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很长时间没搭理宁蒙了，想离婚也不是无理取闹。上次化疗时我妈一直陪着，我就让他回家了。出院那天我特意炒了几样小菜，开了瓶朋友从澳大利亚带回的红酒。他一个人全喝了。后来他靠着椅背就睡了。他的手机就放在桌边。

我一直后悔看了他的手机。和那个女人的聊天记录淫秽不堪，我看了都脸红心跳。最让我气愤的是，那个女人对我们家了如指掌，我们的住址、儿子的姓名、我的工作单位……她甚至知道宁蒙当年追求我时，曾在我家门口攥着束玫瑰枯坐了整宿。按照宁蒙的说法，他从没见过她，是偶然在网上认识的。

“就是空虚，你不在家，闲极无聊扯淡玩。”

“天边远吗？”

“远。”

“滚天边去吧。”

他老老实实地去睡书房。

我偷偷哭了一宿。我得的乳腺癌，两个乳房全切除了。说实话，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从拿到切片结果到躺上手术台，只不过隔了三个小时。宁蒙的表舅是这座医院的副院长。本来床位很紧，主治医生又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但表舅一个电话，主治医生就开车从北京跑了回来。当他手里捏着寒光凛凛的手术刀时，迷迷糊糊的我还能感觉到他急促的呼吸声。

而现在，我不得不跟宁蒙妥协：“表舅没出差吧？”

他略带惊喜地看着我说：“应该没有吧。”

“你给他打个电话，让野象接着上班吧。”

“没问题！”

我看着他走出病房去打电话。我们分居很久了。我曾仔细想过，乳房对于女人的意义，以及对男人的意义。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后来我在医院的一本破杂志上偶然读到首诗，是个叫巴勃鲁·聂鲁达的智利人写的。他说：“你的乳房仿佛洁白的巨大蜗牛，你的腹部睡着一只斑斓的蝴蝶，啊,你这个沉默的姑娘！”于是我知道，我的乳房沉默了，我也沉默了。我也知道，对宁蒙来说，他不仅仅是失去了洁白的巨大蜗牛。

“我跟表舅说了，没问题。”宁蒙笑着说，“我们又能看到野象了。”

我们确实又能看到野象了。只不过她现在不敢收集空瓶了。打扫完卫生，她通常蹑手蹑脚地走进我们病房，靠着墙壁跟我们聊天。华妃还是喜欢逗她玩。

“这次真是有惊无险啊。”

“你说我怎么那么笨？专往枪口上撞。护士长前天就警告我，说这几天检查卫生。可我一看到垃圾桶里的瓶子，怎么都忍不住，就想把它捡出来。”

“沾了屎你也捡？”

“在你眼里有屎，在我眼里是钱。”

“你命好，命里有贵人相助。”

“真的吗？”野象讪讪地说，“吓死我了。你说我要真下岗了，到哪儿找份得心应手的工作？胖人没胖福的。”

“可不是吗，”华妃摸摸假发髻上的银簪，“还不谢谢你的救命恩人？”

“救命恩人？”

“是大美女找人给你说情，你才没被开除。”

这样，野象第二次拥抱了我。我没有闪躲，而是任她近乎夸张地勒着我。她硕大的、柔软的乳房顶着我的胸脯，让我的眼眶不禁潮湿起来。

“你是个好人。”她在我耳畔嘀咕道，“唉，为什么好人总是多灾多难？”

从那以后，她到我们病房跑得更勤。当然，她很少空手来。我们很快吃到了野象腌制的萝卜条、爆炒的绝辣海螺丝、新煮的玉米洋芋，以及形形色色从来没有吃过的大餐。比如有次她端了个塑料盒，里面盛着奶嘴般的红色食物。我们的筷子在手里摆弄几个来回，谁都不敢第一个品尝。还是华妃忍不住问：“这是什么？”

野象得意地说：“保密。你们尝了就知道了。”

