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祖父一辈子的痛。这是一块肿瘤，硬硬的，始终长在祖父的体内。我知道这块肿瘤还是在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的那个家宴上，因为兴奋，祖父喝酒过量了。就在我伺候他呕吐的时候，他拉过我的手，第一次在我的面前流下了眼泪。他跪在马桶的前沿，一口一个对不起。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弄明白，祖父搞错了，祖父把他的孙子当作他的儿子了。祖父很少喝醉，但是，只要喝醉了，他都要来一次规定动作：跪在马桶的前沿，对他的马桶一口一个“对不起”。呕吐出来的“对不起”毁掉了这一对父子，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几乎就没有对视过，也说话，却不看对方的眼睛，各说各的。他们都不像在对人说话，而是在对着另一个“东西”自言自语。说完了，“东西”就“不是东西”了。

但酒醉之后的祖父说得最多的依然不是父亲，而是一届又一届的高材生。祖父有他的癖好，往好处说，爱才；往坏处说，他的眼睛里其实没有人，只有高智商。他酷爱高智商。一旦遇上高智商，不管你是谁，他的血管就陡增激情，奔涌起宗教般的癫狂和宗教般牺牲精神，狂热、执着，最要命的是，还沉着，更持久。他要布道，上午六点出门，晚上十一点回来。

酩酊大醉的祖父搂着他的马桶开始报人名。这些人名都是他当年的心肝宝贝。人名的后面则是长长的单位与职务，我不可能记住的。祖父却记得清清楚楚，涉及面极广，诸如世界名牌大学、国家机关、公司名称、荣誉机构，与之匹配的自然是院士、教授、研究员、副省长、副县长、办公室主任、董事长或总经理。也有记不住的时候，他在记忆阻塞之前往往要做一次深呼吸，随后，一声长叹。这一声长叹比马桶的下水道还要深不可测，幽暗，四通八达。父亲退出去了，我握住了祖父的手。我知道我和祖父之间会有这样的一次对话，也知道祖父会对我说些什么。无论祖父怎样看淡他的生死，我的父亲终究是他一生的痛，祖父是个好祖父，但祖父却不是好父亲。祖父的歉疚难以释怀。老实说，我惧怕这次对话。——沉痛之余，我又能对我的祖父说些什么呢？父亲的一生被祖父的荣耀毁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多么希望我是一个牧师。

祖父安安静静的，但是，这安静是假象，他老人家一直想说什么，他的表情在那儿呢，可他就是不说。想过来想过去，只能是我开口了。我轻声说：“爷爷，如果你走了，真的是寿终正寝。这年头可以寿终正寝的人不多了，你很享受的吧？”祖父笑了笑，同样轻声地说：“很享受。”

我说：“我也很享受，很享受这会儿还能和爷爷聊聊天。——你想啊，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带着心思走的，你呢，什么心思都没有，了无牵挂。你蛮有福的。”

祖父沉默了半天，说：“我有福。但心思还是有的。”

我立即接过祖父的话，说：“嗨，不是就爸爸那点事嘛。那一代人不上大学的多了，他这一辈子也挺好的，多少年了，爷爷，这不算事。”

祖父说：“这件事吧，我有责任。我呢，痛苦了很长时间。突然有那么一天，我释怀了。我早就不再为这件事苦恼了。”

祖父的这番话出乎我的意料。我的胸口顿时就松了一下。我笑了，问：“爷爷能不能告诉我，是哪一天释怀的？”

祖父说：“你爸爸退休的那一天。都退休了，嗨，任何人都他妈的一样。”

祖父都俏皮了，都出粗口了，看起来真的是释怀了。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没有比这更好的结局了。祖父不再谈父亲的事，我反而有些始料不及，眼泪突然涌上我的眼眶。我一直忍受着疼，这疼却自动消炎了、消肿了，很让我舒服的。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如此可怕的对话居然是这样地感人至深。我只能说，我还是太年轻、太狭隘了。小人之心不可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恩怨，一代人有一代人处理恩怨的方式。时光真是一个好东西啊，它会带走一些，也能留下一些。时光到最后一定是中秋的月光，再捉摸不定，再阴晴圆缺，老天爷总是会安排好的，中秋一到，必定是万里无云，月亮升起来了，满眼清辉，乾坤朗朗。

我说：“爷爷，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爱你？”

祖父像孩子一样笑了，说：“隔代疼嘛。我爱你，你就爱我。你爸爸吃过醋呢。”

我摇摇头，说：“不是。爷爷伟大。君子坦荡荡，爷爷就是君子。你走了，我会想念你，但是，爷爷不让做儿孙的痛苦，爷爷不让做儿孙的纠结，爷爷万岁。”

