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霜迹

苍 耳

沙 埂

沙埂与我家居住的曹湾约有一里路。站在村头，朝南边看，一条砂白公路的斜对面那片浓荫中隐现的几痕青白屋脊——那便是沙埂村的一角。尽管你看不见那几乎与公路平行的河流，它在更低洼的地方不慌不忙地流着；但你可以听见它“哗啦啦”的轻响，类似扎红头绳的女孩们用纤手拨算盘珠子发出的碎响。不过，河水在淌过布满五色卵石的浅滩后，便流到沙埂村了。在那儿，河床突然下跌，其声响也变成訇訇然，仿佛一个孩子长大了，喉咙变粗了，臂肌也鼓凸了。沙埂村人深知这一点，他们在那儿建了一个水碾房。

说实在的，水碾房成了我经常去沙埂的机缘。四十年前，我挑一担稻子去碾房是不会想到河流的，但现在我想到了。河流的柔韧之力几十年后仍能抵达我这里。它那虚白的光在我书房的墙壁上一闪一晃。

水碾房是用木板搭建的矮房子，四周爬满了青苔和藤萝，踩在地板上其实是站在轰响的河流上。木碓碾出来的是新米，晶莹细亮，有一股好闻的清香。尽管乡村很穷，吃不饱肚子，但村民是最早吃到新米的。透过河风鼓荡的小木窗，可以看到河对岸那一片青青的桑园，三两头黄牛和一垄垄开着小黄蕊的花生地。更远一点儿的，便是青黛的丘峦和砖雕般的村舍了。我曾经跟一群村妇在桑园采摘过桑叶，或者在花生地里薅草。当然，蜥蜴是最喜欢水碾房的。它们躲在藤萝的下面伪装成叶子，然后伺机闪击笨头笨脑的苍蝇和瞎撞的昆虫，但对敏捷的白蝴蝶和红蜻蜓，它们无可奈何。

我常去沙埂还有一个原因：那儿有一个毛豆腐作坊。提起毛豆腐，游过徽州的人大都知道。不过，我家在陵阳那会儿，毛豆腐不过一道土菜而已。老实说，第一次见到白茸茸的毛豆腐时，心里直犯怵。发霉的东西也能吃吗？陵阳人真怪呵。母亲将毛豆腐放在锅里油煎好，那颜色变成黄中带青，外面包着一层油亮的豆皮儿。母亲说，你吃吃看，味道不错的。我搛了一块，刚放进嘴里就直想吐。可是母亲吃得有滋有味，堂嫂也是。她们不过比我早来陵阳几个月，竟这么快就学会做这道菜了。

母亲说，乍一吃也不习惯，越吃越有味了。

我记不起来是何时才发觉毛豆腐真的好吃，但受母亲影响是肯定的。我发现，母亲与徽派文化这种氛围有某种天然的关联。她很快就融入村中，仿佛土生土长在这儿，会说一口当地的土话。其实每个人来到陌生之地，都会披着一层看不见的文化铠甲。当年我的不适应，想来大抵如此。一个人常年生活在徽派老宅里，看着精美的雕梁画栋，闻着怪味又怪香的毛豆腐气味，日子一久，你的那个“铠甲”便不知不觉融解掉了。

母亲常叫我去沙埂买毛豆腐。那个作坊很小，距水碾房不远。作坊屋宇很高，朝梁上看去，久经烟熏的瓦顶一片乌暗。一层层豆酱色的屉笼码上去，师傅打开其中一屉，里面的毛豆腐像秋霜一样浓白。我不知道，屉笼的豆酱色到底是年代久远所致，还是烟熏火燎所致。毛豆腐的做法，据我所知是将沥干水分的老豆腐切成三寸长、半寸宽、半寸厚的块状，然后在竹制的屉笼中放上稻草，再将这些豆腐块放在稻草上，不久这些豆腐块就长出一层厚厚白白的绒毛。后来听人吹徽州两大名菜，一是臭鲑鱼，一是毛豆腐。两菜相比，毛豆腐当在臭鲑鱼之上，有民谣说“徽州第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哈，要我说，沙埂的毛豆腐最好吃。秋白先生在《多余的话》结尾叹道：“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可惜秋白没来过沙埂，否则他会加上：毛豆腐的味道，又是豆腐中最独特的。

