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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第八章

德国问题

1947年初,杜鲁门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如何处理德国问题,这是自战争结束后的焦点问题。我们是否要让它保持羸弱,让它成为一个美好的永远不会再成为威胁的国家?或者,德国是否注定要成为欧洲经济的引擎,是否让它越快地站起来,对大家才更好?杜鲁门和胡佛认同后一种观点;而现在的问题就是要说服共和党国会批准一项大规模的援助德国计划。

杜鲁门需要找一位使者,这位使者必须要具有胡佛的国际地位和国内政治影响力,而不是某个无名小卒或外交家。这有他自己的理由。总统的政治动机即便是在那时也是透明的。第二天报纸的头条是这样说的:“总统希望调查者的调查结果能让国会共和党人印象深刻。”杜鲁门希望获得3亿美元;如果胡佛回来后确定美国的方法行之有效的话,他就有更大把握获得那笔钱。当然,如果胡佛在第三次海外出使回国后反对总统的优先事项的话,杜鲁门将面临更大的问题。不管杜鲁门对胡佛有多信任,都能在这次任务中获得检验,而杜鲁门自己也甘愿冒险。

现在,政府里有些人在积极密谋,企图削弱总统俱乐部的影响力。正如《纽约时报》所指出的,派胡佛回欧洲当超级大使惹恼了陆军部的人,“让职业外交家们感到严重担忧。” 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即将上任,德国经济统一的任务应该优先排在他的议程之中。马歇尔很快要去参加莫斯科外长会议,商讨德国和奥地利的最终和平条款。有消息称,让胡佛参一脚“让我们感到迷惑不解,因为我们知道问题在此刻是多么微妙”。德国正遭受严冬,柏林的气温降到了零度,人们因严寒而冻死,食物、燃料和生活必需品太少。胡佛的观点是,德国需要开始依靠自己。但是国务院认为,如果要让德国成为西方的堡垒,这将要求改写波茨坦会晤制定的规则,而规则要求让德国工业疲软到在未来不能发起任何战争。

胡佛回忆:“当我回电华盛顿答应前去和总统谈话时,我很平静。”他最终还是去了。他确保在去白宫之前和国会的共和党领导人见了面;一些领导人后来承认,尽管他们想支持杜鲁门的外交政策,就像老传统那样,他们希望有某种政治掩护。正如《时代》周刊报道,“如果胡佛报告中的观点碰巧和总统的观点一致的话”,共和党议员“将不会因为批准了政府的计划而承担任何责任”。

当胡佛抵达白宫时,正如他所说的,杜鲁门对报纸上的报道“非常愤怒”。胡佛坐到杜鲁门办公桌旁,写下了他对此次任务的看法,这样就不会有误会了。他同意对德国复苏进行“充分研究”,保证完全的自由,尽管杜鲁门提醒他注意“国务院的一些重要人物”。

2月2日,胡佛开始了他为期三周的征途,这绝不是去游览。他已是72岁高龄了。由于当地的政府大楼没有暖气,他还得裹着大衣和毛毯每天工作14个多小时。他几次患上了重感冒,还在纽芬兰的一次DC-4飞机急降中伤了自己的耳膜,听力也因此遭到永久性破坏。粮食再次变得极为稀有;他的一项方案是利用军队富余的配给在德国全国范围内建立食堂和施粥场,从而让350万小学生能在中午吃上一顿热餐。

胡佛一回来就向杜鲁门汇报了德国面临的苦难。第二天,他花了一天时间和内阁官员谈话,包括和国务卿马歇尔开了两个小时会议。此外,他还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陈词,并和25位议员共进了午餐。

回到纽约后,胡佛写了份关于奥地利的报告,并安排和杜鲁门再次碰面。总统一读到报告就坐下来写了封感谢信。杜鲁门写道:“对您愿意为陆军部和我做这两份调查,我想再次向您表达我的最高谢意。您对德国和奥地利局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确定,这将对莫斯科会议产生影响。”他确实需要表示感谢,因为他刚邀请重要议员召开了一次秘密的白宫会议,让他们知道,英国因为面临自身经济问题,他们已担不起拯救希腊和土耳其的责任。那副担子不是落到美国身上,就是落在苏联身上。后来所谓的“杜鲁门主义”决定了到底是哪一方。美国再也不能偏安于大洋一边,而让欧洲自己解决自己的事务了。

