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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琵琶记》为代表的“宋元南戏”

宋元南戏,是北宋末年到元末明初,流行于我国南方地区的一种戏曲艺术,亦称作戏文、南曲、南戏文、南曲戏文。由于南戏发源于浙江温州(一名永嘉),故又称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

南戏是在宋杂剧的基础上融和了南方说唱、小曲等民间艺术因素而形成的,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戏曲的正式形成。今尚存宋元时代的南戏剧目二百四十四个,在闽南莆仙戏或梨园戏中还经常演出其中的许多剧目。南戏在元灭南宋统一中国后,逐渐由南方地区发展到北方地区,在宋金杂剧和元杂剧的双重影响下,走出了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南戏在中国戏曲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是中国戏曲最早的成熟形式。

南戏,从村坊小曲到长篇巨制

南戏是一种在民间村坊演出的歌舞小戏,最初全是由南方民间小曲组成,其兴起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北宋后期,女真(金)奴隶主贵族在灭辽之后,大举进攻北宋,虎视眈眈地觊觎着赵氏政权,加之政治腐败,朝内有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六贼把持朝政,奸臣当道;而朝外有宋江、方腊、钟相等农民起义,可谓内忧外患,北宋的灭亡已是指日可待。

南宋地处浙东的温州及沿海地区,地理自然条件优越,少遭战乱之灾,加之又是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城市市民迅速增加。为满足城市市民对文化娱乐的需要,民间萌芽的“村坊小曲”、歌舞小戏等很快进入城市,并迅速地扎根发展起来,直至宋室南迁,定都临安(今杭州市)。

当大量北方人口南迁的同时,剧团、剧作家、演员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伎艺也开始逐步在临安等地集中。这样的聚集效应一方面为各种戏曲艺术的表演提供了争相交流的机会和场所,另一方面也使得尚不成熟的温州杂剧拥有了学习、吸收众技之长,以补己之短的大好条件。因此,南戏逐渐脱离原本的民间歌舞小戏而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南方农村经济的发达和城市商业的繁荣,以及北民南迁过程中各种伎艺的大量融合。北方艺术家们的聚集以及亲自参与南戏剧本的编写和演出,对促进南戏的进一步成熟和发展都起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南戏的演出流传范围随着它的日臻成熟也在不断地扩大,除在温州外,临安、福州、泉州、潮州等地,甚至是北方的大都等各大城市都有南戏演出的舞台。与此同时,南戏的演出在其发源地——江南沿海一带的市镇乡村,也十分普遍,并仍保留着浓厚的民间色彩和当地的地方情调。此间南戏的城乡同存,以及专业作家与民间艺人的相互合作,大大推动了南戏各种腔调的形成。在这种条件下,海盐、余姚、弋阳、昆山以及闽南等多种唱腔的南戏随即产生,并呈现异彩纷呈的艺术风采。

南戏从内容到形式走向完美的重要标志是元末剧作家高明采用南戏的形式创作了《琵琶记》,从此南戏终于取代了杂剧的主导地位,并在后来发展成为传奇这一完整而优美的艺术形式。

南戏,善于广泛吸纳、博采众长

宋元南戏奠定了明清传奇剧本形式的基础,对中国戏曲舞台艺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无论是在艺术体制、舞台表演,还是各种表现手段的综合运用上,都已取得了很大的革新与发展。不过,宋元南戏的体制形式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剧本太长,动则数十场,结构上往往流于松散,甚至产生一些完全不必要的场面来。南戏中多用骈偶句子组成对白,往往与剧中人物的身份、性格不太相称,这一点不如杂剧中的对白,多数是通俗易懂的口语或浅近的文言。直到明代的传奇中,南戏的这些不足才逐渐得到了改进。

1.南戏的结构体制

南戏的剧本一般都是一场戏为一出,多为长篇,一本戏长的可达五十多出,短的则为二、三十出。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张协状元》有五十三出,《宦门子弟错立身》最短,仅为十四出。早期的南戏不注明出数,虽有段落之分,但往往牵连而下。

南戏是联曲体的音乐结构,它所使用的曲调全为南曲,由于受北曲杂剧的影响,到了后期,才吸收了一些北曲曲调,出现了南北合套的形式。南曲的曲调分为引子、过曲、尾声三大类,分隶于各个宫调,其曲韵因受南方地区土音的影响,分为平、上、去、入四声。