我们就更不敢吃了。野象用筷子夹了一块，强行塞进我嘴里：“吃吧。这是我从荷花坑早市买的猪乳头。老中医不是说过么，吃啥补啥。”

我们都沉默了。最后安姐说：“难得野象有这份心，你们还愣着干吗？哎哟，味道还真不赖，你们尝尝！尝尝！”华妃瞅我一眼，也夹了一箸子，吧唧吧唧地嚼。安姐说：“你慢点吃。还人民教师呢，坐没个坐相，吃没个吃相。”

我们都知道安姐最近心情不好。她儿子快两个月没来医院，电话也极少打。

她的头发也全掉光了。我们病房真成尼姑庵了。

五

安姐儿子终于来了。这是个安静的小伙，见人三分笑，个子纤细，有点驼背。医生来时他点头弯腰，说：“您辛苦了，请多关照我妈妈。”护士来时他点头弯腰，说：“您辛苦了，请多关照我妈妈。”野象来时他点头弯腰，说：“您辛苦了，请多关照我妈妈。”野象就问：“你谁啊？”他眯缝着眼说：“您辛苦了，我是安长河。”

安长河手脚勤快，将安姐的桌子擦了，又将我们的桌子全擦了。我们不让他擦，他就尴尬地看着我们笑，我们只好让他用干净的白纱布来来回回蹭着脱皮的破桌面。当他干完这些，他瞅了眼安姐。安姐绷着脸没言语，他就开始擦玻璃窗。我怀疑那几扇玻璃从建院以来就没有擦过。他忙活个把小时，才将玻璃擦得晃人眼。他叉腰站在那里，望着窗外说：“妈，我明天还要去深圳出差。上午十点的飞机。”

“你有事就回去吧，”安姐说，“千万别耽搁了工作。你现在还是部门副经理吗？”

他扭过头看着安姐，半晌没有说话。

下午他说出去买矿泉水，结果半天没回。安姐有些坐卧不安。华妃说：“你呀，一辈子瞎操心，二十多的大小伙子，膀大腰圆，能出什么事？”安姐说：“你不知道，这孩子胆小如鼠，八岁了看到螳螂还吓得直哭，真随了他那没出息的爸。”华妃说：“再没出息，人家现在也是北京人，当了部门经理，出差都坐飞机，你还想怎样？”安姐这才有点笑模样，说：“他学习确实不错，当年可是咱们市的理科状元。”

安长河回来了，窄仄的怀里搂着十来瓶矿泉水。瓶子像金字塔般搭垒得齐整稳当，最上面的瓶口紧紧抵住他的尖下巴。白色衬衣全湿透了，两根肩胛骨突兀地支出来。“我想买些冰镇水，可楼下没有，去了商店，竟比超市贵一毛钱。没想到超市那么远，”他羞怯地笑着，“幸亏我是飞毛腿。”说完他怎么就腾出只手去擦汗，结果在我们的“哎呀”声中，怀里的矿泉水噼里啪啦地全掉下来，有几瓶甚至滚到了门外。

“你个傻子！没出息的傻子！”安姐突然咆哮起来，“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超市的水再便宜，总共便宜不了一块钱！你腿脚再快，有车快吗？你就不会打辆出租？！”

我们都愣住了。我们从来没见过安姐发脾气。她说话向来滴水不漏，做事总是先考虑别人。谁都没敢吭声，全直勾勾盯着安长河。多年后我还会记得当时的情形：安长河突然跪下了。他跪得那么突兀，似乎有双无形的手在他麻秆般的细腰上猛击了一拳。他跪着蹭到安姐床边，将头埋在安姐两腿中间抽泣着说：“妈！我没用！没让您过好日子，还天天惹您生气操心！”他狠狠扇了自己俩耳光，“我是个没用的东西！我是个没用的东西！”

“真是随了那个老不死的！哎，怪谁呢，蛤蟆的儿子不长毛。”

