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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第三章

最被看不起的总统

杜鲁门没有解决难题的能力:他怀疑财富、特权以及俱乐部特有的安逸。他在密苏里的童年生活曾经很幸福,但因为他父亲在小麦期货上的豪赌而葬送;从18岁起,杜鲁门几乎就没有哪一天不在担心钱的问题。在通往白宫的道路上,他一开始只是《堪萨斯城星报》的邮件收发员,后来历经铁路计时员、银行职员、农民、士兵、杂货商,直至成为堪萨斯市操纵政党活动的政客,而在那里他还曾因为拒绝损公肥私而出名。当他在1940年参加总统竞选时,他甚至穷得连写信向他的朋友借钱的邮票钱都出不起。他知道不得不睡在车里的滋味;对他而言,没有什么地方像家。

那么,他是如何和胡佛这样一个富有、遥远而真实的人,一个因不想在白宫被监听而经常和妻子用中文交谈的人建立关系的呢?在1945年杜鲁门入主白宫时,胡佛住在曼哈顿沃尔多夫塔楼酒店的套间里,每年光房费就高达32000美元,周边的邻居是像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科尔·波特和伊朗国王这般的人物,他们都有厨师随侍左右,而这些厨师即便是对鸡的烹调方法就多达71种。他的成功完全靠自己,他的居住条件如此优越,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其实他在孩童时期就已经从真实经历中体会过贫穷意味着什么。

然而,杜鲁门开始欣赏起胡佛的优点——那些被众人忽视的优点。杜鲁门在他的一份回忆录里写道,胡佛不是那种“口衔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子弟,他父亲是爱荷华州西布兰奇市的铁匠,双亲在他9岁前就已去世,他和他的兄妹们被分别送给亲戚抚养”。

凭借自己的独立、聪明和决心,胡佛成功进入斯坦福大学学习地理学,毕业后从事矿业工作,作为工程师得以走遍全世界。一战时期,凭借超凡的组织能力和贵格会教徒的博爱,他得以在伍德罗·威尔逊政府中担任公职。威尔逊让他负责粮食短缺问题;直到那时,战区多达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饥饿的问题还很普遍。杜鲁门说过:“胡佛拥有拯救数以百万计即将饿死的人口的能力和人文情怀。”比利时的街道将以他的名字命名。在芬兰,他的名字成了动词,意为“帮助”。美国两党在1920年都偏爱他成为总统候选人。那时候,一位年轻的名叫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小伙子曾说过:“他绝对是个奇迹,我希望我们能让他成为总统。不可能有比他更好的人选了。”哈佛大学教职工的投票结果显示,胡佛和另一位总统候选人的得票比是2:1。

1928年,胡佛赢得了444张选举团票,真的成为了总统。他的荣誉中还多了一条,因为他在1927年密西西比大洪水中拯救了灾民。这让很多人都相信,凭借他的专业知识和组织能力,地球上没有什么问题他解决不了。他宣称,美国“史无前例般接近于最终战胜贫困。救济院正从我们中间消失”。甚至在8个月后,当市场崩溃时,人们还在颂扬他对危机的处理。《纽约时报》断言:“处在他那个位置,没人还能比他做得更多,他的前任们很少有人能做这么多。”

4年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总统竞选中大胜,除了6个州外全部获胜。历史称胡佛为“次品总统”,“跛脚鸭国会”考虑弹劾他,还有杀手试图刺杀他。人们指控“伟大的人道主义家”赫伯特·胡佛无视子民的痛苦,麻木冷漠,在白宫玫瑰花园用嫩牛排喂狗,却让有尊严的人靠在街角卖水果为生。华盛顿的游行抗议者喊道:“我们将把赫伯特·胡佛吊死在烂苹果树上。”

这一切怎么会变得如此天壤之别?有很多理论解释过,但是对我们而言,杜鲁门的观点最有道理。“我认为,他和他的政府因为别人的错误而遭到了指责。”他当时稳坐总统之位,也不必在他的竞选演讲中唤起人们对“胡佛大萧条”的回忆。杜鲁门说,胡佛那么轻而易举入主白宫,这就让他有先天不足。他曾经唯一担任过的政府职位是商务部长,他从未竞选过国会议员,甚至从未竞选过州长,他在1928年对他的顾问们说“我不会去讨好任何人的。” 杜鲁门说,他缺少对草根族的关爱,“根本不能真正理解……美国人民的需求。”