一般有四句七言诗放在第一出之前,这四句七言诗便是题目,题目与正戏演出无关,它是写在招子上,作广告用的,用于概述和介绍剧情大意。南戏在正戏开演之前,先由副末上场报告演唱宗旨和剧情大意,并同后台将出场的角色互相问答,以引出正戏,这第一出称作“副末开场”。一般念诵两首词,第一首介绍作者的创作意图,第二首叙述剧情。 南戏除第一出副末开场外,其余每出结尾一般都有四句七言诗,叫下场诗,其可由一个角色独念,也可由几个角色合念或分念。剧本上凡需角色作某一物定的动作的地方,都注有“某某介”。南戏的演唱方式较自由,上场角色皆可唱,且可独唱、接唱或合唱,表演安排全视剧情需要而灵活决定。

南戏的角色通常分为生、旦、净、丑、末、外、贴等七种。其中以生、旦为主,在剧情展开后,其他角色皆为配角。

生:戏中的男主角,一般扮演书生、秀才、状无之类的人物。

旦:戏中的女主角,所扮演的人物一般都为青年女子。

净:净原本分为正净和副净,但南戏中只有副净。副净出于唐代参军戏中的参军角色,故其主要扮演具有滑稽打诨特征的人物。

丑:在戏中所扮演的人物和净大致相同,也属于插科打诨一类的人物。

末:末也分为正末和副末,而南戏也只有副末。副末在戏中一是用以开场,二是扮演次要的男性人物。副末与副净相对,因都源自唐代参军戏中的苍鹘,故也具有插科打诨的特征。

外:南戏中的外,主要是扮演老年男子或老年妇女。

贴:即贴旦,在戏中扮演次要女子。

南戏从音乐的角度上看,最初取材于当地流行的民歌,另外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宋代流行的词体歌曲,或者一些传统音乐,如大曲、诸官调、唱赚等。在一场戏里,不限使用同一宫调,每一宫调一般都唱两个以上的曲牌,有时还可以换韵,比杂剧灵活自由得多。

南戏和杂剧在表现手段上也显示出了较大差别:南戏凡是上场的人物都可以唱,不限角色;而杂剧只能由一人(末或旦)主唱。在南戏中,不同的人物可以唱一场,也可以合唱一曲,这就使得南戏的演唱灵活自如,有利于促使剧作家综合运用曲、白、科、介等各种艺术手段来刻画人物、增强舞台演出效果等。

南戏在剧本长度上,亦是可短可长,不限场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少则十几场,多则五十余场。因此,剧作者可以根据所需要表达的内容,去安排戏剧的结构,自由灵活,而非千篇一律。

2.书会才人,南戏的“编剧”

“书会”原为读书的场所,至南宋则逐步演变为三教之外的诸色伎艺人编写话本、戏曲、曲艺的地方,故理学家叹之为“风俗便不好”。

据文献记载,当时社会上已有御京书会、元贞书会、古杭书会、九山书会等。在书会里的编撰艺人被称作“才人”,他们大多出身低下,以下层的文人和民间艺人为主,主要靠勾栏、瓦舍编写话本、戏曲谋生。“书会才人”便是中国宋元南戏与早期元杂剧的编撰者,他们的创作在中国戏曲史、小说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在创作的同时也培育产生出了一大批戏曲文人及小说作家。随着宋元话本和戏曲的兴起与繁荣发展,书会成员之间已形成明确分工,不仅初具规模,且组织严密。

书会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是它是民间组织;二是它的任务就是撰写话本、曲艺、戏曲作品;三是成员分为“先生”、“才人”、“名公”、“老郎”等,这些都是诸色伎艺人对编纂者的不同专用称谓;四是书会成员的出身都比较复杂,有艺人,也有下层文人,但都有着较为微贱的社会政治地位;五是他们的活动场所设在同一勾栏瓦舍,在诸色伎艺人之间自由混迹,彼此可以随时进行艺术交流。因此,他们编撰的作品多被打上了民间集体创作的鲜明符号,并带上了世代相传的深刻烙印。

