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七岁。在诺瓦克太太的二年级教室里，我站到一个小盒子上。我的眼睛恰好够到一台显微镜的镜头和目镜。哎呀，我凑得太近了，除了一圈白光，什么也没看到。最后，我冷静下来，听从指示，从目镜上退后了一点儿。然后，我就看到了。后面发生的事意义极其重大，它奠定了我的生活之路。一只草履虫游进视线内。我完全被迷住了。其他小孩的吵闹声消失了，新学期新削的铅笔、新蜡笔、罗伊·罗杰斯牌塑料铅笔盒的气味，也都统统消失了。我的全部身心都被这只草履虫所呈现的异域世界摄住了。对我而言，这个细胞比今日的电脑动画特效电影更令人激动。

在我纯真的童心里，我并没有把这个生物看成一个细胞，而是看作一个微小的人，一个会思想、有感情的人。在我眼中，这个微型的、单细胞的生物不是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而是要去执行一个任务，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任务。当它忙碌地在藻席上和藻席周围奔波时，我安静地透过它的“肩膀” 观察它。正当我全神贯注于这只草履虫时，一只瘦长变形虫的一个巨大伪足慢慢地进入了视野。

就在此时，我对小人国的探访骤然结束了。葛兰，班上的小霸王，使劲地把我拉下小盒子，说轮到他来看显微镜了。我试图引起诺瓦克太太的注意，希望葛兰的犯规行为会给我一个罚球机会，让我在显微镜前再看上一分钟。但那时离午餐时间仅有几分钟，其他排队等待的小孩都吵嚷着要看。放学后，我立即跑回家，激动地向妈妈描述了我的小人国历险记。我把二年级学生所具有的最好的游说能力都发挥出来，开始是要求，然后是恳求，最后是甜言蜜语，终于让妈妈答应给我买一台显微镜。之后，我常在显微镜前度过好几个小时，在这个通过光学奇迹而进入的奇幻世界中心醉神迷。

后来，在研究生院，我进一步用上了电子显微镜。较之于传统的光学显微镜，电子显微镜的优点是放大倍数高出数千倍。这两种显微镜的区别，就类似于标价二十五美元供游客观赏美景的观测望远镜与在轨道上环绕地球并传送外层空间图像的哈勃太空望远镜的区别。对于一个有雄心壮志的生物学家来说，进入实验室电子显微镜房的过程仿佛是个盛大仪式。你由一扇黑色旋转门进入，这扇门和那些把摄影暗房和明亮工作区域隔开来的门相似。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踏进旋转门并开始转动它的情形。我处于两个世界之间的黑暗地带：过去的学生生涯和未来的科学研究者生涯。当门停止转动后，我被送进一个巨大的黑暗的房间，房间里仅有几个红色摄影安全灯微弱地亮着。当我的眼睛适应了昏暗的光线后，我渐渐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一个电磁透镜高高升到房间中央的天花板上，红光诡异地反射在它巨大的、足有一英尺厚的铬钢圆柱的镜面上，巨大的控制台从圆柱基底两侧伸展开去。这个控制台活像波音747飞机的仪表板，到处是开关、发光仪表和五颜六色的指示灯。一堆堆巨型触角状的厚厚的电源线、水管、真空线从显微镜底座上四散开去，仿佛一棵老橡树底部的主根。真空泵发出的叮叮当当声、冷却水再循环器的呼呼旋转声不绝于耳。就我所知，我还以为闯入了进取号联邦星舰的指挥甲板上[1]。很显然，柯克舰长今天休假了。因为坐在控制台上的是我的一个教授，他正全神贯注地进行一项精细操作，把一块组织标本放入钢柱中的一个高真空室。

时间一点点过去，我体验到一种熟悉的感觉，仿佛又回到了二年级时我第一次见到细胞的那一天。终于，在塑料切片上，一个绿色的发光图象出现在磷光荧光屏上。在黑暗背景下，塑性切片中的细胞几乎难以辨出。它们被放大至原型的三十倍左右。接着，放大倍数开始逐级增加。最初是一百倍，然后是一千倍，最后是一万倍。当我们最后点击曲速引擎[2]，细胞被放大到超过原型的十万倍。这的的确确是一次星际迷航，但我们进入的不是外层空间，而是“人迹未至”的内太空。前一时间我还在观察一个微型细胞，而几秒之后，我已经飞进了它的分子结构深处。

能够站到科学领域前沿，我的敬畏之情难以言表。当我被任命为名誉副驾驶员时，也是异常激动。我把手放在操作台上，因此，我能在这片细胞的异域领空内飞翔。我的教授便是导游，他向我指出各种重要的地标：“这里是一个线粒体，那里是一个高尔基体，那边有一个核孔，这是一个胶原蛋白分子，那是一个核糖酸小体。”

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开拓者，穿越无人曾见的领土，感觉热血沸腾。光学显微镜使我认识到细胞是有感觉的生物，但电子显微镜才真正使我与分子面对面，而分子正是生命本身的基础。我知道，在细胞结构内，埋藏着深入了解生命秘密的线索。

