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知情者讲，在他们小时候，除了有什么特别的事儿，比方有谁出去走亲戚了，两个人几乎天天在一起。每天一吃完早饭，就会各自跑出家门，跑到大门口，招呼也不打，就不声不响地玩儿起来。初时仅在房前屋后，堆土堆、捉蚂蚁、下雨天儿光着脚丫踩水洼儿、下雨后用街上的烂泥摔泥泡儿、用树枝搭房子玩过家家儿，一边玩儿一边嘀嘀咕咕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一玩儿就是一上午，回家吃过午饭，下午再接着玩儿。深更半夜说梦话，叫的都是对方的乳名。后来又扩大“领域”，一起去河岸或草甸子上挖婆婆丁、蒌蒿芽、苘麻菜、芨芨菜，给全家人蘸酱吃。还去田边地头儿找寻“甜悠悠”。甜悠悠有黄色的也有紫色的，黄色的吃起来更香甜。跑来跑去跑累了，就找个干干爽爽的小土坡，摊手摊脚地躺下来，一起看天上飘来荡去的白云朵。

后来他们上学了。从上学的第一天起，不论上学和放学，两个人都是结伴而行。每天清早，先吃完早饭的一个，必定要跑到大门口，去等另一个，待另一个一出来，两人便肩并着肩，一边叽叽咕咕地说着话儿，一边走出屯子，向学校走去。及至后来升了初中，学校也由邻屯改到了镇上，情况才有了些许的变化。大概因为年龄都大了一点点，开始知道不好意思了，他们才不再并肩走了，变成了一个人在前边，另一个人相跟着，中间儿还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一般是朱景昌在前，阙亚芹在后。而且轻易不说话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好似全无交流。起码在别人看来是这样。可是，在他们的感觉里，却一定不是这样的。是什么样的呢？不知道。

另外，不论小学还是初中，朱景昌的学习成绩都要比阙亚芹好一些，每次考试，朱景昌的排名都在阙亚芹的前面。

可惜的是，朱景昌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就退学回到生产队，当了个“半拉子”社员。据说，朱景昌退学，主要因为他家庭成分不好，是富农。当年有个尽人皆知的词汇，叫“黑五类”，内含五种人：地、富、反、坏、右。其中，“地”是地主，“富”是富农，“反”是反革命，“坏”是坏分子，“右”是右派。凡这五种人，都属于专政对象，“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这话也是人人皆知的。据一个朱景昌初中时候的老师讲，朱景昌退学前，曾经找他谈过话。那位老师回忆说，那是在一天放学以后，天都擦黑儿了，朱景昌来找他，脸上神情挺凝重，见面并没有马上说话，过了一会儿才说道，他不想再读书了，打算回屯子干活儿去。老师很吃惊，问他因为啥，他说，他跟别人不一样，念书也是白念。就是毕了业也没啥前途，照样得回屯子干活儿，反正早晚都得走这条路，还不如早点儿回去……

那位老师说：“……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都不敢看我，一直看着墙角。倒是没哭，忍着。我本来还想劝劝他，当时也有一些现成话儿，比方出身不能决定一切，重在个人表现什么的。可这些话连我自己都不敢信，怎么能拿去劝别人呢？因此只有叹气。……朱景昌学习刻苦，又懂事儿，平时不声不响，回答问题时却总是有条有理。像这样的学生，老师都比较喜欢。我对他也是另眼相看。我们师生的关系一直都挺好，超过了许多同学，应该说，他对我很信任。况且我一直觉得，他会有点儿出息……”依老师所言，朱景昌当时并没哭。可是，这位如今白发苍苍的老师，说着说着，却流出了眼泪。

朱景昌退学没多久，阙亚芹也退学了。这是人们没有想到的。阙亚芹没有朱景昌的问题，她家的成分好得很，是雇农，绝对的“根红苗正”。不单如此，阙亚芹她爸还是个党员，而且在不久的以后，又当上了大队的“革委会主任”，经常给人们开会，传达上级文件。那么，阙亚芹退学的原因，可能就比较复杂，不易说得清楚。也许是她看到当时学校乱糟糟的，每天忙于参加“运动”，同学都不再学习，觉得没有意思了；也许是跟某个或某几个同学闹了矛盾，觉得很不开心；也许是她什么事情没有做好，遭到同学嘲笑，老师批评，让她觉得难堪……总之，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心思已不大容易猜透了。