由于南戏最初产生于民间,一般不为封建士大夫所留意,故当时的作者全为一些下层知识分子,生活穷困潦倒而流落民间,他们从事南戏的编撰活动大多是为生计所迫,如《张协状元》是由温州的九山书会编撰的,《宦门子弟错立身》和《小孙屠》都是由杭州的古杭书会编撰的。正是因为书会才人们生活在社会的下层,长期和市民群众相接触、结合,亲身体验着下层社会生活的各种磨炼,才使他们和下层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思想,形成了感情血肉的深刻联系。这样的社会遭遇和思想感情也必然要反映到他们所编撰的剧本中来,因此,可以说书会才人对南戏的产生、发展、兴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使得南戏和作品具有了较强的现实性与人民性。

南戏作家们笔下反映最多、最突出的内容便是揭露社会黑暗,抨击封建统治阶级,伸张正义,表达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如宋周密《癸辛杂识》里记载,当时温州乐清县有个叫祖杰的恶霸和尚,勾结官府,欺压百姓。乡人告到官府,祖杰就行贿于官府,官府不但不治祖杰的罪,反而将告状人治罪下狱。这时,“旁观不平,惟恐其漏网也,乃撰为戏文,以广其事,后众言难掩,遂毙之于狱”。这便是南戏作者通过撰写戏文,使之上演,反映当时社会上的黑暗现实,并以此同封建统治阶级斗争。

当时社会大量存在着富贵易妻的悲剧,这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并在刚刚形成的南戏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这成为早期南戏创作上的一个主要倾向。南宋时期处于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阶段,大地主、大官僚为了统治的需要,更好地把持朝政,曾大开入仕之门,使一些出身微贱、仕途无望的人,或通过科举、或建立军功、或投身权贵、或因某种偶然的机遇,都得到功名,跻身为上层统治集团。特别是科举这一途径,使得一些处于底层的文人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的梦想。一些公卿大臣们,往往力图通过联姻的方式,笼络、利用那些新发迹变泰的贵人,以扩大或巩固自己的势力。而那些刚刚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新官人则在功成名就、富贵到手之后,把和王公贵戚、权贵公卿联姻作为巩固已得地位的手段。于是,他们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制造出不少“结亲权门,富贵易妻”的悲剧来。如被称为“戏文之首”的《赵贞女蔡二郎》、《王魁》便是两部婚变戏。

另外,明代沈景《书生负心》散套《刷子序》曲也是这类题材的南戏:“书生负心,叔文玩月,谋害兰英,张叶身荣,将贫女顿忘初恩。无情,李勉把韩妻鞭死,王魁负倡女亡身。叹古今,欢喜冤家,继着莺燕争春。”在这些戏里,男主角原来都是贫寒落魄的书生,当中了状元或进士,做了高官以后,就抛弃了原来的贫贱之妻。如《王魁》里的王魁高中后一封休书逼死桂英,《赵贞女蔡二郎》里的蔡伯喈马踏上京寻夫的妻子赵五娘,《三负心陈叔文》里的陈叔文把曾资助过他的兰英推落江里淹死,《李勉负心》里的李勉用鞭子打死了前妻韩氏……广大的书会才人们正是通过这些负心书生的形象,揭露和抨击了那些忘恩负义的封建士大夫。另外,在故事结尾他们又会借助超自然的力量,严厉惩罚这些负心书生,如蔡伯喈被暴雷震死,王魁、陈叔文被鬼魂索去性命,借此表现出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

然而揭露社会黑暗、伸张正义并非南戏的唯一主题,歌颂青年男女之间纯洁幸福的爱情、提倡自由婚姻,也是宋元南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戏里,男女主角敢于同封建礼教做斗争,大胆地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幸福的爱情。作者对于他们的行为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和赞扬,并通过他们的行为,表达了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渴望婚姻自由的强烈愿望,如《司马相如题桥记》、《浣纱女》、《祝英台》、《风流王焕贺怜怜》、《西厢记》、《崔护觅水记》等。

因南戏最初多由采“村坊小曲”、“里巷吉歌谣”而来 ,出于书会才人之手,故南戏的文辞多充满着乡土气息,朴实无华,这就是王国维口中的“无南戏之佳处,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南戏流传的地域广,时间长,在其发展过程中,尽管产生了一大批剧本,但流传至今的却屈指可数。据《永乐大典》、徐渭《南词叙录》、沈景《南九宫十三调曲谱》、钮少雅《南曲九宫上始》、张复《寒山堂南曲谱》等载录,共有二百三十八个南戏剧目,但现在全本流存的仅有《张协状元》、《定宦门孔子弟错立身》、《小孙屠》、《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金钗记》、《赵氏孤儿》、《破窑记》、《牧羊记》、《东窗记》、《黄孝子记》、《苏秦衣锦还乡记》、《冯京三元记》、《琵瑟记》等十六种。其中,据钱南扬先生的《宋元戏文辑佚》一书记载,有残文佚曲流传的共有一百十九种。另外,在全本流传下来的南戏剧本中,有许多已经过后人的篡改,已非原来面目,如《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等,这不得不说是中国戏曲的一大损失。