在一个短短的瞬间，显微镜的舷窗变成了一个水晶球；在荧光屏的怪异绿光中，我看到了我的未来。我知道，我将要成为一个细胞生物学家。我将致力于精细研究细胞超显微结构的每一个细微差别，以获得对细胞生命秘密的深入洞察。我更早前在研究生院也学到，生物机体的结构和机能归根到底是密不可分的。把细胞的显微解剖和它的行为联系起来，我肯定可以窥见自然的本质。从研究生、博士后研究阶段到医学院教授生涯，我用所有醒着的时间来探索细胞的分子解剖。因为，紧锁在细胞结构中的，是细胞机能的秘密。

对“生命秘密”的探索把我领入了研究生涯，研究在组织培养中生长的克隆人类细胞的性状。和电子显微镜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十年后，我变成了著名的威斯康辛大学医学院的终身教员。我因克隆干细胞研究获得国际公认，也因教学技能而美名在外。我用上了更强大的电子显微镜，它使我可以进行三维的计算机断层扫描——就像在生物机体内穿行，我与分子迎面相遇，而它们正是生命本身的基础。虽然研究工具更为高级，但我的研究方法并未改变。我从未丧失七岁时便拥有的信念：我所研究的细胞，其生命是有目的的。

不幸的是，对于自己的生活，我却没有类似的信念。我不信上帝，虽然我承认偶尔会感受到上帝的存在，这个上帝用极端黑色的幽默感施行统治，故意为难别人。说到底，我是一个传统的生物学家，对我来说，上帝是否存在是一个多余的问题：生命是盲目机遇的结果，是任意发牌的结果，或者更精确一点，是基因骰子胡乱摇动的结果。从查尔斯·达尔文时代开始，我们这个领域的格言便是：“上帝？我们不需要腐烂发臭的上帝！”

达尔文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他仅是意指，造成地球上生命的性状的，是机遇，而不是上帝的干涉。在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中，达尔文说道，个体的特质会被父母遗传给孩子。他提出，父母传递给孩子的“遗传因素”控制着个体生命的性状。这一见解使科学家们陷入一种狂热状态，他们都力图把生命分解成分子级别的基本要素，因为在细胞的结构中可找到控制生命的遗传机制。

五十年前，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3]描述了组成基因的物质——DNA双螺旋的结构和功能，使这种搜寻有了辉煌的成果。科学家最终弄明白了达尔文在十九世纪便写及的“遗传因素”的基本特征。通俗小报大肆宣扬遗传工程的美丽新世界即将来临，人类已看到试管婴儿和魔弹医疗的美好前景。在1953年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4]，巨大的粗黑体头条充斥着报纸头版：“生命秘密被发现。”对此我至今记忆犹新。

像小报一样，生物学家们都跳入了基因大潮。DNA控制生物生命的机制变成了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赫然印刷在教科书上。在“遗传与环境”旷日持久的争论中，钟摆明确地偏向了遗传。最开始，人们仅认为DNA对身体性状负责，但是接着，人们开始相信，基因同样也支配我们的情感和行为。因此，如果一个人降生时幸福基因有缺陷，那他就得准备过不幸的生活。

很不幸，我想我就是一个那样的人，受害于幸福基因的缺失或变异。我在命运接二连三的无情打击下筋疲力竭，步履蹒跚。我父亲在和癌症作了长期的痛苦斗争后去世了。我是他的主要照顾者，之前的四个月中，我每三天或四天就在工作地威斯康辛大学和纽约的父亲家之间往返一次。照顾父亲之余，我努力坚持研究项目、教书，还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写了一个宏伟的改造计划。

仿佛为了加重我的身心压力，我当时还陷身于破坏情绪、花费高昂的离婚过程中。司法体系简直索求无度，我的财力迅速耗尽。经济困难，无家可归，我发现自己流落在一个公园内，仅有一个手提箱随身。大部分邻居都希望能“升级”居住条件，到活动房屋停放场去找栖身之所。我的隔壁邻居颇令我心惊。在入住的第一个星期，我的“公寓” 便被人破门而入，新买的立体音响系统不翼而飞。一星期后，身高六英尺、身宽三英尺的布巴敲开了我的门，一手提着瓶啤酒，一手则用一颗价值十便士的钉子剔牙。他问我，是否有录音机磁带驱动器的使用指南。

最糟糕的还是那一天，我将电话机从办公室的玻璃门扔出去，把写着“布鲁斯·H·利普顿博士，解剖学副教授，威斯康辛大学医学院”的标牌砸个粉碎，同时还高声尖叫着：“让我出去！”接到银行职员的一个电话后，我更是彻底崩溃了。他彬彬有礼地但是语气坚定地告诉我，他不能同意我的抵押借款申请。这真像《母女情深》里的场景[5]——对于丈夫希望取得租用权，黛布拉·温格巧妙地回应道：“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钱来付账。租用权的所有含义就是我们永远也不会有足够的钱！”

[1] 进取号联邦星舰（U.S.S.Enterprise）：美国系列科幻影片《星际迷航》（Star Trek）中出现的重巡航舰，有先进的装备和强大的武装，舰长是詹姆斯·柯克（James Kirk）。

[2] 曲速引擎（Warp drive）：在科幻影片《星际迷航》（Star Trek）的虚拟宇宙中，曲速引擎是一种超光速（faster-than-light, FTL）的推进装置。

[3] 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ncis Crick）:二人都是美国分子生物学家，二十世纪分子生物学的牵头人，共同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

[4] 1953年4月25日，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这个发现标志着分子生物学的正式诞生。

[5] 《母女情深》（Terms of Endearment），或译《亲密关系》，美国影片，第五十六届奥斯卡最佳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