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上的农民

冯秋子

草原上，前十几年，搂地毛的农民有很多。

地毛和发菜，是同一种东西。内蒙古当地人管生长在内蒙古中北部特定区域的一种稀有植物叫地毛；别的省市区的人们还有书面语，称它是发菜，源源不断运往南方的装地毛的塑料袋上也标注“发菜”的字样。

专业术语这样解释“地毛”或“发菜”：旱生蓝藻类低等植物。

地毛或发菜，营养价值高，铺展在内蒙古的荒野上，经风历雨，似乎很粗糙地生长着，实际是百般挑剔生长的地方。它多长在砂岩沉积物和风积物造就的红土裸地里，海拔一千米至两千八百米高处，而且须是干旱、半干旱的一部分荒漠草原和荒漠地带，具有典型的大陆干旱性的气候条件。

地毛紧贴住潮湿的草滩和沙地生长，速度极其缓慢，天然产量非常低。在内蒙古草原，凡有地毛分布的区域，植被以旱生或真旱生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草势低矮、稀疏，降水稀少，干燥度高，昼夜温差大，四季刀刻一般分明。内蒙古中北部地区，合乎地毛生长的基本条件，为适宜地毛求生的地方。

地毛无根、无叶、无茎，呈黑色，幽光发亮，形如人发，丝网一般缠绕在其他植物的茎基或枯枝落叶等死地被植物的上面，是干旱、半干旱草原特有的一种混生苔草。千百年来，地毛匍匐在北方的草地上，与北方的芸芸众生一起，聆听草地的声息，追随自然的召唤，动静自如、内资惬意，从容地顺应着上天，款留着行走于草地的灵敏的动物群落，与它们达成了休戚与共的默契。

地毛若是遭遇搬家，一般是在土地被动物狂暴地践踏之后，或是在其他外力的作用下——比如风，它的身体发生断裂，脱离土地，被风搬运到别处，被动迁徙他乡，重新分布。地毛搬迁至何处，由风决定，风是地毛进行再分布，或者扩大分布范围的主要动力因素之一。如果没有天灾人祸的侵扰，草原上百草均衡生长，地毛能够随风而动，逐年扩大其分布的范围。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持续二三十年时间，规模庞大的集团军式的农民，开进草地搜刮地毛，成为另一种使地毛搬家的前所未有的强大动因。不同的是，风搬运地毛，是使地毛重新分布，自然进入“扩大再生产”的循环规律。被风带走的、断了骨节儿的地毛，一旦找到适宜的地方，便脚踏实地，坠落土地而后再生。人搬运地毛，是做彻底的分割，使地毛及与之相伴生的杂草、与土地割裂，阻断了地毛的生长可能，彻底消灭了或者说剥夺了地毛这一草本植物的自然资源，并在同一时间，由此同一行为，对地毛赖以生存的土地造成根本性毁坏，直接导致北方草原的生态环境严重失衡、失序，并最终呈现无序的状态。

搂地毛，算不算一个自发的系统工程？有进入第一线搂取的，有走村串户收购的，有固定地点加工、出售的，有不断上升的客户需求消费……

采访搂地毛的农民的过程，我一直被他们处于底线的生存境况所困扰。贫穷与落后的现实，是那些参与或间接参与搂地毛的农民及他们的家庭深陷的沟壑，也使我的脚步沉重如铅，迈不出、绕不开这一残酷的壁垒。北方地区的农民，因贫穷、落后，日常生活、精神渴求和向往受到自然条件和人文因素的严重制约。基本的生存、发展问题长期困顿不前，当某一天，不得不去寻找个人的出路，他们会作何选择？真实情况摆在人们的眼前。

我想，贫穷和落后是不是万恶之源？贫穷和落后是否促使沙漠化的进程加深了、加剧了？

我们不妨在这一思路里作些盘桓。

21世纪初启的两年，我跟踪采访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商都县一个乡的农民，对他们大规模开进草地搂地毛的事件做社会调查。亲眼所见，土地日益沙漠化的现实是怎样地严酷和惨烈，由此造成的草地退化的形势又是怎样地日益紧迫，似乎再没有消极、迟疑和拖延的余地。这样的现实情景，对人们有限的生存空间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处于这样的生存空间，好像无从谈及对美好生活的念想或者梦想，来不及构造个人的精神生活，来不及发挥个人潜在的创造性，来不及舒缓而放松地做个甜美的、风和日丽的美梦。因为在大规模沙漠化的趋势逼进下，人们节节后退。内蒙古商都县农民郭四清的家乡，也有一大半土地沙化，没成家的年轻人已经走光，有家口的中年人纷纷举家迁移，能迁移多远就多远，逃离开祖祖辈辈生长于斯、埋葬于斯的村庄。辽阔的内蒙古草原，常年经受风沙的侵袭，到处可见被掀出的脊梁骨。那些日见增多的沙丘，条条缕缕，割破了草原，形似一道道伤痕，在许许多多个昏黄的日子，不能自已地呜鸣。

