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不知道我们能说什么。我在想我那个一次面都没有见过的嫂子，她一定被哥哥拼命挤进这座城市的劲头吓住了，也许她从没见过一个男人能有这么执着和疯狂，我在猜她对这件事情怎么想，和这样的男人一起生活她能干什么，在他暴戾地抽过她耳光之后她能干什么。我在想姆妈，她很快就要死了，在此之前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那次我去河南出差，离开了五天。走之前我特地教姆妈学会了使用煤气，告诉她怎么通过没有红绿灯的过街横道，这样就不用老是等在马路边，无法过马路。等我回到深圳的时候，姆妈已经饿了整整两天，每次她把煤气点燃都会害怕得立刻关上，然后躲到屋外去。她担心煤气爆炸，靠喝水龙头里的水度过了那五天。我真不该告诉她不关煤气的后果，她被这个吓坏了。我去城中村的小食店买了两份鱼蛋和一份汤粉，坐在那里看着姆妈急匆匆大口喝着的汤汁，把整粒裹着脏兮兮蘸料的鱼丸往嘴里填，被滚烫的汤汁烫得眼泪直流，心里五味杂陈。那是我第一次观察姆妈吃东西，她差点没被噎着，我在她背上拍了好几下，她抬头冲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我觉得我俩的身份换了个个儿，她是孩子，我是姆妈，但我不是一个好姆妈。

我的第三个女友就是这个时候离开我的。她不相信如今这个时代还有谁会这样不开化。她是从贵州山区出来的，她就能熟练地使用苹果手机软件；她认为我和姆妈在合伙欺骗她，我们在故意为彩礼数的压价制造舆论，这让她无论如何接受不了。女友那天专门出门给姆妈买来苹果，泪巴巴地削给姆妈吃，说阿姨让我孝敬您一次吧，然后她就和我分了手。女友离开以后姆妈痛哭了一场，把苹果摔了一地。她说自己是个可怜虫，什么也做不了。她说活着比死还难受，老天为什么不把她带走。我劝了她好半天，直到后来发了脾气，她才停止流泪，乖乖地去倒垃圾。

那天晚上我做了噩梦，梦见前女友嫁给了我死去的父亲，她吃力地往我父亲的坟茔里搬她的嫁妆。我从噩梦中哭醒过来，发现有什么不对劲。我看见姆妈像一只没有进化好的猴子，撅着屁股在地上爬来爬去，在房间的每个角落里摸索一阵，再离开那儿。她钻进床底下，再困难地钻出来，手里拿着一样东西。借着窗外的路灯，我看清了姆妈手中是什么，那是一个她摔掉的苹果。

那天晚上姆妈和我谈到天亮，以后她就走了。她花了两天时间把我的衣物和被子洗了，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地板抹得都能直接摆放蒸好的馒头。我觉得对不起她，但也没拦她。我送她去车站，看上去她很高兴，对离开城市回到山里这件事感到满意，而且有点急不可耐。她对豪华大巴有戒备，好像被它的样子吓住了，一直追着我问车票多少钱，能不能换成站票。她不断安慰我，说她想父亲了，她担心开春前野兔找不到吃的，会把父亲的坟刨开。车开走的时候我没有跟着车往前跑，我有一种感觉，那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看见她从车窗里擦着半边脑袋高兴地朝我招手，我没有回应，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恨意。

“她是怎么想的？她完全疯了。”哥哥愤懑地说。

“她没有那种病。”我说。我是指姆妈没有疯，她没有精神方面的病，关于这个我比他知道。

“难道事情还不够？已经够了，别再继续下去了。”他气愤地说。

我没说话。我能说什么？

姆妈回到山里以后，我又搬回合租屋，以后按月给姆妈寄钱回去。不多，但够她买粮食的。后来我才知道，她把我寄给她的钱加上她拾菌子和挖中药换来的钱全都捐给了抱恩寺，在寺里给父亲认下一块功德碑。附近几个村的人都那么做，她觉得她也应该这么做。寺里的和尚为功德碑做法事的时候，她很紧张地守在寺庙外，然后和寺里的杂役一起把那块碑抬到寺院后面的坡地上竖起来。那块碑并不单独属于父亲，如果那样需要捐更多的钱。抱恩寺的老住持很通融，同意把姆妈的名字刻在一大串名字的最后面，这样姆妈就相当于省去了一半的钱，她为这个高兴了很久，趴在台阶上给老住持磕了好几个响头。

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很生气，姆妈干什么了要捐那块没来由的功德碑？那些菩萨管过姆妈和父亲的现世吗，管过我家祖宗们的来世吗，他们怎么能够胡乱收人的钱？菩萨管不了，人们也一样，人们根本就不管，姆妈有一段时间病得大小便失禁，胡大狗在下山的路上安装了孔明枪，它们差一点儿要了下山抓药的姆妈的命。山里没有社区医疗站，政府的禁山政策让啮齿类动物疯狂繁殖，玉米和洋芋常常在一夜之间就被野物糟蹋掉，保险公司从来没有光顾过大山深处，这些事，没人管。