3.南戏早期作品

虽然可以从《张协状元》等早期的南戏剧本中看到我国古典戏剧剧本的雏形,即大体是和曲、白、科三者融为一体的基本格式,但总的说来,这些早期南戏的语言仍芜杂粗糙,结构还较为松散,在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上有的还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南戏的真正趋于成熟应为荆、刘、拜、杀四大传奇和《琵琶记》的出现,这一切都为明清传奇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最早的南戏是《沧海遗珠》

我国最早的南戏作品一般认为是《赵贞女蔡二郎》和《王魁》两种。这两种南戏,都是描写男子发迹后负心的故事,并对这种负心行为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与鞭挞。但前者已全佚,后者也仅存残文,这两部作品都没有完整的剧本。《赵贞女蔡二郎》主要写东汉文人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的故事,而后被高明依剧改编创作成了南戏名篇《琵琶记》。《王魁》则是写妓女桂英供王魁读书、赴考,但王魁中状元后,却背弃前言,弃桂英而另娶。桂英愤而自杀,死后变作厉鬼,活捉了王魁。这两部戏较早地把富贵易妻这一社会问题搬上了戏剧舞台,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反封建思想倾向。这种敢于揭露现实的精神,虽然深受广大群众的追捧,但却遭到封建统治者的不满,演出不久,即被禁止,剧本也因之失传,但它为南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保存于《永乐大典》中的《小孙屠》、《张协状元》和《宦门子弟错立身》三种戏文,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南戏剧本。

《小孙屠》是一本公案戏,一般认为是元人的作品,姓名不详,题“古杭书会编撰”,全名《遭盆吊没兴小孙屠》。内容主要是写:

开封孙必达不听弟弟屠户孙必贵的劝告,娶妓女李琼梅为妻,李琼梅却与开封府令史朱邦杰私通,杀死婢女,反诬孙必达杀人。孙必达被囚禁后,令史朱邦杰又欲将之谋杀。孙必贵探监,以己代兄,孙让必达逃走,朱邦杰遂将孙必贵杀害,弃尸荒郊。后包拯审明此案,为冤者平反。

《小孙屠》通过对恶吏昏官的刻画,揭露了元代的社会黑暗与吏治腐败,同时也表达出广大人民期盼出现更多像包拯这样的廉洁公正的官吏,为他们申冤雪恨的愿望。剧中的屠户孙必贵性格刚强,为人聪慧,为瞻养老母而辛勤劳作;当得知哥哥要娶妓女为妻,他苦苦劝告,而后又暗中观察,当发现奸情后,持刀追杀奸夫;哥哥遭难后,他又弃却前嫌,甘愿为兄替罪。作者对他的描写是较为成功的,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作者热情地歌颂了这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小市民,他对恶势力既能有所警惕,又能与之坚决斗争。另外,对于妓女李琼梅复杂性格的刻画,以及对恶吏朱邦杰的歹毒凶狠、居心叵测的描写,也都具体、生动。

《宦门子弟错立身》也是元人的作品,姓名不详,大体也是出自接近市民阶层的书会才人之手,原题为“古杭才人新编”。主要内容是写:

金朝河南府同知之子完颜延寿马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与江湖女艺人王金榜相爱,因一次私会被父亲撞见而被锁禁,金榜全家也被驱逐出开封府境,而后延寿马离家出走,巧遇金榜,两人终于成为眷属。最后,父子重逢,见儿子已与金榜结成丝萝,父亲也就承认了既成的事实。