毛豆腐成了我早年乡村生活的一部分。这与游客品尝风味小吃完全不同。打个比方，后者吃的不过是植物的果子，而前者还含纳了它的青枝落蕊以及下面的根茎和泥土——毛豆腐的平常、清绵、土气，让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感觉不到它和你潜存的那种根须般的关联。毛豆腐有好多种烧法。比如红烧，佐料有辣椒、酱油、葱末、蒜泥，有的还放些茴香、料酒和肉末。但这种烧法只适合那些不习惯毛豆腐口味的旅客，因为它盖住了它的原汁原味，并不可取。至于清蒸毛豆腐和毛豆腐汤，我只听说，没尝过。陵阳当地也没这烧法。如今徽地酒家盛行小炒毛豆腐，配上咸菜、火腿，或者毛豆什么的，也各具风味。以本人之好，还是油煎毛豆腐好，味道正宗，那是母亲最拿手的。

离开毛豆腐店时，有时师傅会两眼放光地说：今晚沙埂有电影。这个好消息给我一激灵，心肺也兴奋得像毛豆腐一样疯长起白毛。那时，乡民看电影如同饥民抢回一袋洋芋。几个月或半年可轮回一次。沙埂属沙济公社，而曹湾属陵阳公社，两边电影队来的时间和频率不一样，曹湾介于两者之间，乐得两边沾光。

白的影幕每次都挂在一个大台上——台的后半部是生产队的粮仓；台下很空旷，是一个很大的晒谷场。平时晒好的稻谷，很方便地挑到台后的仓库里。现在想来，那个大台子必定是古戏台，可是“文革”那些年，古装戏不准唱，便改成粮仓兼放电影了。记得有一年盛夏放新片《青松岭》，那个老头赶着马车，甩着长鞭，正高唱“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时，突然狂风大作，天上的闪电像“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吔，叭叭地响哎”，“隆隆”的雷鸣则像“劈开那个重重雾哇，闯过那个道道梁哎”，没过一会儿影片就戛然而止。于是社员们四散而逃，我也拼命往回跑。可是我逆着大风，跑不动。公路两边的白杨树疯子般地手舞足蹈，狂风像河水一样灌入口中，呛得喉咙生痛。跑到家时如同溺水者被救上岸，浑身已散了架。可是没过一会儿，暴风雨就停了，又听见电影接着放了——“要问大车哪里去吔，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哎，哎哟喂哎哟喂……”然而我奔的不是亮晃晃的“前方”，而是乌漆漆的“后方”哎，哎哟喂哎哟喂……

关于沙埂，似乎只有这些了。隔了这么多年，那条河早忘记我了。不过，走在江边时我又想起一个女生来，她好像姓林。对，她就住在沙埂。每天早上走到陵中，她必经曹家湾，因而与我们几乎同时。她长得很清秀，脸蛋红扑扑的，短辫上扎着红头绳，穿一件很旧的灯线绒绿褂子。我跟她很少讲话，但天天见到。她比我矮一个年级，跟抗旱一个班。那时一道上学的有龙伢、抗旱、汉青、小八子等。我们沿着曲曲弯弯的河岸，背着书包高高低低地晃荡，边走边玩，尤其是放学后，不是拔萝卜吃，就是在草滩上打扑克；如果打鱼的汉子撑独木舟来了，就待在岸边看黑鸬鹚钻入水底捉鲹条子。然而，一年后，她的身影突然消失了。抗旱告诉我，她家是地主成分，很穷，姊妹又多。过了一段时间，龙伢说林某嫁人了。在乡村，嫁女儿如同“泼出去的水”，“早嫁”更成了特色的“洗贫”的土法子。但林某不过十五六岁，在城里还是撒娇的年纪。她嫁到哪里，又嫁给了谁，不知道，也没人问。

也许这就是生存本身——如同沙埂的沙子掉到河流之中，也如同我的记忆灌满了沙埂的沙子。无量数的生灵在那个年代喘息、挣扎、郁闷，偶尔也数星星、唱戏，寻索一点儿快乐。其实，这快乐也有待于大地轮回的秩序，比如腊月来了，沙埂村便响起零星的鞭炮声，村巷间飘溢着冬米糖和煎毛豆腐的好香味，村伢们也跑得跟乱窜的小梅花狗似的。

