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梁漱溟，还是一路狂下去。这自然就有了同毛泽东的当面顶撞。其实所谓的廷争，到最后争的不是是非曲直，而是一种个人的权利，能有雅量让不同的声音透出来的一种权利，但梁漱溟错了，个人在这个时代是多么的渺小，这是强调集体的时代，集体的合唱就会把个人的声音淹没了，你要拒绝合唱那只有沉默，梁漱溟沉默了，一连几年也没有再听到他孤独的声音。

到了大跃进的时候，这时的曹州府已变成了菏泽地区，并且合并到济宁专区，1960年3月12日上午，梁漱溟乘坐由菏泽地委派的吉普车来到郓城，他三十多年前曾到过的地方。当时的郓城县委正在大力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鲁成，鲁成曾任郓城县的县长，因反对遍地的浮夸风以及所谓同情右派的问题被撤职靠边了，因此对于梁漱溟这样一个既特殊又敏感的从北京来的人物，在接待时候的分寸就很难拿捏，有关部门感到非常棘手。为防止靠边的县长借机喊冤闹事，就将鲁成先关进县公安局，这样，大墙内无论你呼喊还是顿足，咫尺之外的梁漱溟就听不到了。而梁漱溟到郓城后，也没有住进当时一般按照接待领导或者上层来人住的县政府招待所，而是被安排到县政府内某一干部的房间居住。为防止意外，县政府派人带枪随身保护，即使梁上厕所也守在门口，围拢得连水也泼不进，只差把梁漱溟罩起来。

山东的“五风”刮的疯狂，但在1960年的2月27日、3月21日，在由舒同任第一书记的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对于社员的生活安排问题……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虽也承认山东存在水肿、饿死人现象，但却把坏事当作好事汇报，报告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还总结形势无限好的几大表现。

为什么最高领导人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底层的声音消失在哪里？有人曾形象地说：你站在天坛圜丘的园心大喊一声，一会儿回音从四面传来。你听到的声音还是你自己的声音。天坛这个地方就象征我们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最高统治者听到的声音都是自己的回声。换言之，他发出什么信息，下面就会送来同类的信息。他不可能听到与他意志不一致的声音。

万户萧疏人似鬼，1960年的郓城农村一样是毫无生气，这时梁漱溟的心情是可预料的，他能听到底层的呻唤么？这里是鲁西南平原，黄壤深厚，无山野之胜，无丘阜之耸，平坦素朴的好像没有特色，天是灰的，地是灰的，面有菜色的父老是灰的，有良知的人还有游览的兴致么？大跃进的农村有什么可游览的呢？梁漱溟最想知道如今的曹州农村是什么样子，但却真被遮蔽了，果然，好戏就在听取汇报后的就餐时开场了。为招待梁漱溟，郓城县专门从百里外的济宁市购买了虾、海参等高档菜肴，由专人在县政府食堂烹饪。午间梁漱溟看到餐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如此奢侈之宴席竟然出现在1960年的这平原的深处，虽然听不到外面的啼饥号寒，但梁漱溟的脸色陡然生变，他用疑惑的眼神从陪同人的脸上扫过，像秋冬之季的冷凛的风，尖锐，嘹历，他说：“这样丰盛的宴席，真香呀。县里这要破费不少的钱吧？”陪同的不知梁是何用意，就连忙赔着笑回答：“郓城是小县，准备仓促，以表寸心，只是尽地主之谊，不成敬意……”梁漱溟开始粗声责问陪同的人：“郓城有这样的菜吗？郓城的土里产这些东西吗？现在大家吃的是什么？百姓吃的是什么？你们在县里却大摆宴席，还美其名曰为我接风。”梁漱溟对大厅里等着陪他用餐的县政府的大小官员们说，“诸位，你们自己慢慢享用吧，我吃不了……”

这大概是1953年后，梁漱溟走出北京，为数不多的一次发怒吧，当时是在庙堂之上，而今在水浒旧地，郓城县有关陪同的人想必也没有料到梁漱溟竟然会这样使出性子，这样不给他们面子。那些陪同的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收场。

梁漱溟说完，调头就退出了餐厅，陪同的人慌忙紧跟在后面道歉，郓城是小地方，唯恐招待不好，影响梁先生的健康，表示以后不再这样，由梁自己点菜。梁漱溟朗声地说：由我点菜，那只吃白菜豆腐！外加烤红薯！