3月12日,星期三,杜鲁门和胡佛在早上见了面;胡佛拒绝监督美国的救济工作,但他再次强调了控制援助资金使用方式的重要性。后来,杜鲁门前往国会。在那里,他提出了一项全新的使用美国援助和权力的框架。他要求为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援助,认为极权国家对自由人民的高压和恐吓损害了世界和平。他宣称:“我认为,我们要支持自由人民,他们在抵制少数派武装或外部压力,这一点必须成为美国的方针。”

记者注意到,议员们很震惊,看起来显得“有些困惑”,因为他们“在21分钟内看到他们国家的外交方针发生了急剧变化”。有证据表明“一场大规模的国会暴风雨正在形成”。尤其是共和党人,要想让他们支持民主党总统,并给他开一张巨额支票,让他按照美国的形象重塑世界,他们显然很不乐意这么做。

因此,在这次改革中,脚踏实地的胡佛是杜鲁门极其重要的盟友。他整个春天都在强调美国援助的重要性——尤其是强调,如果能有效管理,避免错用援助的话,援助将最终带来回报。

他安排和10位共和党议员共进了早餐,但是告诉他的朋友理查德,尽管杜鲁门邀请他住到白宫斜对面供外国元首下榻的布莱尔宾馆,他没有接受,“因为这不能让他享有他所希望的独立性;这暗示了布莱尔宾馆可能会被白宫连线。”胡佛在双方之间斡旋,他认为这符合国家利益:他不相信杜鲁门会浪费,也不信奉共和党人的孤立主义。

当议案最终成形时,其中包括了胡佛提出的许多关于成本控制的建议。于是,从他和杜鲁门共同奠定的基础上,美国的政治大厦冉冉升起,那就是“马歇尔计划”。杜鲁门再一次有充分的理由感谢他那令人惊异的——尤其有影响力的——盟友。

1947年一整年,杜鲁门给他那骄傲的伙伴抛出了一系列橄榄枝。4月,他签署了一项国会决议,恢复了“胡佛大坝”名称:在签署决议时,他用了4支笔,并要求将笔都送给胡佛。

一个月后,华盛顿政治精英的烧烤晚宴上,胡佛现身。这也是他自1932年以来首次出现在这样的活动上。这种史无前例的合作关系终于公开了。由于杜鲁门连任选举临近,胡佛说,他想避免“暗示,说我想让他加入我独家的前总统俱乐部”。他很同情杜鲁门,因为杜鲁门将面对反对派国会的严峻考验。他说:“这里,我再一次比任何其他活着的人都要更同情杜鲁门先生。”接着他赞扬了杜鲁门的优点和原则:“尽管我们面临着成千上万个海外危机,他依然在美国的国土上巍然而立。他给白宫带来了亲民的新动力。”

胡佛说完后,杜鲁门接过话,并写下一句话:“非常尊敬和感谢这位伟大人物。”12月,杜鲁门邀请胡佛参加白宫的招待会;后来一个月,杜鲁门邀请胡佛使用位于西屿的总统度假胜地。当杜鲁门一家在白宫挂了一幅胡佛夫人的画像时,胡佛尤其感动。

杜鲁门在白宫任职的时间越长,他就越感受到他的前任能给予他的帮助,那种帮助或许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他也不会因自负而羞于启齿。胡佛也找到了还礼的方式;在杜鲁门政府的最后一年,国会开始对公职人员工资征税,包括总统的工资。这对像胡佛和罗斯福这样的富人来说根本无所谓,他们到1944年就已经将自己一半的工资纳了税。但对于杜鲁门这样的总是那么困窘的人来说,征税的影响就很大了。白宫职员和佣人的工资由政府支付,但政府不负担他们的饭菜。如果只是家庭饮食的话,那么杜鲁门吃的往往是剩饭剩菜。杜鲁门跟他的朋友说,他每周带回家的工资基本上是80美元左右。

胡佛帮助并领导了给总统涨工资的行动。胡佛认为,如果杜鲁门每月能余些烟钱的话(杜鲁门并不抽烟),他将很幸运。1949年初,国会最终投票批准将他的工资提高到10万美元,涨了三分之一,并且给他的报销额度增加了5万美元免税资金,供其自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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