或者说,他给别人留下的印象至少是那样的,而罗斯福则竭尽所能加深人们对他的这一印象。从总统大选日结束到罗斯福3月份就职期间,国家银行在风雨中飘摇。胡佛试图说服他的继任者和他一起行动,尽管行动方式可能会影响罗斯福自己的议程。罗斯福拒绝了提案。

杜鲁门总结说:“我想,这也是因为他的自负才阻止了他(罗斯福)听取别人的建议。总统竞选非常艰难,很多人把大萧条怪罪在胡佛头上,就好像萧条完全是由他引起的似的。他们将贫民窟称为‘胡佛村’,将空空如也的衣袋称为‘胡佛旗’……罗斯福认为他在任何方面都比胡佛聪明,当他建议关闭银行时,胡佛都不知道不明白他在说啥。但是,关闭银行是必不可少的。”

罗斯福的拒绝确保了他将在彻底绝望的气氛中就职,也将胡佛锁定为史上最为人们所憎恨的总统。有谣言称,他在试图搭乘金融家安德鲁·梅隆的船逃往国外时被逮捕,潜逃时携带着价值2000亿美元的黄金。当股票市场回升时,戏剧家们甚至戏问:“胡佛死了没?”

罗斯福没出过一份力去转移人们对他的前任总统的责备,事实上,他还努力诋毁其名誉,从而为自己的成功铺路。罗斯福上任的第一个春天,内政部长哈罗德·伊科斯下令将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边界的大坝改名。这座大坝在胡佛担任商务部长时就开工了,在政府的众多财政预算案中称为“胡佛大坝”,改名后称为“巨石水坝”;1935年该大坝竣工时,甚至连竣工典礼都没有邀请胡佛参加。胡佛的纳税申报单被审计;胡佛生日时,白宫总统办公室也从来不给他致生日问候。

胡佛自己的政党也假装胡佛这个人不存在;1940年选战中,康涅狄格州共和党人不准胡佛出现在自己的州,因为他的露面将成为“毒药”。杜鲁门曾说:“为什么人们会那么长时间忽略赫伯特·胡佛的存在,我将永远理解不了这一点。他理应获得自己政党更好的对待。”

珍珠港事件后,胡佛讲话声援罗斯福的决定,并主动提出尽一切可能提供帮助。比利时、挪威、波兰、荷兰和芬兰都想获得胡佛的帮助;国会也向他咨询建议。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也几度尝试,想让罗斯福打电话给胡佛。但是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拒绝了胡佛为被占领国筹备粮食的好意,认为这将会帮了希特勒的忙,因为这将让希特勒不必承担供养他的占领国的义务。胡佛有时会被人嘲笑成一位亲德国的孤立主义者。杜鲁门对朋友说:“罗斯福忍受不了胡佛,胡佛也恨罗斯福。”对民主党而言,如果让胡佛参与人道主义任务,就将意味着民主党赦免掉了他们曾拥有的最有用的替罪羊。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曾向罗斯福建议请求胡佛的帮助,罗斯福听到后说:“我不是耶稣基督,我才不会让他死而复生的。”

罗斯福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是允许胡佛和多位内阁成员近距离开会,会后由内阁成员向其汇报会议情况。《新闻周刊》怀疑所有白宫提案的真实性,理由是“美国历史上很少有哪届政府会如此这般丑化胡佛这位总统”。

1944年民主党大会上,时任参议员的杜鲁门星途飙升,成为了罗斯福的竞选伙伴,胡佛仍然是他们的敌人。一位“新政”拥护者说道,总统候选人“认为赫伯特·胡佛是他们最理想的竞选对手。我们应该永远感谢赫伯特·胡佛,他已经连续12年成为我们获胜的法宝了”。