霜之我见

霜并非纯白之物，更非恒久之物。“饱经风霜”这种陈词滥调仍被我们津津乐道，可是我们对于霜或霜降，哪里谈得上真正的了解？不错，霜是寒冽的，严酷的，但它并非仅止于此。霜在我看来是这个世界最清澄的事物之一。在皖南的丘陵和旷野，一望无边的清霜隐隐地笼一层幽烟，如此浩大，如此气盛，又如此静谧，完全具备一种正反同体的博大气质。它不像积雪那样遮盖一切，让你看不透下面隐藏着怎样的真实；也不像露水那样滋润着什么，以至于常被政治借用为一种恩典的喻体。它寥廓地降落在晚稻收割后的旷野、堆着秸秆的棉田和河边桑园之上，以一种似有似无的微白使它们浑然一体，连浅滩上的卵石也变得清莹莹的。

其实，若凝神注视——它是带有一种不为人留意的浅灰，或者淡青。我不知道这是仅仅属于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更接近皖南之霜的本相。

有一年深秋学校搞野营拉练，黑黢黢的队伍在稀薄的月光下行进。南溪一带是通向黄石岭的必经之路，那儿冷冽异常，几乎没有风，但感受得到空气的湿重以及降速，鼻子被刺得痒痒的，不断有人打起喷嚏来。那真是“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天光大亮时，每个人的头上、肩上都蒙上一种锡亮之物；再看地上已铺满一层淡淡的水银，仿佛昨夜月光留下的痕迹。你看呵，南溪的清霜高高低低，莽莽苍苍，竟有一种随山石赋形的峥嵘与奇诡；那秋草的枯黄和杂树的斑斓，在一层澄明的薄纱下慢慢洇现出来。这是我在远处所看不见的——在曹湾我看见的远山不是青黛，便是银白。

一串山雀子忽地飞起，惊得乌桕的细碎的赤叶纷纷飘零。至于巨石下的残雪已失却耀眼的银色，于苍黄的背景下略带暗紫。走过一段遮满枯蓬的山道，前面的人影被几丛高大而萧瑟的霜茅遮断，那情形一如此刻的我窥视那时的我。

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在南溪的山道上，我摸摸自己的头发，冷浸浸的，湿漉漉的，我明白这就是霜了。如今想来，那时老天爷是真把我当作一棵草的，但在当时我不敢这么想。人定胜天嘛，怎么可能是一棵草？除非你的头脑长满“毒草”！据抗旱父亲说，大炼钢铁那阵子，到处都是小高炉，老天似乎霜也不下了。这有点不可思议。但抗旱说，这有什么奇怪？“扫四害”那阵子，村子里不是连麻雀也很少见吗？

一般而言，在霜野上最先留下的是鸟迹，其次才是人的脚印。然而，在皖南乡村，最早踩踏在霜上的是猪们，然后是捡猪粪的。在曹湾，最早出门的是地主钱来。他提着猪粪筐，捏着木耙子，鼻端呼出的气息如同掰开烤山芋冒出的那种白。他用双眼扫瞄着被清霜染白的地面，分辨哪是猪粪哪是土坷垃。说实话，如果撇开被征购以及被屠宰这一点外，猪堪称村子里最自由的居民，譬如它们可以自由地晃荡，自由地撒欢以及自由地屙屎。那时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讲究卫生，即便被狗咬了，也没有疫苗可打。想想看，如果猪们不自由，地主钱来哪有猪粪可捡？完不成猪粪指标的钱来是要倒霉的。

我猜钱来会感激秋霜的。因为它，他成了第一个出门捡猪粪的人。

而我的母亲也会起得很早。她到山岗边的自留地去拔萝卜。“霜打后的萝卜好吃哟，甜丝丝的。”母亲常常这样念叨。萝卜被山里人称作土人参，其实它更像古朴的小顽童，在霜降后慢慢拱出地面，头上顶着柳圈般的敷上银粉的绿缨子。而那一垄包心菜、黄牙白，竟把清霜当作面粉吃进肚里了。它们真贪吃呵。至于老辣椒、老冬瓜们早已粉墨登场，它们唱红脸、扮白脸演绎着长盛不衰的喜剧。但最终，它们与霜花、与地气融为一体。而每年秋后，母亲都要做一钵子酱放到围墙上经受霜露。

