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冬天，父亲终于吐出最后一口气，撒手走掉。他被肝硬化折磨了几年，有一天他去山上收红薯，遇到野猪，他想把野猪撵走，结果反倒被野猪撵下了山沟，摔断了腿，得了坏血症，他痛苦的叫唤声连山里的动物都害怕，夜里不敢接近我们家。但父亲不是得坏血症死的，是肝癌。我不明白山里人怎么也会得癌。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我向公司请了假，回去处理父亲的丧事，丧事处理完，我们都轻松了很多。那天晚上，我和姆妈在火塘边坐着说话，她给我烤了几块糍粑，做糍粑的糯米是用头一年积攒下的桐子从山下镇里换来的，烤得又香又糯，很好吃。我问姆妈为什么不吃？她说心里堵，吃不下。我明白这个，她没有说谎话，谁遇到这种事情都好不了，但我还是把烤好的糍粑吃完了。火塘里的火很旺，姆妈听见了什么，起身去屋后查看。我不知道她去看什么。猪圈是空的，去年夏天养的一头架子猪已经装进村里帮忙办丧事的乡亲们肚子里带走了，几只鸡也陪伴架子猪一起走了，屋后的房檐下吊着几穗被山鼠糟蹋掉的玉米，还有一袭父亲留下的斗笠蓑衣，没有什么可看的。后来我才知道，姆妈是去看埋在山坡上的父亲，她担心父亲躺在那里会觉得冷，犹豫着是否要给新泥蓬松的坟头添一抱柴火。然后她回来，坐回火塘边。她就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告诉了我她的决定。

“再过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吧，”姆妈没有看我，把一双扭曲到完全看不出样子的手伸向火焰，那是风湿性关节炎和漆毒造成的后果，“等喘过气来，我也跟你们老汉走。”

“去哪儿？”我没明白姆妈的意思，抬眼看她。

姆妈没有再说，脸上露出一丝后悔的神情，好像她不该那么说，不该告诉我这件事。我很快明白过来，劝她别那么想，她和父亲不一样，至少能活二十年，也许三十年都不止。她只有五十一岁，只不过有风湿性心脏病和关节炎，那算不了什么，她不该那么想。

“你们老汉问过我，”姆妈说，“他要是走了，我跟你们谁过。”

“跟谁都行。”我说，“要不你跟我。”

姆妈笑了，样子很满足。我看着空了的糍粑篓，有几粒变了模样的江米黏在上面，看上去有点依依不舍，我忍不住把它们一粒粒抠起来吃掉。姆妈问我是不是还想吃点什么，她去一旁端过一只篾捎脱落的筲箕，让我嗑松子。

那天晚上山风很大，门被拍得直摇晃，咯吱咯吱的，有什么动物在对面的山坳里号叫。我猜不管那是什么动物，它一定是个做姆妈的，它在找它走丢的孩子。姆妈后来说到哥哥。她没有埋怨哥哥没有赶回来奔丧，她让老乡捎了信给哥哥，但他连信都没回。她叹着气，说难为他了。她说你们老汉不是故意的，他也没有想到，老大会那么决绝地扭头就跑，否则也不会出那件事了。她说应该老大读书，老二就算了。她说这件事不能怪她和父亲，他们不认识老大的老师，不能央求老师给老大加七分，让他念上大学。我觉得这种话就不必说了。我觉得他们就是认识哥哥的老师也没有用，老师管不了阳光招生，再说哥哥提出过他愿意读专科，只要能读上书，读什么都行，但是家里拿不出那么多钱。我觉得什么都改变不了，不然父亲完全可以从屋后的坟地里爬出来，和我们一起吃烤糍粑，嗑松子。我往火塘里添两块柴，再递给姆妈一张纸巾，让她把眼窝里的眼眵揩掉。我告诉姆妈，我已经是四级职员了，也许过年就能转成三级，他们很重视我这个材料专业的高材生；我答应很快把她接到深圳，让她过上幸福生活，但我觉得这样可能不管用。

“她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不拦住她？”哥哥没好气地问。

我看了哥哥一眼，没说话。我拦了，这个我在电话里给他说过，我只是没告诉他，姆妈特地叮嘱我，不要对他说。

“老大要强。他比你难。你们老汉死了，一切都不一样了，我不能给你们添麻烦。”

姆妈就是这么说的。但我没有明白，要强和难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一切都不一样了，那里面包括什么？还有一件事，我一直不知道，父亲和姆妈，他俩是怎么看他们的两个孩子的。据我所知，父亲和姆妈一直认为我脑子有问题，磨不开，除了死读书，别的什么也不会，老大就不一样，他是他们——曾经是——最骄傲的孩子，也是他们见到过的那座鄂西北大山里最聪明的孩子。我能看出来，姆妈对她的老大有一种深深的愧疚，打我们离开家里以后，她一直回避谈到他，一谈到他就叹气，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也这样。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他们愧疚什么。