《宦门子弟错立身》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封建正统思想叛逆者延寿马的形象,虽是一部婚姻爱情戏,但却具有自己的特色,且从剧中的一些零星描写中,我们还能看到古代艺人走街串巷、走北闯南的艰辛,苦难的生涯及独特的戏曲演出活动,为研究古代戏曲演出、艺人的活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中成功塑造了男主人公延寿马的形象,他能抛弃封建的门第观念,跨越封建等级的鸿沟,去与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地位低下,被人看不起的“下贱”女艺人相爱,而不在乎自己是开封府同知的儿子。当他的自主婚姻遭到破坏后,他勇敢地离家出走,浪迹天涯、自食其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最终毅然同金榜结为连理。延寿马和王金榜婚姻的成功不是靠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奉旨完婚,也不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全凭双方执着的追求,以及对封建正统思想、门第观念的蔑视、斗争。单从结局这一点看,《宦门子弟错立身》与一般爱情剧的结尾也是不一样的。

《张协状元》一般被认为是南宋时期的作品,作者姓名不详,题为温州九山书会才人编撰,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戏曲剧本。

男主人公张协是四川的一名富家子弟,在他赴京赶考途经五鸡山时,遭强盗抢劫,且被打伤。在附近山神庙避难,得到一位王姓的贫困女子的救助,并与之结为夫妻。张协伤好以后,妻子为他筹集盘缠,让他继续进京赴考。而后张协一举考中状元,却嫌贫女貌丑家贫,决心弃之而去。贫女千里迢迢,跋涉进京,却遭到张协的轰赶。贫女便只得靠乞讨为生,沿路回到五鸡山破庙中。不久,张协被任命为梓州佥判,赴任时与贫女在五鸡山相遇,张协为铲除隐患,竟拔剑逼害贫女,女子跌入深坑。后来,贫女被王德用收为义女,夫妻才得以团圆。

《张协状元》和《赵贞女蔡二郎》、《王魁》一样,都是描写“婚变”, 是根据《状元张协传》改编而成,主要是批判男子的负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刻的社会根源。宋承唐制,以科举取士,不论读书人身世门第如何,及第后便可为官,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那些出身寒门的士子一旦做官发家后,便成为了朝中公卿大夫择婿的对象,他们都企图通过利用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而新及第的士子也想得到公卿大夫们的提携,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故纷纷入赘豪门,抛弃以前的糟糠之妻。《张协状元》较早地把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搬上了戏剧舞台。剧中的张协是这类人中的典型代表,他在功名富贵到手后,顿时变得冷酷无情,忘恩负义,不仅抛弃妻室,而且以刀剑报贫女搭救之恩,欲致之于死地。作者十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张协这种利欲熏心、阴险狠毒的丑恶嘴脸。而剧中贫女的形象刻画得也很鲜明。在封建社会,一个单身女子毫无缘由地去搭救一个素未相识的青年男子,且同在一个庙中留宿,在声誉上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的。可是贫女却毫不顾及,这充分显示了她的坦荡胸怀和高尚情操。当张协要上京赴考时,贫女为他千筹万措,为换取进京的盘缠,不惜卖掉自己的头发,可见她对张协的一片真心。面对夫婿的冷酷无情,她千里寻夫至京,却被张协命令下人乱棒轰打,虽然贫女对此十分气愤,但从未采取伤害张协的任何行动。当张协与她重聚五鸡山,对她报之以刀剑时,她仍未揭露他,而谎称是自己不小心失脚跌伤的,这都体现了贫女的善良、温柔与忍让。另外,剧中对贫女的柔中带刚的性格也有所刻画,如贫女曾多次当面指责张协的忘恩负义;千里寻夫至京遭拒绝后,毅然含恨而归等。然而,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刻画仍存在一定局限,如张协中状元后,一方面不认贫女,另一方面又拒绝宰相王德用的招赘,这不符合张协性格发展的逻辑;作者在严厉批判张协的忘恩负义、富贵易妻的行为的同时又给剧作设计了一个两人重新团圆的结尾,这也使文章的思想脉络发展缺乏逻辑。对贫女也是如此,作者希望保住她的贞节,又要使她好人有好报,故不惜偏离实际发展脉络,生硬地编造出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这确实使人感到有些别扭。但这样的人物性格和剧情发展,却依旧是作者苦心经营的结果。

《张协状元》的价值从戏剧发展的角度看,在于它是我国目前现存较早,也最完整的一部宋代南戏剧本,且基本上完好地保存了它的本来面目,尚未经明人改动。另外,作为一个当时的演出脚本,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代剧本及演出形式的概貌。