母亲踩在清霜上的脚印依旧清晰：从村头一直延续到土岗那边，然后消失。四十年后，我与皖南之霜再次相遇。我已两鬓斑白，跟霜茅差不多。人的微贱，不到此时是感悟不到的。大前年，母亲的身影已永远消逝在记忆中的土岗后面了。

在那特殊的年代，霜是被我们忽略已久的践物；而我们成了被霜草所遗忘的贱物。不是吗？

青 花

那沉着、幽蓝的青瓷在昏暗的楼厢房里仿佛有一种微响。它是一种脆薄的存在。在狂乱易碎的年代，它的存在竟成一个奇迹。

1971年寒冬，堂嫂来县城参加招工考试，顺便带我回到陵阳的新家。那时我在青阳中学念初二。父亲不得不把家从乔木迁到这儿——他发现那座队屋的扇墙有些倾歪，继续住下去是恐怖的。新家是一座两层徽派老宅，自柱础以上的墙面皆为板壁，上面的漆皮呈乌暗色——年代确乎有些久远了。但柱梁相接的木框架结构稳厚而精巧，即便青砖外墙倒了，房子也不会倒；更妙的是，雕梁画栋使这座老宅，成了一件徽派艺术品。高隆的天井飘泻着静寂的清光，从镶着玻璃的多面体的井罩透映出瓦灰而绵远的苍穹。楼上环绕的雕栏和顶层暗红的漆板，使它的纵深有了层次感和质感。我必须承认，它突然改变了我对屋宇的空间感受。照壁前有一个深酱色、镂刻精美的几案，后面则隐藏着通向楼上的木梯。

我踩着木梯“咚咚”地上了楼。堂间斜顶上有两片亮瓦，四围的红雕栏不再鲜艳，且蒙着尘灰，但仍让人想象当年大家闺秀扶临的云鬓倩影。我从明亮的右厢房转到昏暗无比的左厢房，那里面的光线薄黄、暗弱，西墙上仅有一扇玲珑小窗。这时我看清一个雕刻精美的木榻，上面放着两个叠在一起的青瓷大盘，如同浮起在水面的睡莲。我小心翼翼地拿起上面那个，有点抓不住的样子，硕大、凉浸、沉甸甸的；盘面和边沿披缀着好看的翠蓝花枝，令人沁心。我长这么大，从未见过这么硕大这么养眼的青花瓷盘。翻过来看盘底，一个大大的“清”字映入眼帘。我知道这是个古玩意。它上面的积尘清晰地印下了我的指纹。

我不知道在我之前，有多少人摩挲过它。那第一个端详它的人是谁？隔着几个年代的雾峦云巅，我无法看见他。他也不可能看见我。但是他和我都摩挲过这个青花瓷盘。我傻乎乎地想，这么大的瓷盘要盛多少菜呢？如果放在八仙桌上，又能放几个这样的盘子呢？不过，假如它真的出现在餐桌上，那可真的满堂生辉呀。

还有那个雕刻花鸟的枣红色木榻。且不问那上面曾经躺过谁，那人曾经怎样吞云吐雾，反正两个青花瓷盘叠放在上面，倒不失为一种归宿。在昏黄的光线中，木质的和瓷质的，慢慢结合成一个整体——青花成了唯一开不败的幽蓝光蕊。

我感到奇怪：这可是生产队的队屋呀，瓷盘被遗忘似的放在这里，竟没人感兴趣，也没人打它的主意。也许它太大，不实用？事实上，在我家搬来之前，曾住过一个解放军的汽车连队。他们撤走时也没带走它。我们在陵阳栖居了六年，这两个青花瓷盘一直摆放在原处。我从未见过母亲用它来盛菜，或者摆放果品、瓜子之类。