父亲死了以后，姆妈神魂颠倒，有一段时间走路都走不稳，好像她的一条腿和一只胳膊不见了，被父亲带走了。后来好了一点儿，但也好不到哪儿去。她种不动地，种一季野猪收一季，种一季野猪收一季，她没法种，种不动了。家里的房子倒过一次，又倒过一次，谁也说不清那几年的天气怎么那么糟，天像垮了堤坝似的，雨下个没完没了。山洪来得猛，姆妈被山水困在核桃林里，抱着树干哭着喊救命，但是没有人来救她。村里人都忙着在自家地基后抢挖排水沟，即使住得最近的胡大狗，他家离我家也隔着一道沟，水凶得根本过不来，再说胡大狗家和我家关系不好，他媳妇打过我姆妈，她把她打倒在红薯地里，头都打破了，他们不会管她。

哥哥朝巷子那边看了一眼。有一个背包客模样的中年人装作是路过，鬼鬼祟祟走进马路对面的巷子，很快折返回来，埋着头快步走掉。我猜他并不真想在这种时候来找乐子，他要是在旅店里耽搁了，赶不上团队凌晨上山的时间，人们就会报警。

“你说什么？”哥哥问我。

“我什么也没说。”我说。

“那你说什么？”他说。

“你指刚才还是现在？”我说。

“没有用，”他放弃掉，挥了挥手，好像那是一个无聊的话题，“我已经说过了，什么用也没有。”

我们又陷入沉默。

后来我的确那么做了，就在姆妈说过要跟父亲走的话三个月后，我把她接到了深圳。为了安顿姆妈，我从城中村的合租房里搬出来，租了一个价钱相对能接受的单间，姆妈和我一起生活了六个月，那六个月把我熬垮了，也把她熬苦了。姆妈头一次站在“家”里的样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她很紧张，帮我叠堆在床上的被子和衣裳，收拾地上的外卖餐盒和没洗的衣物，做完这些事她就一直站在那儿，不知道再该做什么。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刺激了她，弄得我也很紧张。我说了几遍让她坐下。我说随便，她可以坐在任何地方，或者躺到床上去，但她怎么都放松不下来，直到夜里睡觉前，她才小心翼翼地在床的一角坐下，很累地轻轻叹息了一声。然后我们说了一会儿话，主要是我说，她听，一句话也没插。她死也不肯睡在床上，坚持睡地铺，为这个我们争了几句。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想，接下来，第二天，还有更多的那些日子，我对她说什么。

过了几天，姆妈下决心出门，结果找不到回来的路。我去派出所把她领回来，她一见到我就抱着我大哭，浑身发抖，不肯松开我。她记不住城中村迷宫似的地形和集装箱似的楼群，分辨不出人头攒动清一色的年轻人，每一栋楼在她眼里都一样，每一个走过的年轻人她都会当成是我，她被那种情况吓坏了。

“学学养宠物的人，你连他们都比不了，你妈养你值得吗？”负责处理这件事的警察非常生气地训斥我。

当天晚上，我给姆妈做了个牌子，写上我们“家”的门牌号码，还有我的名字和手机号码，没几天我就在垃圾袋里看到了它。

“我不该待在这里，”姆妈木讷地低着头不敢看我，她为这个而抱歉，“我心里发慌，老觉得走得太远了，腿上没劲。”

“再想想别的办法，会有办法的。”我说。

有一次她忘了关煤气，差点儿没把自己炸到天上去。有一次她被房东骂了两个小时，但房东的话她一句没听懂。还有一次她在地铁出口处着急地走来走去，她忘记了自己来这儿的方向，等我找到她的时候，她泪都流干了，委屈地抓着我的手不停抽搐得发抖，她那个样子就像个得了衰老症的孩子。我们都受不了了，完全崩溃掉，直到我去河南安装设备那次。

“能借点钱给我吗？”哥哥打破沉寂说。

“什么？”我问。

哥哥简单地说了用途。他和夜总会老板的侄女，一个很能干的女人打算合伙包下一个养蚝场，他担心积分入户的政策改变，想加快积分的步伐，而且他大女儿明年就要上小学了，要花钱的地方太多。

“没有。”我说，我的意思是，那些财富巨鳄已经在人们中间形成了很大的恐慌，人们已经受不了了，“我也想跟上时代，不能什么也不干，但那样很困难。”

“我得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我想让焦萍萍去管理养蚝场。她不该那么焦虑，她可以干很多事情。”他说，“算了，我们不说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