但是1945年,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突然发现,他自己成了胡佛之前的那个办公室的主人,他对待他的共和党前任总统的方式非常不一样。尽管他骨子里还是民主党人,杜鲁门不想把任何决定都看成是政治算盘。不管是杜鲁门还是胡佛,他们都没有罗斯福那样的天赋,把政治变为伟大的做秀,也没有罗斯福人性中的敏感神经,也没有罗斯福的勇气,让自己成为总统形象的象征,而不只是当总统而已。胡佛是当时世上仅存的曾在危机中坐过那把交椅的人,也将永远被人们拿来和“圣人”罗斯福进行比较。因此,当杜鲁门发现自己面临着欧洲食物危机的时候,他并不反感在1945年春天邀请胡佛回到白宫的这个想法。

杜鲁门对那次会晤过程的回忆很生动,也具有选择性,这正如他对胡佛在此次会晤上表现出的风度。他回忆,那天早上,他在报纸上读到胡佛回到了华盛顿住在海尔索姆酒店的消息。于是,他拿起白宫总统办公室的电话并让他的接线员帮他接通了酒店的电话。接线员被总统亲自打电话这个做法震惊了,但电话那头的另一个人要更为震惊。

“您好,是总统先生吗?”杜鲁门问道。

“您是哪位?”

“我是哈里·杜鲁门,”他说,“我听说您在城里,总统先生。我打电话是想问问您是否愿意到白宫来一趟看看您的老家。”

直至此刻,自1933年罗斯福上任以来,胡佛还从没迈进过白宫一步。

杜鲁门回忆:“胡佛大吃一惊。”

“总统先生,我不知道还要说些啥。”

杜鲁门对胡佛说他想和他谈一下,甚至想亲自到酒店看望他。

“我可不能让您跑一趟,总统先生。还是我去您那吧。”

“我猜您就会这么说,”杜鲁门回答。“我已经派了辆车去接您,已经在路上了。”

这又是个有关思想碰撞的美好故事;但历史记录再一次说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总统之间的会晤从未那样容易就发生过,尤其是这种会晤自罗斯福时代就已成为了过去,而且多数白宫官员也反对这么做。胡佛就算是要到白宫总统办公室附近走一遭,他也得通过多位中间人斡旋及细致准备才能成行。他知道他在周边还有敌人。如果杜鲁门只是突发奇想地拿起电话并邀请他去白宫的话,《纽约时报》又怎么能赶在第二天一早的报纸上就对此次会晤做了报道?

事情的真实经过实际上要复杂得多。胡佛在战争行将结束之际迫切地想让自己派上用场。他只是有几个条件,因为他知道,他轻易就会被罗斯福的卫队阻止,而他本身也有些积怨。他整个春天都在努力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他帮助领导了一次全国性的行动,筹集了重达1.5亿磅的衣服。他抨击一年前成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无能;如果这个机构不能给濒临饿死的孩子们带去食物,那就让陆军部接管。他一次又一次警告大家:“饥荒危机的时钟现在已指向11点59分了。”除了纯粹的人道主义担心外,美国军队的安全和对秩序的需求都要求给越来越绝望的人们搞到食物。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去世的那天,胡佛给杜鲁门发了封电报,报文说:“所有美国人都盼您有力量战胜巨大考验,您有权获得一切服务来帮助国家。”

当然,这也包括他能提供的服务。杜鲁门敷衍似地感谢了这份良好祝愿,但回信的纸条上字迹潦草:“我向您保证,我将随时请求您的帮助。非常感谢您的好意。”

这就是胡佛一直在等的开端。他对他的一位朋友说:“既然华盛顿的态度有所改变,我可能需要经常动动身了。”他的希望被释放出来。他沉思着说,如果杜鲁门任命他为陆军部长,取代年老的亨利·史汀生的话,这个职位将让他完美地把救助物资送到那些需要的地方。

共和党国会女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访问了欧洲,她被当地的惨象惊呆了,要求任命“超级胡佛”那样的人来协调救济。有这种想法的不止她一个。5月上旬,史汀生自己就在扮演斡旋的角色。作为一名共和党人,史汀生担任过胡佛政府的国务卿,还担任过塔夫脱政府、罗斯福政府和杜鲁门政府的陆军部长,他在华盛顿可谓绝对的大人物,也是完美的总统“后门”。他悄悄地敦促杜鲁门,是时候打电话给胡佛了。在他的日记里,他写道,总统很“诚恳地默许了”这个想法,并且让它听起来像是他期望胡佛从今以后能随时过来似的。

