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与我们的文学理想

——2014年短篇小说现场片段

孟繁华

短篇小说是否已经成为小众文学的判断不再重要。一个作家的文学理想，从来就与时尚或从众没有关系。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加拿大短篇小说作家爱丽丝·门罗，不止是为风光不再的短篇小说带来了重新被关注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她让我们看到文学理想的维护在任何一种文学样式中都可以实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2014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是一种对文学理想坚持的执拗，看到的是短篇小说作家孤绝的勇气和背影。

对现实的关怀，是我们不变的文学传统。当然，这个现实不止是我们置身的外部环境，同时更包括我们的心理和精神处境。邓一光的《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是一篇让人心碎的小说。小说讲述的是母子三人的生活境遇和情感关系：哥哥对父母一直心怀怨恨。哥哥的瘸腿与父亲有关，兄弟两人离开家时，父母将家里微薄的积蓄都给了弟弟上学。哥哥一文不名地走向社会，也从此在情感上远离了家乡远离了父母；父亲去世了，母亲也不久于人世；如何为母亲送终成为哥俩要讨论的问题；但母亲的心事不会在儿子们的视野里。可怜的母亲不知所措地面对两个儿子。贫困的母亲在现实中如此地无辜无助，她全部的心思都在儿子这里，当然也在死去的丈夫那里。尽管如此贫困——

后来我才知道，她把我寄给她的钱加上她拾菌子和挖中药换来的钱全都捐给了抱恩寺，在寺里给父亲认下一块功德碑。附近几个村的人都那么做，她觉得她也应该这么做。寺里的和尚为功德碑做法事的时候，她很紧张地守在寺庙外，然后和寺里的杂役一起把那块碑抬到寺院后面的坡地上竖起来。那块碑并不单独属于父亲，如果那样需要捐更多的钱。抱恩寺的老住持很通融，同意把姆妈的名字刻在一大串名字的最后面，这样姆妈就相当于省去了一半的钱，她为这个高兴了很久，趴在台阶上给老住持磕了好几个响头。

有父母才有家乡，父母在哪里家乡就在哪里。母亲的思想、情感和为人处世的方式，就是不变的家乡。书写中国底层的文学十多年过去了，但是，如何处理和书写底层生活仍然没有终结。《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邓一光用他的方式做了新的——与其说是一种探索，毋宁说是一种更为辽远的体悟：那更深重的苦难也许不在生存环境中，而是在家乡——母亲心中没有光的深处。

多年来，范小青的短篇小说一直在城市生活中展开。她从历史逐渐转移到了当下城市生活。他写短信、写快递、写小区停车位、写“雨涵楼”等。这篇《南来北往谁是客》，从逃逸房租切入，将城市的世道人心和“一切皆有可能”在另外一个领域呈现出来。房客真假难辨，失踪的房客和重新返回的房客是否是同一个人，都讲不清楚。一切都化险为夷，当事人却不知在梦里还是现实中。小说的讲述出人意料又在小说的逻辑之中。表面上小说荒诞不经，但却最真实地表达了作家对当下生活本质的认知；老作家尤凤伟的《金山寺》，深入到官场生活的另一个角落。官场角逐过后的答谢却又出了意想不到的又一玄机：在丹普寺院上香时，新市委书记尚增人为答谢宋宝琦的帮助，在宋不知情的情况下授意一私企老板以宋宝琦的名义捐了十万香火钱。事发之后，面对这一情况审查部门集体缄默，宋宝琦也失魂落魄战战兢兢。最后有人提出：“这事佛是一方事主，哪个愿多事，惹佛不高兴啊？”就这样，宋宝琦平稳过关，此事不了了之。但此事真的能够不了了之吗？小说余音绕梁回响不绝。

新疆农场是董立勃小说基本的外部环境。他的“下野地”故事从西部传遍大江南北。这篇《哑巴》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人性的拷问更加客观也更为严厉。哑巴哥哥朱顺和母亲终于为弟弟朱民娶上了媳妇，此时“文革”开始了。母亲是农场唯一的地主婆，她的命运可想而知。面对母亲受苦受难，朱顺、朱民兄弟判若两人。母亲自杀了，朱顺在救落水儿童时被淹死了——被救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整治陷害母亲的造反派头头王兴启的儿子。朱顺曾要杀死造反派头头汪兴启家的人——