为了生活，为了有所收益，甚至获取暴利，人们选择了对地毛下手。

地毛是人的希望。地毛成为人们吃苦耐劳的理由。

风是为了什么而起呢？风由小而大，由大而无法无天，以至疯狂扫荡，打破常规、恣意妄为。

但是对地毛来说，风无论如何只是辅助性动因。真正的主因是人，人才是决定地毛生死存亡的根本性因素。人所处的决断的地位和形势，在人的生存条件、生存意欲和文明要求相互之间不甚和谐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常常表现出不加掩饰的、赤裸裸的欲望和急功近利的野蛮粗暴形态。人对地球的无序开发，便是明证。这股邪性力量侵扰、裹挟着草原，日益地把草原推向了没落和毁灭的边缘。

其他的，比如风，会因人而改变习性，改变它们对地球的态度和姿势。这一点，不是那个叫郭四清的农民做或不做搂地毛的事情就能够改变的。

我只是被郭四清打动，想看见个人的真实世界。想看见20世纪末、21世纪初，风沙下的某个人生存的理由和方式。想知道进到草原的农民，跟草地的深重关系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格局，是怎样建立，又怎样呈现的。

我想从客观的、人的角度进去，见识和思量一些真实存在的东西，如果走出来的时候，还能保持客观的、人的形状，再好不过，我希望。

回内蒙古，我想找一个人。就是郭四清。

介绍我找郭四清的人，是跟我这么介绍郭四清的：“我给你说不上个甚，也不能说个甚。你看看那个二不愣去哇，看他给不给你说。那是个人物。”

我问他，你说的“人物”，是什么意思。

他说，敢说敢做，没怕的，打起架来不要命，外号叫个二不愣。

在内蒙古汉族居住区域，很多男性被称做“二不愣”。这是一个广泛的、对不怕死、不惜命的男子的称谓，就像我们旗，喊叫有点莽撞的男子和女子为“愣道尔吉”一样，是没有恶意，但有浩浩荡荡之感的一种称号或者标识。所以“二不愣”特别多，如我们旗的“愣道尔吉”特别多一个道理。2001年5月3日，我在乌兰察布盟所辖的商都县一个村庄，问询到郭四清的家。郭四清的两间土坯房子，堵着窗帘，上着锁，久无人烟的冷僻样子。院里靠墙的地方，滋长了几根孤零零的灰灰菜。从叶片到根茎，挂牵着零敲碎打的、灰白色的蜘蛛网络。

隔一堵院墙，就是郭四清的父母家。郭家老人居住一堂一屋两间低矮的泥土房。外间贴墙那里，堆聚了七七八八的杂物和农具，几口黑瓷大缸上架着木板，木板上摞着大大小小的纸箱，黑暗阴凉。里间屋住人，一盘大炕上铺了两块接不住缝儿的烂炕席。炕头那里坐着一位棱角分明的老汉，他相貌温和，正抽烟袋锅。看起来比老汉苍老不下十岁的妇女，是郭四清的母亲，她窝在灶坑那里，费力地呼嗒风箱，正在烧一锅开水。

郭老汉说，二小子郭四清外出打工两年多了，人不在本村。

他反过手，从炕席底下抽出一张田字格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

是郭四清留给父母的下落地点？

郭老汉说，是郭四清的地址。

他说，字写得丑，你甭见笑。你看一下，知道个大致方向。

我跨上腿，坐在后炕沿上，跟郭家二老聊起家常。

这是郭老汉三小子的儿子写下的。小家伙去了一趟郭四清那儿，老汉指拨他，这回逛了城市，长短得写个作文。小东西不给写作文，一回回推托，老汉不饶过，小家伙写了这么一行字，交给郭老汉顶了作文。

郭老汉说，找郭四清，你得去白音察干。

郭四清的母亲硬让我喝一碗水再动身。她说，不喝水，不能行。哪有不喝一碗水就动身这种道理。

抄下这个没有街道、门牌，只有“汽车站东刘二铁匠房后过马路再往东一拐左面大院里小南房”的联络地址，喝下一大瓷碗郭四清的母亲为我搅拌均匀的白糖水，我驱车赶往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右翼后旗的旗所在地白音察干。费了些周折，到太阳快要落下去时，找到了那个“小南房”。

