号备忘录”上签字。观礼人群为之欢呼。

六天后，中国陆军副参谋长冷欣一行，首先由芷江飞往南京，进行正式受降和接收的准备工作。

冈村宁次南京机场恭迎何应钦一行

先遣人员最初曾考虑以南京原国府路的“国府”作为受降典礼的场所。后发现该地缺乏较宽阔的操场和营房，才决定将受降典礼设在黄埔路“中央军校”原址。

9月2日，停泊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消息传来，9月3日被宣布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日，全国放假3天。“南京受降”随之也万众期待。

延安，毛泽东欣然题词：“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重庆，蒋介石全身戎装，特级上将军衔和一排排勋章交相辉映，他兴致勃勃地登上检阅车，来到重庆市中心街道。两旁的人群不时发出一阵阵整齐的口号声：“抗战胜利万岁！”蒋介石面带微笑向人群挥手致意。

自9月5日起，新六军官兵陆续乘美国运输机飞往南京。其任务是占领南京，控制侵华日军总部，接收京沪铁路沿线防务，确保南京、上海之间的交通畅通。3天后，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搭乘专机由芷江起飞，中午12时15分降落南京。冈村宁次偕驻华日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以及今井武夫等日军将领自成一列另站，肃立恭迎，其他人如各盟国军事代表团、南京地方官员、地方商会、工会、农会，以及学生总会代表近一万多人前来迎接，场面极其盛大。

最初，要不要让冈村宁次去机场迎接何应钦，中美在南京的人员之间有过一番争执。美军参谋长柏德诺将军认为不应让他去，理由是去了敌我不分。中方人员反复强调的无非是蒋介石“以德报怨”的训示，冈村率领日军配合国军行动，拒绝共军迫降。事情报到何应钦那里，决定折中一下：准许来机场，但另站位置，以示区别。

何应钦搭乘的是美龄号双引擎座机，由九架战斗机护航，飞抵机场上空时，一时间万人翘首欢呼，掌声不绝。下机后，何应钦接受市民献花和“日月重光”的锦旗。在中外记者的包围中，何应钦满面笑容，接着走入欢迎行列，挥手答礼，随后驱车前往设于中央军校的陆军总部。

何应钦感慨地说：“记得1937年11月16日，我们离开首都的那天……我们都有一个沉痛的决心和坚强的自信：我们一定要奋斗到底，获得最后的胜利，重回到首都……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获得光荣的胜利，重回到首都，内心自然是无限的兴奋和愉快，同时想到这八年来为抗战牺牲的将士和同胞，以及沦陷区同胞八年来所遭遇的痛苦，又不胜感念！”

1945年9月的南京，历经日军铁蹄的践踏，满目疮痍。9日那天，六朝古都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一派喜气洋洋。中国战区受降大典，在原“中央军校”大礼堂即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举行。一大早，从黄埔路口到中央军校礼堂门前，沿柏油路两旁每隔50米就竖一根漆着蓝白红三色条纹的旗杆，上悬联合国旗。旗杆旁并排着新六军的武装士兵与宪兵，他们头戴钢盔，脚蹬皮鞋，身着笔挺的制服，戴白色手套持冲锋枪庄严挺立。黄埔路口有一座以松柏枝叶扎成的高大牌楼，上缀“绿色和平”四个金字。中央军校门外牌坊顶端则嵌着一个巨大的红色“V”字，象征着胜利。其下方贴有一行金字：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

礼堂四周也彩饰如新，正门与其他出入口均有新六军士兵与宪兵把守。礼堂正中悬挂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大旗下为日本投降代表签字地，用淡蓝色的布，围成一个“凹”形。内置宽大的条桌和较窄的条桌各一张，受降席位居上首，上铺白布，桌后有5把带扶手的皮靠椅；投降席位居下端，桌后放7把木靠椅。受降席和投降席的后面，各肃立8名武装士兵警卫。大厅上方，悬挂着4盏巨型银光灯，照亮全场。签字台两旁是参加盛典的中外来宾和新闻记者、摄影记者。楼上是中外普通官员的观礼席，共计200余人，加上室内外仪仗队及担任警卫的士兵，约1000人左右。