野象不晓得何时进的屋。她张着大嘴看看安姐，又看看安长河，这才迈着粗腿“咚咚咚咚”地挪过去，一只手揪住安长河的衣领，轻轻松松就将他拎起来，摸了摸他头发，盯着安姐说：“蛤蟆的儿子不长毛，怎么能怪孩子爸呢？”

“那怪谁呢？”

“怪你呗。”

“怎么就怪我了？我在地毯厂干了三十年，年年是先进工作者！还当过市里的劳动模范！”

野象淡淡地扫我们一眼说：“怎么不怪你？你摸摸自己的脑袋就知道了。”

安姐狐疑着摸了摸头，“扑哧”下笑出声。我们也都笑了。可不是，她头上可是一根发丝都没有。

“儿子大老远地来看你，摆着张臭脸给谁看？”野象嬉皮笑脸地说，“难道我们还不知道吗，你心里其实美滋滋的。”

安长河是晚上走的。走时他挨个向我们鞠躬，让我们多照顾安姐。那是个伤感的傍晚。窗外的晚霞余光斜射而进，让我们的脸颊都抹了层绯红的光晕。我紧紧攥着宁蒙的手。他粗大的骨节扎疼了我的掌心。

回家时，我让他从书房搬到卧室。那天晚上，我们做了很久。他没有像往常那样亲吻我的乳房，他的糙手只是犹豫着在那里碰了下就果断挪开。我为他的犹豫有点难过。

更让我难过的事，发生在几天后。

宁蒙请了几个哥们儿到家里吃饭。他和那个女人聊天的事，他们全知晓了，半荤半素地在我面前数落起宁蒙的不是。宁蒙垂着头，一副追悔莫及的神态。他总是忍不住将自己的糗事告诉朋友，仿佛只有如此，才能让他的心里干净。那帮酒鬼早早喝醉，不到八点就散了场。我带着儿子去街上溜达，宁蒙在家里洗碗。等回来时他正在上网，见到我时他的瞳孔忽就胀大了。我说你跟谁聊天呢？他说没什么，有个老顾客问我们还有没有剩货，想抽空挑件衣服。我二话没说将他从椅子上拽起来，“你陪儿子睡觉去吧，”我虎着脸说，“这里没你什么事了。”

他杵我身边，一动不动。

他果然是在跟老顾客聊天。这个顾客我认识，是政府公务员，以前来宁蒙店里买衣服时低眉耷眼的。她丈夫是我们这里最大建筑公司的董事长。他做梦都不会想到，娇小娴静的妻子是如何跟野男人调情的。

“多长时间了？看样子是老情人了。”

“你胡扯什么？人家可是良家妇女。”

“良家妇女？这样，我约她晚上过来。她要是来了，我就杀了你。”

他结巴着说：“我，我，我……”

我用宁蒙的口吻继续跟她聊天。我说，你嫂子还在医院化疗，晚上有空过来坐坐？我酱了牛肉，可以喝点日本清酒。女人很快回信，说等我半个小时，我先洗个澡。

我关了电脑。宁蒙坐在阳台上闷闷地吸烟。半个小时后门铃响了。你能想象得到她看到我时的表情：嘴张得比河马的嘴还大。“嫂子回来了？我跟宁蒙约好挑几件衣裳，”她反应倒是很快，“你的病如何了？”

我笑着将她请到客厅，然后告诉她，约她出来的不是宁蒙，而是我。她的眼睛就直了，蜷坐在布沙发里，手神经质地揪着丝袜的一根跳线。我说，你没有必要解释什么，我都清楚。怪只怪我生了病，糟钱糟物，他心情不好是难免的。多谢你这段时间陪他说说体己话，让他缓解缓解压力。你看，我头发全掉光了，命不好，可我谁都不怪。

她哽咽着辩解说，他们什么都没有。虽然什么都没有，可还是为自己有过这样的想法感到羞愧。她以后不会再跟宁蒙联系了。她希望我不要将这件事告诉她的丈夫。最后她抱住我的肩头小声抽泣起来。

“不会的，”我递给她张湿纸巾，“擦擦眼泪吧。假睫毛都掉果盘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