郭四清不在家。

他妻子说，郭四清还在外头劳动。我提出，去郭四清劳动的现场看一看。她说我的车进不去那条沟。一定要去，她领我，走路去看郭四清劳动的“沟底”。她说，说不定走到半路能碰上。

果然出城不久，遇见郭四清了。

郭四清开动一辆农用小四轮，从距离白音察干七八里、洪水冲刷出的一条沟里，正往旗里行驶。车厢装满沙子，上面插着一把大铁锨。小股细沙不时地从铁皮车厢边缘的缝隙流泻到柏油马路上。

这位男子穿戴简陋，像庄稼地里插的木头人，套衣裹裳，长一截里儿、短一截面儿，搭挂起来看，没有一件衣裳年头不长，没有一件衣裳是主要的劳动服装。他身上，隐隐地留存着过去的印迹，不仅仅层层叠叠、零零落落的衣裳是过去年代的，人的神志，也有跟过去纠扯不清的、既简单虚浮又复杂深远的东西。

风一吹，男子的衣裤掀向后边，跟他一心一意想往前方开拔自己、开拔那台小四轮机器，反着方向。声音也是两种，农用小四轮的“突突”声，和兜风的衣裤奋力的抖擞声，在空旷的道路上“呼呼啦啦”地呱嗒。而他高大的身躯和衣裳一样，也在风中颠簸，描画着另外一些形状和模样。

我注意到，郭四清是黄眼珠、高鼻梁、高眼眶骨，还有一对大耳朵。大约他的家族有北方哪个少数民族的遗血。在这里，不到一定的熟悉程度，不便问询这个问题。但我和他年龄相差无几，不似对老年人，不可以造次；加之我是内蒙古人，他不介意我怎样想。我想的是，他是汉族人。

郭四清说：我们就是汉人。郭四清给一个建筑工地拉沙子。

我随郭四清的妻子，跳上他的小四轮，两条腿旋即被车斗子里的细沙裹住、埋死。

虽然已进深秋，包工头还没有给郭四清结算今年大半年的工钱。他托亲戚跟包工头斡旋，包工头最后同意预支他的柴油费，将来，这部分钱从工钱里扣除，至于工钱何时结算，包工头说“年底看啦”。我问郭四清，今年这半年多时间，使用柴油，一共花费了多少钱？他说半年多已经花销了两千多块。别的生活开销有多少？他说不吃个什么，就是水电和烧的煤炭这些费钱。亲戚他们帮了不少。面哩，从老家带出来，肉啦菜啦，亲戚给一些，一年再买个一回两回，就可以了。小四轮在土路上颠簸，老有要翻倒的惊险时刻出现。我不敢和郭四清多说话，怕有风他听不清，分散注意力，路面发生危险情况时看不着，真的把车翻倒。

与郭四清交谈几次以后，我发现，他的记忆力严重损伤。一般情况下，问一句答一句，话少，用的词语也少。问他那次出去遇见什么事情，比如天灾人祸？他说：“没有。”遇见没遇见大雪？他说：“有了。”前后矛盾。而且错着位的时候也比较多。于是我们常就一个问题反复交谈，有时候能理清思路，有时候怎样努力也枉然。但是很快，也许歇息了一晚以后，他又重新回到模糊状况。

不过，偶尔，郭四清也会沿着单一线条走进回忆。那时候，他显得和缓、安静，脸上分布着笑容。他慢慢地在自己的思路上行走，把一件事情讲述得比较清楚。接触时间长了，我把握到一点规律，每当讲到当初身心困顿、深陷麻烦的时候，他的意识就会混乱，两眼散失光亮，整个儿人看起来离心别意，魂不守舍。那种情况下，他谈话时只用一两个词，算作一句话；人呢，坐成一个墩儿，干不刺咧地待着。谈话很难往下进行。郭四清确实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他讲，以往，他打的架比说的话多。一次他打断人家鼻梁骨，赔了一只老母鸡，他送过去；赔了二百六十块钱，他父母跟他“一搭儿”送到人家里。一回、一回地让人家的父母亲数落，又听自己的父母亲数落了个够，他觉得“啥事情嘛这是个，真没意思”，于是就不想再打架了。不过打架已经打出了名，远近村子的人们，习惯上还是怕他，怕他一说不对付就会上手。的确有过，他是用手和脚“说话”，而他的手和脚是非常有力的。那时，郭四清好说：不行？不行咱们打打看。高低上下，打个结果出来。他总能把别人打到对他表示服帖为止。