8时50分，千余座位已座无虚席。计有汤恩伯、王懋功、冷欣、廖耀湘等陆海空军将校219人，谷正纲、马超俊、丁惟汾等国民政府文职官员51人，盟国代表47人，中外记者88人，等候见证日本投降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南京受降：冈村宁次盖歪了章

原国民党新六军第14师作战科长王楚英，见证了“南京受降”的全过程，当年，他是站在何应钦左后方身后的那个年轻人，间隔约有3米远。

据王楚英回忆，8时52分，悬挂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上方的四盏大型水银灯突然放光，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行步入会场，全场来宾肃立迎接，摄影记者们频频按动快门。何应钦在受降席居中坐下，左侧是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右侧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受降席正中，摆放有一个时钟，另有漆盘一个，内放一套中国的文房四宝。《降书》《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及何应钦签字后的讲话稿，依次摆放在案头。

8时58分，又是一阵闪光灯，日军签降代表，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等七人自礼堂正门入场。王楚英说：“这七个代表都是光头，身着军服，没有佩带军刀。”他们成纵队走进布栏后排成横队，冈村宁次居中，一齐向何应钦等脱帽作了45度鞠躬致敬，何应钦欠身作答，双方坐下。

按照事先的约定，日方7人中只有冈村宁次一人可以将帽子放在桌上，其他人则只能放在自己膝上，而中方所有代表均将帽子放在桌上。

9时整，受降仪式正式开始。经过几分钟的摄影时间，9时4分，何应钦命冈村呈验签降代表证件，以证明他的身份。冈村宁次命小林浅三郎呈递。小林浅三郎离席走到何应钦面前，鞠了一躬。何应钦检视后将文件留下，将“日本投降书”中文文本由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起身，双手捧接。

9时7分，冈村宁次打开“日本投降书”，小林浅三郎在一旁磨墨，动作有些僵硬。冈村宁次一边匆匆翻阅降书，一边取笔欲蘸墨，却突然盯着毛笔怔了起来，手也颤抖起来。后来可能是为了掩饰紧张，他顺手捏下了笔头的几根羊毫，恭恭敬敬签下自己的名字后，他伸出双手解上衣右上侧口袋的扣子，解了半天，取出方章来，如举千钧，蘸了红色的印泥，终于抖抖索索地盖到了投降书上。不想印章却稍稍盖歪了，冈村宁次面部微露难色，但已无可奈何。他站起身，恭立着，一面命令小林浅三郎呈递降书，一面朝长桌对面的何应钦点头。“这点头恐怕有两个意思，一是表示歉意，二则表示日军就此投降。”王楚英说。

小林浅三郎按冈村宁次的吩咐，捧着降书走到受降席前，双手呈递何应钦。何应钦起身接过。正是这一起身，后来引来媒体猛烈批评。舆论认为何应钦竟然起身接降书是毫无气节、向日本人低头之举，有“媚日”之嫌，有损国格。而据王楚英回忆，因为受降席桌面十分宽大，小林浅三郎太矮，如果何应钦坐着，根本够不到小林浅三郎递过来的降书，因而只能起身。

何应钦检视后签名盖章，此时，时针正指向9时9分。随即，何应钦又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让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在受领证上签名盖章后，命小林浅三郎呈递。

9时15分，何应钦宣布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号命令：自即时起，冈村宁次已不再是“支那派遣军司令官”，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也更名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具体任务就是传达、执行中国陆军司令部的命令，办理日军投降后的一切善后事宜。

随即，何应钦宣布日军投降代表退席，并发表了简短演说，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九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开一新的纪元！我们中国将走上和平建设大道，开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何应钦的讲话迅速被译成英文向全世界广播。

9时20分，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中国战区一百二十余万日军的投降签字仪式顺利完成，何应钦率领受降人员退席。当日中午，何应钦在今中山东路307号原励志社举行酒会，宴请中外来宾，共同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