此时的中国大地，饿殍遍野，无论老幼恐怕都不能免于匮乏，大都陷于饥饿的威胁里；在刚刚视察过的菏泽的乡下，梁漱溟亲眼看到农民家里吃的是又黑又硬的草籽，虽是春天了，但很多父老身穿棉衣还是冻得直打哆嗦，没有火力的身子骨在春风里竟也禁不起折腾了，梁漱溟内心的酸楚可以从他冷峻的神态里看出；他知道郓城的百姓绝不可能比菏泽百姓生活得更好，但从这大摆宴席的举动看，郓城方面对他的视察看来是早有准备的，街道没有了要饭的，也没有了浮肿的人，一切都像做戏，一切都在虚空里。

果然，当天下午，在郓城县领导的陪同下，梁漱溟去乡下视察时，在街上看到有小孩在吃油炸丸子，这在大饥荒的年代绝对是罕见的场景。梁漱溟就问孩子这油炸丸子的来历，天真无邪的孩子说这是生产队发的。当时是1960年的春天，农村还实行公共食堂制，以生产队为单位。又有一小女孩说，今天上面当官的要来看看我们吃得好不好，所以发丸子。孩子的话令梁漱溟悲哀，但更让他心酸的是这时有人说起了顺口溜：

节节草，

拉弦子，生产队里炸丸子。

大人仨，小孩俩，生产队长用碗挖。

赶快吃，赶快咽，别让社员看得见。

说顺口溜的人可能不知道，他所面对的是谁，他的话又在梁漱溟的心中激起怎样的波澜。但随后梁漱溟竟然看到了这样荒诞的景象：四五十个农民拉一辆牛车，车上装着农家肥。梁对此不解，陪同者解释说，这是社员劳动积极性高的表现。

梁问：“那牛呢？”

回答是：“生产队里正在让牛长膘，不忍心用。”

其时生产队里的牛大多羸弱，站立不起来，或者就死掉了，这样用人代替牛让牛长膘看似多么牛道，但是美丽的谎言。

看不到了真相，一切为了视察而装扮，一切的装扮为了视察，这样所谓的视察还有什么价值呢？梁漱溟沉默地回返到县城。但令他想不到的是，他的视察已经给有关方面带来麻烦——他们已经决定要让他赶快离开！就在梁漱溟回到县城后，郓城有关方面立即与菏泽地委联系，表示梁在郓城只会添麻烦，不如让他提前回去算了。并建议说可以北京来电话以让其回京开会的名义骗梁走。对于这样低等的谎言，菏泽地委提出让郓城县方面去对梁说。梁听后感到疑惑，说从北京来时没有听说有什么会要开，并坚持要再看一天——虽然梁漱溟也很清楚，他的视察不会给这里的农民带来任何好处，也不能影响有关方面的农村政策，他的坚持与其说是一种姿态，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一种无奈，一种蕴涵悲凉的选择。

回吧，还是回去吧，田园已芜兮，何处归？在由郓城返回菏泽途中，梁漱溟于黄安公社稍作停留，为的是看看30年代“重华书院”的故址。在喝茶时，梁说：我这次来是看一看一个小指头的问题，看来这个小指头的问题还不小，临上车时，梁口占一绝：

郓城历史有千年，

春秋战国古城垣。

东临阿泽西结鄄，

孙膑宋江生其间。

梁一生极少作诗，他的心思不在雕刻辞章，不在平平仄仄的声韵键着力，如果说梁漱溟是诗人，那他的血液的上游是杜甫，他用血在大地上写民生多艰的诗行，但如今是什么触动了他的诗思？是民瘼，是民生？从他这短短的四句吟诵中，从他着意拈出孙膑、宋江这些身处乱世的豪杰，掂出阿泽即古水泊梁山，我们是不是可以感悟到一些字外的东西呢！郓城历史上以民风刚烈著称，多的是响马，多的是蟊贼，可以喋血，可以刀上求生存，水泊不远，梁山很近，这里面有透着梁漱溟先生深广的忧思吧。

梁漱溟是一个异数，也是一个余数，很多的体制就好像一道四则运算，思想意识大多被整合归位，但是最后还剩下一些因素，通过最后一道除法，怎么也除不尽，成了一些除不尽的“余数”。这些小数点后的余数，造成一些别样的情怀，别样的风景，梁漱溟就是一个没有被掏洗净的余数。