郭四清谈论起打架的话题，语调干净、利落，显出北方常见的横、狠的“淘气英雄”的本色。

他笑说，一搭儿去搂地毛的人，轻易不招惹他。一说，人家二不愣咋的、咋的……没人敢欺负他。

那一天，就打架的话题，我们叙谈了很久。

隔天再聊，是什么季节出发，去了什么地方，怎么样一个过程，他说，哎呀，想不起来了。

我说，你再遇到着急上火的事，会不会动手打架？

他说，不。不愿意打架。现在脾气没了。

有几次，我和他妻子劳花聊天，劳花告诉我，头天晚上郭四清接受完我的采访，回去以后不睡，又和她讲了好多那些年月的事。劳花对我说了她能记住的一部分。但等我再和郭四清面对面交谈时，郭四清说，哎呀，没个甚哇，想不起来了。仅仅隔了一天，他就想不起来了，又跟原先一样，问一句答一句，而且常常答非所问。为了采访能够继续下去，我改变了一点方式，先和郭四清的妻子劳花聊，再和郭四清聊。带着从劳花那儿听到的点点滴滴，摘要处理以后，请郭四清回忆，从他讲述的事情里面再作追究。采访虽然断断续续的，总算得以进行。我相信，他不是因为顾忌什么而有所保留，是确实记不住那些过往的事情了。

劳花告诉我，郭四清的头痛病、腰痛病就是那些年月落下了病根。他一年四季喊叫头疼、腰疼、腿关节痛。睡在热炕头，感觉稍微舒服一些，但不解决根本问题。随着年龄增长，疼痛越发严重起来。如果有一点着凉，情形就会变得更糟。郭四清的肠胃也损坏了，见到小孩拉屎，他肚里的东西就往上翻，没完没了呕吐。还有记性不好，也是那些年给生生地吓出来的。原来不是这样，那时候在村里，郭四清学习功课正经比他哥哥强。他哥哥郭子义是他们家唯一的高中毕业生。郭子义受的苦少，所以能上完高中；郭四清上到高一，就不去学校了，他去了草地。一趟又一趟进去草地，落下病根，好身体没有了，好记性没有了……

劳花说，真格是患得患失。唉，哪个多、哪个少？人穷没办法，穷人没办法。

2001年10月2日，内蒙古察哈尔草原，降温，下雪。

时隔五个月，我又回到内蒙古。

晚上八点多，如约去见农民工郭四清。郭四清收工不久，刚吃罢晚饭。

一个稍大一点儿的女孩和一个稍小一点儿的男孩正趴在炕沿写家庭作业。灶台根儿，一只低矮的烧火板凳上，坐着郭四清的妻子劳花。她从烧火板凳上站起，过意不去地笑一笑，说：“你们坐哪里呀？”郭四清在一旁搓手，很不好意思，跟着笑。没地方坐，也不便打扰小孩子写作业，我和郭四清出去，坐在院子里随手捡起的砖头上说话。以后又有几次，是去路旁的小吃店，或者去他的亲戚家，聊过去的日子，郭四清记忆中进草原搂地毛的事情。

随后几天的采访也在傍晚进行，在郭四清收工以后，就是郭四清说的“认灯”以后——郭四清管天黑了，电灯亮了，叫作“认灯”。他说，过去点煤油灯，叫惯“认灯”了，现在还是“认灯”、“认灯”的。其实电灯跟人没啥个亲近的关系，不像煤油灯，得“认”它，“认”了它才能亮。“认，不是去点一下灯这么一个动作上的事，不全是。”他努力地捕捉“认灯”的含量。他们家的煤油灯，是他哥哥用完的墨水瓶做的，再往前，是他爹用完的墨水瓶做的，再往前，是个铜油壶……他们家用过的煤油灯多了，他能记住的是这三种“灯壶壶”。灯台一直是那把铜的、高的，郭四清父亲小时候就使用这座灯台。

我想象，很早、很早以前，煤油灯亮起，郭四清一家人守着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由高高的铜质墩座、向上的铜柄杆儿、小孩巴掌心大的铜头托儿，架起那盏黑暗中的亮芯芯灯。大大小小人们的脸面上，定是清明而寂静的。那时，全家人操劳完，闲下手，坐在煤油灯周围，有一句没一句说着话，眼睛盯住煤油灯的亮芯芯，一齐聚集在那儿，灯明心亮的地方。看不够，想不够。日久天长，把煤油灯看进脑子里头，看进心里头，在心里头的心里头，就是灵魂里头，认住了它、认下了它，互相地谁也跑不脱，谁也不想真的去跑脱，使煤油灯成了他们摘除不开的一部分，他们成了煤油灯那个曾经的极为重要的好东西的见证人。

就像饥饿的经历，在中国人心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记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