然而不实用，并不足以让它们存留下来。我想还有它的超逸和精美，那种让你过目难忘的青幽透薄，使得人们不忍丢弃或者打碎它。

现在想来，在一个填不饱肚子的贫瘠年代，两个青花瓷盘因它的精美且大，它的无用而侥幸存留下来。它属于另一种生命——只会有伤疤，但不会有皱纹。

家中前后有两个院子。后门的院子大，前庭的院子小。但前庭有个小花坛，里面栽着细小而火烈的太阳花，以及一丛胭痕般的指甲花。但我想知道这座老宅原主人喜爱什么花。据村民说，此宅解放前为保长的家宅，后来在土改中被充公，成了生产队的房子。其家人也风流云散，不知去向……

一座老宅经历的变乱和沧桑，不是我辈完全能体验的。那里面有太多的伤痕和辛酸，也有不堪的惊惶和噩梦。而我曾置身于这个和平的变乱时代的皱褶之中，如同指甲花的枯叶裹卷的一只小虫蛾，算得上一个微不足道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我家搬离前，两个青花瓷盘被自称省文物部门的人收购，但我一直怀疑它落入私囊。为此我责怪父亲为什么要相信他们。不久，陵阳来人说，那座老宅遭到拆毁，在花坛下面竟挖出了大量银元，当即遭到哄抢。它们当年就沉睡在太阳花和指甲花下面。那可能是老宅主人被迫离开前最后的秘密。

但老宅主人不知道真正的镇宅之宝并非银元，而是那两棵硕大透蓝的青花。时间是一种酶。它帮助我慢慢回味它，消化它。我至今仍能在虚无中抚摸它们，仿佛抚摸我的青涩岁月以及那透蓝脆薄的前世生命。

窑

窑是皖南现存的最古老的特殊作坊之一。只要你漫游在皖南的丘野平畴，时不时会看到古拙的土窑。窑跟所有突凸在外的事物不同，它是凹进的、深孕的和包容的。70年代初那会儿，我常在生产队的土窑边玩耍，看窑工如何制作砖瓦的土坯，以及如何烧窑。土窑的简陋和穹隆，在那个少年看来不过是灶洞的放大罢了。一个用来烧饭菜，一个用来烧砖瓦。烧好的砖瓦用来盖另一种穹窿——房子，以便人们在其中栖居——做饭、睡觉、繁衍后代。在陕北高原，窑洞干脆用来住人，因为挖窑洞比做房子简省多了。昏黄乡间的事物确实好玩，简单、顺手而又原始。

窑是属阴的，从窑口进入它的内部，可以感觉那儿像子宫一样空阔、绵韧；而窑火则代表阳力，一种再造所不可或缺的力量。土窑让我窥见这片大陆上最隐晦的生存秘密：历经无数次战火、灾害和毁灭却得以再生的秘密。秦砖汉瓦，唐陶宋瓷……一代代面孔黎黑的先人挖起窑土，和泥做坯，然后从窑口观察火相、烟色。有一次我漫游途中遭遇暴雨，附近没有民房，幸亏有一座土窑。进去一看，黑乎乎的，空荡荡的，原来是一座废弃的土窑。打心眼里感谢它为我遮风避雨——同时触及它弥漫的“无用”。那一刻，“废弃”成全了我的“幸运”。慢慢适应废窑内部的光线后，才看清窑壁布满了烟火色，窑顶现出锅底大小的圆孔，从那儿可以看到老井般深幽的天空，周沿杂草疯长，瓦灰的光和雨水从那儿倾注下来。我不知道这儿出过几窑砖瓦，从周遭为取土而挖出的深坑看，它存在了好几年。其实，废窑是窑的一种死亡形式，它否定自己后仍显出自我再生的泥土本色。在我家落脚的那个皖南山村，清一色的草房聚拢一起，看上去像松林底下滋生的蘑菇群落。后来，村里开始烧窑，而且只烧瓦。为什么不烧砖只烧瓦？不知道。唯一的解释是烧砖烧不起，那个山村实在太穷，填不饱肚子，青黄不接时靠返销粮维持生计。