朱顺那几天，腰里带着刀子，一直要杀人。杀汪兴启家的人。那天，看到了他老婆春桃进了葵花地，跟着进去，没想别的，就想要她的命。说，春桃看到朱顺，没有躲开，看着朱顺，满脸是笑。朱顺举起刀子，朝春桃逼过来，春桃还是在笑。说，朱顺没想到，这个时候，这个女人还在笑。没有见过这样的笑，能笑掉男人的魂。朱顺举起的刀子落不下来，春桃仰起脸，靠近了朱顺，把刀子拿过来，扔到了地上。又抓过了朱顺拿过刀子的手，放进了自己的怀里。朱顺三十出头了，没有碰过女人，更没有被女人碰过。这一碰，朱顺就爆炸了。这一炸，就把什么都炸没有了。

人性的复杂性在非常时期表现的无限“不可能性”，就这样在董立勃的笔下呈现得令人目瞪口呆。这就是小说的魅力。

鲍十的《东北平原写生集》是他“生活书”的系列小说。这些作品是一个东北人写出的东北故事。鲍十在质朴、感伤、复杂的书写中，为我们再现或构建了他的乡土东北。东北大平原上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就这样在变或不变的生活中来到了我们面前。在乡村文明崩溃的时代，鲍十仍然坚持他的乡土写作——他的“逆向”写作选择，不仅表达了一个东北籍作家的坚韧和执着，同时也表达了一个作家对“精神原乡”的向往、关爱以及与时尚无关的写作动机。

毕飞宇、劳马、余一鸣、于晓威、王方晨等都是“60后”作家。这个作家群体的创作实力已无需证明，他们早已扬名立万威震四方。毕飞宇的《虚拟》，故事的“核”就是祖孙的一场“对话”。不久于人世的祖父在孙子眼里已经“了无牵挂”。但在对话中祖父还是表达了他久未放下的“心事”：当年荣校长死的时候收了一百八十二个花圈。那么大名鼎鼎、桃李满天下的祖父死的时候希望不能少于这个数字。孙子应付说“你想要多少个就有多少个”。祖父说“不能作假”，因为死是严肃的事。至于孙子写了多少人送了花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毕飞宇写出了再了不起的“圣贤”，也终有放不下的世俗事物，“放下”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劳马的《无法澄清的谣传》，写一个纪委书记的落马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县里成为传奇。成为百姓茶余饭后最热衷谈论的话题。有趣的是，传言中的那位当年的县委书记（如今的市纪委书记）仍活跃在政坛上，并频频出现在市里的电视新闻和其他媒体中。两种舆论共存并行，井水不犯河水。后来一个教授采访了这位书记并写成了报告发表在刊物上。但在论文发表的一个月后——

教授做了一个长长的梦：家乡原县委书记，现任市纪委书记真的被逮捕了！梦中的抓捕情境和被捕者所犯的罪行与当年百姓对他种种的谣传和“诬告”，完全一致。他的司机和秘书，也一个跳了楼，另一位失踪了。他立即打电话给在县里工作的一位同学讲述了自己的梦境，同学告诉他，这不是梦，你讲的故事是活生生的真事，那位谭书记确实被抓走了，这回不是民间传言，两天前，官方媒体也发了消息。

生活的不确定性，就这样被劳马一波三折地讲述出来。

余一鸣的《头头是道》、于晓威的《房间》等，同样是2014年短篇小说的翘楚之作。

张楚、弋舟、哲贵、畀愚、朱文颖、鲁敏、蒋一谈、吴君、周瑄璞等，是“70后”主力作家的一部分。至今，难以被遮蔽的他们早已走向了各大刊物的中、短篇小说的头条。张楚是短篇小说的写作圣手。他也因短篇小说《良宵》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今年发表的《野象小姐》同样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短篇杰作。他在一个“病态”的环境中塑造了一个被称为“野象小姐”的清洁工形象。这个坚韧、强大和至善的女性，用她的方式书写了人的真正的尊严。弋舟是近年来涌现出的明星般的小说家，批评界对他小说的赞美几乎众口一词。这篇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同名的小说《礼拜二午睡时刻》，写得开阖有致，他先进的小说技法和对辽远事物关怀的自我期许，使他的小说如此撼动人心。他在向马尔克斯致敬的同时，显然也有可以争锋以求一逞的潜在诉求。无独有偶，蒋一谈的《在酒楼上》，也是一篇向鲁迅致敬的同名小说。“我”最后选择对残疾孩子阿明的照顾，与五百万遗产已经没有关系。一个人的被信任和慨然担当，使一个回响百年的短篇篇名骤然又熠熠生辉别有新声。朱文颖的《虹》，将这个社会细胞——家庭的溃败写到了极致。而且这个家庭是一个知识分子式的。当这样的家庭无可挽回的时候，这个社会可想而知；关于人物，副教授父亲和“虹”，写得都生动无比，父亲哲学教职的无足轻重以及他的生活哲学，都值得深究和分析。“虹”是这个时代独有的学生，一头黑发遮住了她的面孔，但她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却一览无余。小说最后是个隐喻。外婆的时代终结了，嘉玲们的未来真的会比他们好很多吗？小说整体写得松弛从容，如飞如舞。