祖父真的高兴了。祖父说：“爷爷做了三十五年的教师，三十二年的班主任，九年十个月的教导主任，六年八个月的副校长，两年半的校长，拍爷爷马屁的人多得很呢。——还是我孙子的这个马屁让爷爷舒坦。”

我拍拍祖父干瘪的腮帮子，说：“孙子的马屁高级吧？”

祖父说：“高级。你哪方面都比你爸爸强。”

我在被窝里抽出手，说：“爷爷，孙子明天接着拍。——你看，天都亮了，孙子还要上班呢。”

祖父的手是无力的，但是，祖父无力的指头再一次抓住我的手。因为发力，都颤抖了。他不再微笑，他的脸上有了苦楚的神色。

“疼么？”我说。

祖父摇了摇头。祖父补充说：“不是。”

祖父有话要说，是欲言又止的样子，是羞于启齿的样子。

“是不是欠了谁的钱？”我说，“有我呢。”

祖父闭上了眼睛，摇头。他的眉头拧起来了，眉毛很长，眉头与眉头之间全是多余的皮。事态突然就严重起来了。虽然很困，但是，我还是集中起注意力，仔细地设想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只能往坏处想，祖父是不是做了什么特别亏心的事了？我试探着说：“是不是欠了谁的人情？”

祖父依然是摇头。我的话没能说到祖父的心坎上，祖父很失望，越发凄凉了。

我必须把话挑明了。我说：“爷爷，你知道的，你不能让我猜。我到哪里猜呢？你也不亏欠谁，你还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呢？”

祖父睁开眼睛，望着我。祖父似乎是鼓足了勇气：“——你说，”祖父说，“你说我能得到多少个花圈呢？”

嗨，——嗨！这算什么事呢。这不是事，多少个花圈都不是事。

我说：“你想要多少个花圈？”

祖父没有给我答复。他老人家再一次把眼睛闭上了。因为太瘦了，他闭上眼睛之后有了遗容的迹象。但是，爷爷的呼吸是急促的。他有心思，他忧心忡忡。

祖父十分凄凉地憋了半天，他轻声地却又是清晰地说：

“当年荣校长是一百八十二个。我数过两遍。”

我想让说话的语气变得轻松一点儿，特地挑选了嘻哈的语气：“你想要多少个就有多少个。”

“不能作假。”祖父依旧闭着他的眼睛，神情诡异，语气是中学教师所特有的刻板、严厉，“死是一件严肃的事。不能作假。”

祖父终于耗尽了他的体力，他的手放在我的手背上，但已经无力握住我的手了。

——荣校长的音容笑貌我记不住了，我见过他么？我没有把握。想必还是见过的。那时候祖父喜欢把我带到他的学校里去。我对“荣爷爷”的葬礼至今还有一个模糊的印象：整个县中都白花花的，洋溢着盛大和隆重的气氛。那是1982年的春天，五十七岁的荣校长在给补习班的同学上历史课，就在下课铃响的时候，历史终结了，他倒了下去。那可是80年代初期的小县城，绝大部分葬礼只有十来个花圈，一百八十二，说“铺天盖地”一点都不过分。就是在那一刻，我对死亡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它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又体面又庄严。那一天的祖父穿着他的第一身西服，领着我，在县中的花圈之间不停地徘徊，回过头来看，祖父其实在数，一直在数。然后，校对。在确定无误之后，祖父把“一百八十二”这个天文数字记在了他的脑海，同时，接过了荣校长遗留下来的职务。“一百八十二”这莫名其妙的数字就此成了祖父的梦，成了祖父关于死亡的理想和标尺，岁岁年年都在萦绕。

“知道了。”我对我的祖父说，“你放心。”

事实上，当我说“知道了”、“你放心”的时候，我一定是困乏了。我是敷衍的。我“知道”什么了？我做什么才能让他老人家“放心”呢？在许多时候，生命的确是一个特别诡异的东西，让人很无奈。我的祖父哪怕再清醒一天也好哇，我们还可以再商量商量。就在我说“知道了”、“你放心”的第二天中午，祖父说不行就不行了。他进入了弥留。他在弥留之前似乎经历了一场大醉，他说了一大堆的人名，人名的后面还附上了长长的单位和职务。祖父躺在那里自言自语，仿佛主持一场盛大的却又是虚拟的会议。他在介绍与会代表。祖父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念完那个长长的名单，他的历史也终结了。

我没有在现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父亲告诉我的。父亲说：“还开会呢。”父亲是笑着说这句话的。事实上，父亲，这个县教育局的退休会计并没有笑，但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我看见了，父亲在笑。俗话说，“皮笑肉不笑”，父亲的皮并没有笑，他的肉却笑了。父子之间就是这一点不好，我们的眼睛里从来都没有皮，直接就是肉，甚至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