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很聪明，这一点不应当令人惊讶。单细胞生物是地球上的第一个生物。化石证据显示，它们在地球最初形成之后的六十亿年前就存在了。在之后二十七又二分之一亿年的地球历史中，仅有非共生的单细胞生物——细菌、海藻和变形虫一类的原生动物——能在地球上生存。

约七亿五千万年前，当第一个多细胞生物（植物和动物）出现时，这些聪明的细胞知道了如何变得更聪明。多细胞生物最初是松散的群落，或单细胞生物的 “集落”。一开始，细胞群落由数十或数百个细胞组成。但在群落中生活具有革命性优势，很快，包含数百万、数十亿乃至数万亿个社交互动的单细胞的组织就出现了。虽然每个单独的细胞都极端微小，但多细胞群落的体积就大得多，从勉强可见到庞然大物不等。根据人眼观察到的结构，生物学家已经把这些组织化群落进行分类。在肉眼看来，这些细胞群落是独立的存在实体——一只老鼠，一条狗，或一个人——但实际上，它们是由数百万个、数万亿个细胞组成的高度组织化联合体。

这种追求更大群落的进化推动力，实际上仅仅是存活所需的生理必然性的反映。一个生物对环境的认知度越高，它存活的机会便越大。当许多细胞结合在一起，它们便成倍地增强了认知。如果每个细胞都被任意指定一个认知值X，那么，集落中每个生物都会共同拥有一个潜在的认知值，该值最少是集落中细胞数量的X倍。

为了在如此高的密度中生存下来，细胞创建了结构化环境。这些高级的群落进行工作任务分配，其精确性和有效性超过反映大企业现实情况的不断更新的组织结构图。事实证明，在群落中给个体细胞指派特定工作任务是更有效的。在动植物的进化发展过程中，细胞在胚胎期便开始获得这些特定职能，使细胞能形成体内特定的组织和器官。久而久之，这种分化模式，即群落成员之间的工作任务分配，会内嵌到群落每个细胞的基因中。这极大地增加了生物体的效率及其生存能力。

例如，在大一点的生物中，仅有一小部分细胞参与解读环境刺激因素并作出反应。那便是组成神经系统组织和器官的特化细胞组的作用。神经系统的功能是体察环境，并协调大细胞群落中所有其他细胞的行为。

细胞群落中的劳动分工为生存提供了另一个有利条件。它的效率使更多的细胞能靠更少的资源生存。想想那古老的谚语：“两人一起生活并不比一人独自生活更贵。”或想想单独建造一栋双卧室房屋的成本，再与在一个有百套公寓的大楼中造一套双卧室公寓的成本相对比。为了生存，每个细胞都必须消耗一定数量的能量。生活在群落中的个体所保存的能量总数贡献良多，既能提高生存优势，又能改善生活质量。

在美国的资本主义中，亨利·福特在集体活动的分化形式中看到了策略性优势，并将它应用于建立流水线系统，制造汽车。在福特之前，一小队多技能工人需要一两个星期来制造一辆汽车。福特对其工作车间进行组织，每个工人仅负责一项专门的工作。他在一条单独的行列上，即流水线上，安排大量这种分工了的工人，然后把建造中的汽车从上一个工人传递到下一个工人。分工带来的效率使福特公司能在九十分钟内就造出一辆新汽车，而不是几星期。

不幸的是，当查尔斯•达尔文强调一种关于生命产生的极端不同的理论时，我们马上就欣然“忘记了”合作的必要性。他在一百五十年前得出结论：活着的生物永久地纠缠于“为生存而斗争”。在达尔文看来，斗争和暴力不但是动物（人类）本性的一部分，而且是进化发展背后的主要“动力”。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章“通过自然选择方式的物种起源：或生存斗争中优势种族的保存”，达尔文写到一种不可避免的“生存斗争”；进化是由“从饥荒到死亡的自然战争”驱动的。把这些与达尔文“进化是盲目的”的观点联系在一起，你就看到一个其典型特征被坦尼森诗意地描述为“从牙齿到爪子都沾满了鲜血”的世界，看到一系列以生存为目的的毫无意义的血腥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