近年来，“80后”作家如蔡东、马小淘、蒋峰、甫跃辉、文珍、颜歌、马金莲、郑小驴、霍艳等的出现，不仅改变了这个代际作家的创作格局，更重要的是改变了“80后”作家的形象。或者说，“80后”作家不仅仅是早些年在流行文化中爆得大名的几位。上述提到的这些“80后”作家，与“70后”作家一样，已经是各大重要文学期刊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主体阵容。蔡东的《我们的塔希提》、马小淘的《章某某》、郑小驴的《可悲的第一人称》、霍艳的《无人之境》等，是今年80后作家的扛鼎之作的一部分。

这里，我想着意推出的是东北“80后”作家双雪涛。当我看过双雪涛发表在《西湖》上的《大师》和《长眠》两篇短篇小说之后，我看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80后作家。《大师》应该是篇“中规中矩”的小说，其情节和讲述都在预设的范畴之内：父亲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人，只因为热爱下棋，老婆都不辞而别没了消息。儿子与父亲学棋也终于身手不凡。其间的讲述波澜不惊，但预设了最后以求一逞的结局——只因父亲在警察与囚徒下棋时为警察解了围，与囚徒结了梁子——多年后，这个失去双腿的囚徒出狱成了和尚，他找上门来，结果遇到了儿子，而儿子连输三盘；未露面却在场的父亲出现了，两个冤家终于不得不再次对弈——

看到中盘，我知道我远远算不上个会下棋的人，关于棋，关于好多东西我都懂的太少了。到了残局，我看不懂了，两个人都好像瘦了一圈，汗从衣服里渗出来，和尚的秃头上都是汗珠，父亲一手扶着脖子上的牌子，一手挪着子，手上的静脉如同青色的棋盘。终于到了棋局的最末，两人都剩下一只单兵在对方的半岸，兵只能走一格，不能回头，于是两只颜色不同的兵卒便你一步我一步地向对方的心脏走去。相士都已经没有，只有孤零零的老帅坐在九宫格的正中，看着敌人向自己走来。这时我懂了，是个和棋。

其实父亲要赢了，但最后父亲输了。小说的奇崛处就在结尾父亲的输棋。那本来赢定了的棋父亲却要下输——这就是双雪涛要写的“大师”：孤苦伶仃的“和尚”一生赌棋没有家小，他赢了棋，只要这个与他对弈的“黑毛”的儿子小“黑毛”喊他一声“爸”。父亲满足了和尚的愿望。因此“大师”与输赢无关。阿城、储福金、吴玄等都写过下棋，要超越这些成熟作家其困难可想而知。但双雪涛功夫在棋外，他以棋写人，写人性。不计一时得失的胸怀和格局，才堪称“大师”。小说行文沧桑凄苦，一如从未忘记老婆的父亲的一生。《长眠》在虚实之间，既有扎实的写实功底，又有对魔幻超验的驾轻就熟。故事荒诞不经，却在本质意义上写出了人生的无常和不确定性，这一点与《大师》又有气质上的联系。双雪涛的小说看似简单，事实上它的内涵或可解读的空间复杂又广阔。有人间冷暖，有是非曲直，也有宿命甚至因果报应。特别是他小说中感伤主义的情调，对超验无常事物的想象能力，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相信的是，双雪涛的小说将会有广阔的前景。

2014年的短篇小说一如既往，在波澜不惊中书写着新的传奇，它风头不再但常又奇崛或惊艳如漫天星光。不变的文学理想，使2014年的短篇小说就这样光彩照人，如满目青山。

2014年12月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