3.“四大南戏”和《琵琶记》

“荆、刘、拜、杀” 分别代表着元末明初的四本南戏,即所谓的“四大本”:《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和《杀狗记》,它们出现后不久,就成了我国戏剧史上一个十分著名的熟语。现在流传的这四大本南戏,虽已不是原作的本来面貌,都经过了明人的妄改,但它们仍在戏剧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宋元南戏向明清传奇过渡的重要作品。

(1)历尽患难终团圆——《荆钗记》

《荆钗记》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宋、元间的戏曲家柯丹邱,其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不详。

永嘉书生王十朋,才华横溢却家道贫寒,当地贡元钱流行看中了他,想把自己的爱女玉莲许配于他。王母无钱下聘礼,左右为难中将一枚荆钗(一种用荆木制成的簪钗,古时贫穷妇女的用物)送去作为凭信。十朋有一同窗名孙汝权,是本地的富豪子弟,也爱慕玉莲,欲娶之,派人前往送去金钗一对,加之四十两压钗纹银。面对孙汝权的求婚,玉莲果断拒绝了,甘心收下荆钗,嫁给穷书生王十朋。王十朋中状元后,仍心念结发妻子玉莲,故断然拒绝了丞相的招赘,却因此被发配到荒远的潮州做官。十朋特写家书一封,派人前往家中报信,却不料遭到孙汝权的陷害。他为哄骗玉莲,故意趁机将家书改为“休书”,玉莲后母得知后也借机逼玉莲改嫁。玉莲无力反抗,愤而投江自尽,幸被原温州太守钱载和救起,带往福建任所,收为义女。钱载和来到福建上任后,便派人前往饶州寻找王十朋。差人打听到饶州新任王太守,到任后不久便病故,回来告知玉莲,玉莲悲痛欲绝,误以为丈夫已死。而王十朋在赴任前接母亲与妻子来京,悲痛得知玉莲投江身亡的消息。王十朋五年后调任吉安太守,钱载和也升任两广巡抚,钱载和赴任途经吉安府,王十朋前去码头拜谒。当钱载和得知王十朋就是玉莲的丈夫后,立在船上设宴,使王十朋与玉莲得以团圆。

《荆钗记》结构完整紧凑,虽已经明人润饰修改,非原作旧貌,但仍保持着“倭巷俚语”的民间特色,情节曲折,曲文本色、清新而又写得逼真。荆钗作为《荆钗记》的线索,整个故事围绕着荆钗展开,通过一系列的鲜明的对照、特殊组合和关键性的选择,把人物矛盾推向冲突的焦点,从而展现了人物的性格和心态。《荆钗记》批判了“富易交,贵易妻”的谬论,赞扬了王十朋、钱玉莲不因富贵贫贱为转移的婚姻爱情,通过现实生活中一场常见的婚姻爱情故事,反映出封建社会中各种不同的婚姻观念和社会上不同人物的心态。剧中的孙汝权,是金钱万能婚姻观念的代表,金钱在这类人物的心目中是万能的,只要有钱,就能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任何东西——娇妻、美妾、奴仆、使女、声色犬马;只要有钱,就能买到他所需要的一切——土地、房屋、美味、佳肴、古物、玩好,甚至高官厚禄。因此,他妄图以金钗、重金作聘礼,买到钱玉莲的婚姻。万俟丞相则代表了以权势为基础的婚姻观念和心态,这类人往往位高权大,多把自己的想法作法强加于人,处处事事要求别人按照他们的意志或眼色行事,试图通过巧妙地与新贵联姻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权势。在他们看来,“富易交,贵易妻” 理所当然,乃人之常情。因此,万俟丞相不管王十朋是否已有妻室,强意招之为婿,得知其已有妻室后,尽让他休了糟糠之妻再娶。而王十朋、钱玉莲则是“贫相守,富相连,心不变”婚姻观念的代表,主张婚姻爱情应该坚贞不贰,始终如一,而不以地位的转变、升沉荣辱为标准。因此,作者否定了万俟丞相所代表的婚姻心态和观念,正面歌颂了王十朋富贵不忘糟糠之妻,不屈服于权势压力的精神;否定了以孙汝权为代表的婚姻观念和心态,歌颂了钱玉莲不贪恋富贵,宁可受屈赴死,也不向恶势低头的高尚品质。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剧中仍有不少宣扬“三纲五常” 的地方,也存在较浓厚的封建说教意味,但这仍不可否认其所具有的较深刻的社会意义,《荆钗记》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剧作。