但是没有任何官方的邀请。朋友们催促胡佛再次主动提供帮助。午饭后,伯纳德·巴鲁克也敦促他再次致电杜鲁门。胡佛回忆:“已经是第4次了,我不得不说明我不会去华盛顿,除非受到总统的直接邀请。”朋友们一直对他说,如果他出现在白宫的话,他将受到热情的接待,并被任命“去欧洲执行大任务”。但是胡佛相信,他们是在耍手段,不让官方主动提出邀请,从而不冒犯“左翼人士”。前总统这样总结,如果杜鲁门需要他的建议,他能自己提出来,“由于华盛顿小团体的卑鄙和恶毒……我想对他们说,让他们全部见鬼去吧。”

于是在5月13日,史汀生邀请胡佛星期天到他长岛的家中午餐。胡佛的密友埃德加·理查德在他的日记里写道,这件事“很机密”。胡佛没有隐藏他的骄傲和怨恨。这些年来,民主党一直在压迫他。如果杜鲁门想修复关系的话,他得行之得当。但是他的态度在软化;胡佛对杜鲁门的执政风格印象深刻,他告诉理查德,他认为杜鲁门将成为一位好总统,“尽管他是民主党人”。

但是,那周晚些时候,当史汀生提议胡佛到华盛顿去拜访他和一些助手,从而探讨欧洲局势的时候,胡佛犹豫了。老朋友间非正式的午餐是一回事,但这个会议听起来太官方,而且胡佛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削尖了脑袋想挤进那个圈子。史汀生说,他在“小题大做”。但是,胡佛一直听说总统身边的人说杜鲁门不想和胡佛扯上一点关系。据报道,罗斯福的拥护者、白宫发言人史蒂夫·厄尔曾说过:“如果胡佛想要得到任何东西,他得跪下来乞求。”

这将成为俱乐部的难题:你如何操纵那些总想着把总统们分开的顾问们?胡佛知道如何打通白宫门路,知道当一位总统想向他的助手们寻求建议时会发生什么。他能获得真正的内部意见的唯一方法就是杜鲁门自己这么要求。

也正是在5月24日,杜鲁门亲自在白宫的信纸上写了封信:

我亲爱的总统先生:

如您在华盛顿的话,我将很高兴和您谈谈欧洲食物危机。

我也将很高兴结识您。

谨启!

哈里·杜鲁门

那种姿态将要求杜鲁门做一些工作。杜鲁门说,罗斯福的拥护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领导,他们现在垂头丧气”。他们在仔细瞧着,刷新着杜鲁门对罗斯福规则的违反记录,为胡佛恢复名誉是罪大恶极的事。杜鲁门等着他的幕僚第二天早上爆出这个新闻。正如其助手埃本·艾尔斯回忆的,“总统说,他想告诉我们他自己昨天晚上做的事情——而我们听了后都将会向他丢砖头。”

胡佛立刻回了信,会议定在5月28日;他的朋友理查德注意到,胡佛对受到邀请感到“兴高采烈”。访问当天早上的社论中,《纽约时报》庆祝了当代总统俱乐部的成立:一次峰会“让这两个人互相协作,将比美国的任何两个人能更有效地减轻一亿人的苦难……胡佛先生的建议一直在那里,但却在很长时间内无人垂询”。

胡佛稍微有点早到了,再次看到和感受那很久未见的大厅。他向那些在他任上就已经在那工作的员工问好。然后他在椭圆形总统办公室问候了杜鲁门。他对会议的记忆不像杜鲁门后来的回忆那样丰富。

胡佛处理问题的方式就像拆卸钟表,他向总统谈了他对食品危机的感受以及如何解决的方法。接下来至丰收的3个月是关键:要避免灾难,每个月需要100万吨的小麦。他提醒杜鲁门,当威尔逊让他负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救济工作时,他有权力减少繁文缛节,也能让“四巨头”在巴黎和谈,从而扫清他所遇到的一切障碍。“在接下来的90天里……除了军队,没有任何机构能免除官样文章这个难题。”他强调了战略上的迫切性以及人道主义上的迫切性。他对杜鲁门说:“最低限度生活费意味着饥饿,而饥饿意味着会滋生共产主义。”

