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学院教书的过程中，我发现，学术环境中的医科学生竞争意识更强，且比律师更擅于勾心斗角。他们在争取成为“最适合”一员的过程中实践着达尔文理论中的竞争，经过四年困难重重的医学院学习之后，筋疲力尽地毕业。心无旁骛地追求优秀成绩，而无视周围其他学生，这无疑是遵循了达尔文主义的典范，但我总觉得，对于那些努力想变成有同情心的治疗者的人，这种追求具有讽刺意味。

但在加勒比的小岛，我对医科学生的成见被颠覆了。听了我的热情号召之后，我那些不合时宜的学生不再像传统医科学生一样行动；他们放弃了适者生存的思想方法，凝成一股力量，形成一个团队，帮助他们成功度过了那一学期。学习好的学生帮助差一点的学生，通过这种方法，所有学生都变得更好。他们的和谐使人惊讶，同时也使观者欣慰。

最后，我们得到了意外收获：一个好莱坞电影式的快乐结局。期末考试时，我把威斯康辛大学学生必须通过的试卷原样发给我的学生。事实证明，这些“被拒收”的学生和他们在美国的“精英”同侪，在考试表现上并无二致。许多学生后来说，当他们回家后遇到读过美国医学院的同僚时，他们自豪地发现，自己比对方更熟谙统治细胞和生物生命的法则。

我的学生创造了一个学术奇迹，我当然欣喜若狂。但多年之后，我才理解了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当时我以为课程设计是关键，把人类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交叉起来是展示课程材料更好的方法。但现在，在我已经大胆提出了一些可能会被认为荒诞不经的想法后，我想，学生们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避免了他们的美国同侪的行为。他们没有模仿聪明的美国医科学生，而是模仿了聪明细胞的行为，紧密团结在一起，变得更聪明。我并未告诉学生们要以细胞生活为模式来生活，因为我仍深深浸淫在传统的科学训练中。但我喜欢这样想：我大力称赞细胞能同心协力地组合在一起，形成更复杂的、高度成功的有机体；听了我的称赞后，他们凭直觉便往那个方向走。

我那时并不知道，但我现在相信，我学生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从未停止过称赞细胞。我也一直称赞我的学生。他们必须听到他们是一流学生，才会相信自己能够表现得像一流学生一样好。我在未来的章节中将要详细讲述，许多人过着狭隘的生活。这不是因为他们必须这样过，而是因为他们自认为必须这样过。但我正在超越我自己。我只想说，我在那世外天堂呆了四个月，用一种可阐明我对细胞的想法、阐明细胞提供给人类的教训的方法来教学；因此，我已经对新生物学有相当深刻的了解。这种新生物学把基因编译和父母编译的失败主义信念弃之于地；同时被唾弃的，还有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