退学后的阙亚芹，与朱景昌一样，都成了生产队的社员。所不同的，是阙亚芹没有干农活儿，而是作了记工员兼生产队的管理员，每天只需打扫打扫开大会用的会议室和开小会用的办公室，就能挣八个工分，比朱景昌还多两个工分。不用说她这是借了她爸的光。——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滕家渡有一位老乡，六十多岁了，是个很爱说话的人。他说他比朱景昌大两岁，曾经跟朱景昌一块儿在生产队当过社员。他说他知道好多朱景昌跟阙亚芹的事儿。按他的说法儿，阙亚芹不念书，回屯子，说白了，就是因为朱景昌……

老乡说：“……那阵子，朱景昌跟阙亚芹，他们可都是火烧火燎的，经常要碰个面儿。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就不期然遇见过。当然了，他们也不是想碰就碰得上的，要用心去‘踅摸’，要找借口，找机会。啥事儿都是这样子，只要你上了心，机会一准儿有。他们为啥要这样呢？那只能是俩人儿之间发生了……恋爱……”

事实证明，这位老乡说得没错儿。朱景昌和阙亚芹，他们的确发生了“恋爱”。但这“恋爱”是何时发生的，却没有人知道。可能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吧。

就像人们说的，爱情就像一阵春风，总是悄悄地吹进你的心田。

人们还说，爱情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必定要发芽、长大！

可是，朱景昌和阙亚芹，尽管他们“火烧火燎”的，但一切都需偷偷地进行。他们不敢在人前说话，甚至不敢直视对方，看见了也只当没看见，最多只能匆匆地一瞥。他们只能秘密约会。那一般是在夜晚，或人们晌午歇息的时候，或者是下雨天儿。他们会在小树林、苞米地、谷子地、高粱地、后园子、草甸子……偷偷地相见。这些地方，也都处处留下了他们青春的身影，留下了他们的传奇和传说。

他们会急切地拥抱、亲嘴、抚摸。他们拥抱得那样紧，就像害怕对方会突然跑掉一样，他们干渴的嘴里吞吐着热烘烘的气息，那气息既香甜又苦涩。他们还会絮絮叨叨、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话儿，说的都是零零碎碎的事情。说这一天你累不累？说你今个儿吃得饱不饱？说你哪天剃剃头吧，看你这头发，乱得跟草一样；说我今天看见你妹小花儿了，她还朝我抿嘴儿一笑；说我听见我爸对我妈说，有人要给我保媒呢；说你知道不，明天生产队要派人上公社去领“红宝书”，领回来一家发一本儿……

一般情况下，都是阙亚芹说，朱景昌听。

说着说着，偶尔会听见阙亚芹突然而短促地“哎呀”一声，可能是哪个地方被弄痛了。

他们并不是天天都出来，但至少一个星期要出来一次。

终于，后来的某一次，在一个千里朗月、遍地银白、微风习习、夏虫吟唱的夜晚，他们偷吃了禁果。

他们很害怕，怕极了；可又很幸福，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

没多久，阙亚芹怀孕了。

朱景昌必定在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件事。

他要跟阙亚芹结婚。

还是那位老乡说：“……照我们这旮儿的习俗，就算你是‘恋爱’的，男方也得找个媒人，到女方家里去说媒。实话说就是走个过场儿，人家早就恋上了嘛！……估摸是在第二天——这事儿我说不很确凿，按理儿应该是的——朱景昌就跟他爸说，让他请个媒人，上阙亚芹家去，找她爸和她妈，给他跟阙亚芹保媒。朱景昌他爸立马就找了人，找的是我们全屯子最会保媒拉纤儿也最能说会道儿的老姜婆子。为这个，朱景昌他爸还特意抓了一只老母鸡，趁下黑儿，给老姜婆子拎去了……”

接下来的事儿，则是全屯子的人都知道了的。

那天，老姜婆子来到阙家时，阙家正在吃晚饭。这是老姜婆子认真考虑后，有意选择的。以她多年的经验，这个时间，一般来说气氛最好，人们也最容易应承事情。还有一点，是因为阙亚芹她爸是大队干部，事情多，这会儿才最容易堵到他。

照例先说了几句客套话儿。主要是老姜婆子把阙亚芹的爸爸妈妈，连同阙亚芹的兄弟姐妹们，统统奉承了一番。之后，老姜婆子说明了来意。可是，没等老姜婆子把话说完，阙亚芹她爸就黑下脸来，还把饭碗往饭桌上重重地一蹾，怒气冲冲地说了一番话。

阙亚芹她爸说，他是党员，又是领导，不会跟一个富农分子结亲家。还说这是阶级立场问题，不能含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