胡佛在家里时说过,杜鲁门应该成立一个与战争理事会平等的经济机构来战胜官僚主义,制定政策并减轻杜鲁门身上的担子。而且农业部长需要更大的权力来决定如何种植和分配食物。

他们谈论了日本问题,以及如何获得和平;他们讨论了与苏联开战的风险。杜鲁门问胡佛是否能将他的想法写个备忘录给他。

会议持续了近一个小时,这点值得注意,要知道杜鲁门是很吝啬他的时间的,他缩短了内阁会议一半的时间,并且将大部分的访客时间限制在15分钟内。当他们谈完后,杜鲁门回忆,他邀请胡佛,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在白宫过夜;胡佛对他表示感谢,但是他说他更想住在酒店里。杜鲁门后来写道:“如果我处在他那位置的话,我也会给出相同的答案。”但是他又补充说,他确保,不管胡佛什么时候来华盛顿,他都将受到最好的接待。

记者们急于向胡佛打听所发生的一切。他站在那里,再次站在摄像头前,媒体都想知道他想对再次回到行动中心说些什么。胡佛等这个时刻已经等了很久了。但是,这位前总统用一种奠定总统俱乐部首条原则的姿态没有发言,让他的继任者传达信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有权宣布他可能对访客说过的任何事或访客对他说的任何事。”

杜鲁门确实获得了政治利益。《时代》周刊报道,胡佛的访问,“既聪明又大方。通过关键一击,他赢得了共和党人的一片掌声,而且很明显地提醒了全国,现在迫切需要为欧洲提供食物。”胡佛怀疑,这次努力的表面文章要比实质内容更重要。他在自己的记录里总结说,杜鲁门“只是想给全国留下一种充满善意的印象”。

回到沃尔多夫酒店后,胡佛开始写他答应杜鲁门的会议备忘录。他仍然对白宫警卫持怀疑态度,于是他通过杜鲁门的新任白宫发言人查理·罗斯将备忘录交给杜鲁门。另外他还写了份便笺:“我现在给您送去这封信,但我不知道在现有的体制下,这些东西要经过几手才能到达您的手中。”罗斯确保杜鲁门收到了备忘录,然后总统将备忘录传递给了他的内阁,并且让国务院分析关于日本的和平提案。他授予军方很大的权力处理救济工作,为他和胡佛在接下来的一年要做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在访问过去一周后,胡佛公开感谢总统做了一份“令人钦佩”的工作。

但是,正是杜鲁门从会议上采纳的建议满足了总统职位的不寻常需求。3天前,在他的日记里,他记录了此次会议,他没对食物救济、日本问题或其他事情多说什么,除了说了句讨论很“愉快和有建设性”。

让他感受深刻的是,“美国这两位总统对所面临的困难”的共同理解。

杜鲁门曾对他的母亲说过,在华盛顿这个舞台上,每寸土地上的歌唱家的数量都要超过全国所有歌剧公司加起来的歌唱家总数。胡佛对此也有所了解。

“我们讨论了我们的主要问题,并且想知道是什么造就了它们。有人在尊严和特权上遇到麻烦了。当一个人与总统的关系很近时,那就糟糕透了。他身上会发生一些事情。”这甚至对杜鲁门的老参议员朋友们也是如此。他们可能会过来聊天喝酒,然后回去就对记者们夸夸其谈自己是怎样帮助哈里拯救了世界。“那种公众情结很糟糕,很少有人能摆脱它。当那些没有啥缺点的人过来时,我会努力抓住他。”

那天晚上,总统脑子里还想着什么?整个世界都压在他身上时,作为这个星球上最公众的人物,他感受到了那种特有的孤独。那天早上,他步行穿过大街到圣约翰教堂,并钻进最后一排座位。他认为教堂里能认出他的人不超过6位。他在日记里写道:“当家人离开时,我总是感到很孤独,没有人再关心我戴什么领带,理什么发型,穿什么鞋和衣服。”

在他致胡佛的感谢信中,杜鲁门加了个后记:“我很感谢您能来看我。这让我倍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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