他经历了太多的沧桑和磨难，但似乎并没有使他改变什么，他没有被四则运算整除掉，在晚年，他依然是那样矍铄地狂放，一样的真率，没有渣滓，如琉璃般明净。他一直到死都不曾世故过，都没有学会乡愿。无论做对做错，人格总是透明的，始终不失其单纯的赤子之心。他的个性是执拗的，当批林批孔人人都附和着时势、鹦鹉学舌时，他老人家偏偏要站出来为自己一直崇拜的孔子辩护。戴晴说他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同意也非要把剩下的百分之一争个明白，这正证明他的迂直。在那个充斥着假话的年代里，梁漱溟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的孩童，说出自己眼睛——没有被阴翳蒙蔽的眼睛看到的一切。

让人惊世骇俗的是，当人们问梁漱溟被批斗的感想时，梁漱溟几乎是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一时刻的梁漱溟让人想到当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时，这位体态虚弱、诸病缠身的科学巨匠，口中仍在喃喃自语：“可是地球仍在转动。”七年后，伽利略双目失明，但他心中仍然相信存在一个无限的宇宙，仍然相信地球在转动。梁漱溟在此刻还是那么地坚持自己，让人想到二十年前那次与毛泽东的顶撞。是啊，梁漱溟坚信自己没有错，他对像石头和城墙一样的强大和险恶，对自己的卑弱都十分清楚，但他没有缩身没有缩头，没有像一般的儒家那样，面对险恶，可以以退为进，改守狷道。但梁漱溟毕竟是梁漱溟，他是儒家，却没有把儒家的那套看家的“中庸”习到手。在他的衰年，依然是面对着气势汹汹的逼问，他慨然回答：“‘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这让我想到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2010年初获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发表的著名“墙蛋说”：“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轰炸机、坦克、火箭、白燐弹、机关枪是坚硬的高墙。被其摧毁、烧毁、击穿的非武装平民是鸡蛋。这是这一隐喻的一个含义。但不仅仅是这个，还有更深的含义。请这样设想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分别是一个鸡蛋，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我是，你们也是。

“再假如我们或多或少面对之于每一个人的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体制。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统性地。”

中国有“以卵击石”的成语，那成语带有贬义，是“不自量力”的亲族，和这个成语相近的还有“螳臂挡车”，但我们从村上春树的演讲里，可以感受到做一个鸡蛋的凛然坚韧，也感到那枚鸡蛋带给我们的温暖。

我们说，梁漱溟是一个以苍生为念的理想主义者，也是自己所信仰的躬行者，他是传统的儒生，也有西方知识分子独立不迁的自由秉性和理性觉悟。如果从客卿从士大夫的角度看待梁漱溟，那是不完备的，这也许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们纷纷易辙更帜的50年代，梁漱溟还那样依然故我、不媚新朝的，连远在美国的胡适都大为激赏、敬叹不已的原因吧。

梁漱溟是“异数”、“余数’，他坚持自己的余数的立场，敢于不被整合，独立不迁，但更是一枚可敬可爱的鸡蛋，他没有加入合唱，也许这样的声音有点刺耳，但这个世界如果只剩下一种声音，那又是多么的可怕。

我想，若没了这枚“鸡蛋”的闪光，若没有了这样的余数和异数，我说的是像胡风、马寅初、顾准，那我们的历史该多么乏味，我们知识分子的面孔该多么苍白，那这知识分子给历史的答卷该是多么地羞愧。

以鸡蛋和卵击城墙击石头，以螳螂的手臂挡车的生灵们多么不自量力啊，但因为有了这些，我们的历史才多了些亮色，多了些温暖。

记得去年在出版梁漱溟先生传记的时候，负责设计封面的人从北京打电话征询我的意见，我说就用晚年梁漱溟的一张照片，头戴一顶深蓝色的圆帽，满是沧桑，深邃睿智的双眼透着钢铁一样的锐利，而出版社让我在封面上写几句话，我写下了：威武不屈，贫贱不移，虽千万人吾往矣，不乡愿，不与世俯仰，无论为文还是救世，始终秉天地之正气，凛凛然如霜雪，无愧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山东文学》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