但我并没有回去找报恩寺的和尚讲理。请假会影响我的晋职，回去一趟还得破费不少，想想这些我就忍住了，没有再提这件事。

一了百了。姆妈就是这么给我说的，她在山下的镇子里拨通了我的电话，告诉了我她最后的决定。说那个话的时候，她没有一点儿难过的样子，还轻松地叹了一口气，好像这是她一生中做出的最正确的事。她那句话把我呛住了。

我回过头去找姆妈。她不在海堤边，不知去了哪儿。我想起第一次她对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时我们刚刚处理完父亲的事，坐在火塘边烤糍粑，火塘里的火焰往上蹿，像是想要从火塘里逃开，我把矮凳往姆妈身边挪了挪，搂住她的肩膀，轻轻摩挲她的背，除了这个我什么也做不了。姆妈的背有些佝偻，她还不算老，严格说她只是个中年人。我在想她年轻时候的样子，那个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她肯定年轻过，在没有生哥哥和我之前，她一定像朵美丽的番红花，那个时候她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叹息，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决定一了百了，结束掉自己的生命？她坚持了两年，现在她不打算再坚持了。

“焦萍萍太不懂事，她越来越不懂事，很快我就会解决这些事。”哥哥生气地说，他说话的时候把蘸料碟子打翻了，为这个他更加恼火，“他们别想阻止我，我一定得把分积满，没有人能把我从南澳赶走。”他脾气太坏了，看上去比原来更坏，这方面他没有什么改变。

摊主很快送来新的蘸料碟，还用塑料圆筒里的纸巾擦干净放在一旁的金属手杖。其间哥哥起了一次身，走到巷子当中，和路过鱼鲜码头的两个中年人用本地方言说话，主要是和两个人中更富态的那一个说。哥哥两只手交替着掩住裆部，在富态的中年人面前显得很卑微，这和他之前的表现完全不一样。以后他就回来了，气不打一处来地坐下。

“官二代。”他不屑地说，“他爸爸是街道办副主任，他也是，下一届就轮到他接班，靠这个他们能把人变成狗屎。”

哥哥和自己的老板飚上了，和夜总会的客人飚上了，和街道办的官员飚上了，和他遇到的所有人飚上了。他总是败下阵来，然后拖着一条瘸腿跳到一些紧锁眉头的女人床上宣泄怒气。但这不是事情的全部。他从不和那些女人鬼混，而是非常认真的要求她们像他一样，他们之间谈点什么。他让她们坐在他那条瘸腿上，要求她们目光专注地看着他。

“看看这条可怜的腿吧，想象一下它有多脆弱。”他含着眼泪向那些女人歇斯底里地大声喊叫，然后不要脸地痛哭起来。

我不知道哥哥经历了什么，他刚满三十岁，三十多一点儿，可是脸上已经堆满了沟壑，看上去比耳顺老人还要老。南澳很好，南澳是深圳的后花园，这里的原住民都是幸福的人，哥哥肯定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他差不多已经攒满分了，但看起来他离幸福还有很远的距离。我不知道他在哪个环节出了差错，他怎么会把自己搞成了这样，我们之间从来没交流过这些事。

“没完没了，就是没完没了。”哥哥说，愤懑仍在，“你让我怎么办？我不可能和每一个人说清楚，不可能去守住谁，谁也守不住，她是怎么想的，她为什么要去死？”

有一阵我们谁都没有说话，也没有喝酒。后来我们又要了四瓶酒，继续喝。没加菜，菜够了。我有点后悔没有点窑鸡，那是南澳的特色，但是够了。我知道问题不在这儿，我知道哥哥他还是记恨父母，他们把盖新房的木料卖了，把家里能够凑出和借到的钱全都给了我，也许那个时候他们能够做点什么，比如让哥哥也读书，读一个专科学校，而不是只供我一个人读书；也许他们该分出一部分钱，比如五分之一或者再多一点儿，让哥哥在离开家乡的时候不至于空着两只手；但也许他们从没那么想过，没敢那么想，想也没用。这件事情我没和父母交流过，我不能肯定，当时我一门心思只想离开那座大山，只想带上足够的学费而不至于让人笑话，那个时候谁要阻拦我，我什么都能做出来。

“我他妈一辈子也不会这样对待我的儿子。”哥哥发狠地把酒瓶子墩在桌子上，不可思议地摇了摇头，再摇了摇头，就像他永远也想不明白，只是希望彻底摆脱掉什么，然后那件事情再与他无关了似的，“我不会让我的孩子觉得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他们和那个生活完全无关，他们是被揿进池塘里的蜻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