后山坡那儿挖筑了一口土窑，支起几排长条状的茅棚子，邻居小狗子和对山的秀成便在那儿干活。他们先挖起黄黄的黏土，再挑到茅棚里；然后在黏土的周遭围筑一个坝，浇入适量的水，牵一头老牛来踩踏黄泥，人也光着脚与老牛一道工作。很粘很粘的黄泥跟着牛蹄跑，撵着人脚跑，“叭叽叭叽”地响。在村民眼里，泥土是母性的，播撒种子是男人的事，女子一沾边，收成就不好。小狗子一边踩泥，一边叹道：踩呀踩，狠劲踩，踩个泥伢好过年。他讨媳妇几年不生伢，苦恼得很。于是把憋足的劲儿全撒在“踩泥”上了。

黄泥慢慢踩“熟”了，就不粘脚了。那时候，我喜欢看小狗子做瓦坯。轮钧上置一模桶，一边用脚转动轮钧，一边用钢丝弓削一坨熟泥贴上桶壁；窑泥随模桶转动而变薄变匀，光滑熨帖，仿佛是窑泥自己长出的皮肤。停下轮钧后，用瓦刀刮去毛边，再将模桶提到棚外，抽去模桶，泥筒子便立在地上，如蝉蜕皮，晒干后便裂成四块瓦了。瓦坯干透后，码成一垛垛的，够一窑烧，就可以装窑了。装窑也有讲究，瓦坯码在窑膛里，必须让火道和烟道上下畅通，不堵不塞，否则瓦坯烧不透，甚至整窑都可能报废。当然，最讲究的还是烧窑。前三天用毛柴烧，后三天用硬柴烧。烧窑最忌夹生，半灰半白，就像烧饭走了气。秀成年龄不大，但烧窑很有经验。他会看火相、温高和烟色，每天都吃住在窑边。烧窑大都是在冬闲时节，窑门前是最暖和的，听着那窑膛里哔剥有声，呼呼风起，再放个山芋在边上，很快就烤出好闻的焦皮的土香味。三年后我家搬离那儿，不久听说秀成死了。堂嫂告诉我他是吓死的——夜里回家经过一片坟地，听见“鬼”叫，后来就得病，神经错乱。还有一种说法，说他虐待老娘，有天他踹老娘一脚，正踹在心口上，自此卧床不起，不久就死了。他大约心中有“愧”，因此才遇到了“鬼”。秀成的父亲是个木匠，背脊伛偻得厉害，我家的八仙桌就是他打的，用的是半干半湿的松木料，父亲请漆匠上了红漆。可是桌面很快就变形，不像样。

封火门后，青烟燃净，小狗子已准备好足够的水浇窑。一担水浇下去，“嗞”的一声腾起雾状水汽，柴烟味、湿炭味随之弥漫开来。浇窑要慢慢来，浇急了不行，浇断了也不行。青瓦的品相、色泽，全系于浇窑这最后一环。至于出窑，看起来是最轻松的，但恰恰是最脏最累的活儿。满窑的柴灰让搬运者成了大花脸，唱胡传魁、黄世仁不用化妆了。记得那年出窑时，半山腰上的雪线远看像木匠弹下的墨线，近看则如满畈涌动的棉株炸蕾。不过，松风时不时会将雪尘吹下来，恍如被村娃子吹散的蒲公英。天色放晴了，积雪却不是一时能化净的。秀成家住在对面的山岗上，那儿的积雪也很厚。秀成姐姐说腊月还会下雪的，雪线会一直压到她家门口。

任何土窑都将被废弃，但它的能量已转移到屋顶上。在冬天，你望着脚下的黄土变成顶上的青瓦，你会发觉又一年时光在腊月出窑了。

当地有很多人家盖不起青瓦，更不敢奢望砌砖墙。他们便用模子铸土砖——比青砖既厚且大，当地人叫土坯。这种土坯房冬暖夏凉，也很牢实。在皖南乡村，你随处可见这种土坯房子。最奇的是，当地村民用一种页岩当瓦，那一片片的岩石薄薄的，青灰色，虽不规则，但覆于屋椽之上，并不漏雨，而且比一般的瓦更能防风。现在想来，那土砖，那页岩，其实也是历经窑火——只是那窑实在太宏阔，太穹窿，无边无沿，无休无止，以至于你浑然不觉。领悟到这一点时，你觉得自己实在又渺小又可怜。

我知道我看不透它，而它却可以看穿我——跟看一根燃烧的松枝差不多。好在我仍识得村后山岗那口被废弃的土窑，并在这篇小文中记下它。

《散文》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