目前,这六百年前的《荆钗记》仍在各地广泛上演,且有昆曲、越剧、潮剧等多种版本,其艺术魅力可见一斑,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忠与孝是其永恒的主题。这个“忠” 是主角王十朋与钱玉莲对婚姻爱情的忠贞不渝,而非对皇权政治的忠。加上对老母的孝,便构成了戏剧永不失效的主旨。剧中代表丑恶小人的孙汝权和代表强暴势力的奸相被作者置于嘲讽与批判的地位,表现出其对丑恶行径的鞭笞是该剧作的副主题。另外,第三个主题可看作是在鞭笞钱玉莲后母的见利忘义的同时,对以福建安抚使钱载和为代表的见义勇为的救助精神的歌颂。由于中国人的善恶观念没有变化,不管是什么政治背景,不管是什么朝代,这些都是各个时代共有的善恶观念,因此才能世代流传,常演不衰,拥有永恒的欣赏价值。

第二,中国戏曲高明之处在此有所体现,作者将原本是悲剧的题材处理成了喜剧的结局,使观众得到了大快人心的愉悦。在西方戏剧创作模式中,悲剧就是使真善美彻底地被毁灭,主角最后全体“死光”,而中国人则难以接受这样的理念,因为中国戏曲建立在“善恶终须有报”这一假定性的基础之上,观众需在戏曲中找到快感,亦如该剧作者曾道:“一段新奇真故事,须教两极驰名,三千今古腹中存。开言惊四座,打动五灵神,六府奇才并七步,八方豪气凌云,歌声遏住九霄云,十分全会者,少不得仁义礼先行。”观众通过欣赏剧作得到了愉悦,从而引发了启迪。

第三是情节的峰回路转,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扣人心弦,这都归功于编剧的技巧。偶然藏于必然之中,各种偶然合情合理,充分中国戏剧所讲究的“密针线”。如钱玉莲的投水被救,正是中国民族精神的体现。在有些国家的民族习俗中,主动投水是个人意志的体现,是不能救的。又如由于在封建社会不能直呼官僚名讳,故误将病死的饶州王太守认为是王十朋,也合情理。再如夫妻在其必然的轨迹中不期而遇,同到江心寺祭奠,毫无人为安排之嫌。

王十朋,历史上确有其人,然而已难考证是否真有其事,但由于封建社会的科举不问出身,出身贫苦的文人一旦高中就脱离了之前微贱的社会地位,统治阶级就一定会通过迫其休妻再娶,或以皇帝的公主,或者是达官贵族的女子招赘等手段将其纳入自己的阶级范围,而贫苦妇女的终身悲剧也往往来自这种不同阶级之间争夺人脉的斗争。所以,剧中王十朋的经历,对于封建社会而言具有典型意义,揭示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刻现实,正是这个剧本的可贵之处,体现了似乎寻常的婚姻悲剧其实承载了更大的社会意义。然而,在现实中,像王十朋那样矢志不渝、坚守道德的毕竟是少数,因此才成为歌颂的对象,因此将作品结尾处理成为大团圆的结局,以歌颂这种少见的优良品质,这既迎合了观众的心理,也是剧情的需要,也使得剧本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力。

(2)色彩斑斓的歌舞杂耍——《白兔记》

《白兔记》,永嘉书会才人作,名姓不详,全名《刘知远白兔记》。

五代时期的刘知远因父母双亡,贫苦无依,便娶李三娘为妻,入赘到同村富人李文奎家。李洪一是三娘的哥哥,待其父死后,他们兄嫂二人便对刘知远夫妇百般刁难,且逼迫刘知远离家从军。刘知远走后,三娘 “日间挑水三百担,夜间推磨到天明”,饱受兄嫂虐待,过着奴隶不如的生活,而后还在磨房中产下一子,取名咬脐郎,并托老家人窦公送往军中抚养。而刘知远参军后,入赘岳节度使家,并因军功显著,获任九州安抚使。十六年后,咬脐郎在打猎中为追赶白兔,在井台上与生母李三娘相遇,终说明实情后全家团圆。

刘知远的故事在民间艺术中很早就得以流传,《白兔记》是在其基础上改编创作的。如宋人《新编五代史平话》中的《汉史平话》就已具关目;宋、金时期的《刘知远诸宫调》,虽系残本,但《白兔记》中的不少情节都与之相同。剧中的李三娘原本是一位富家小姐,只因嫁了一个贫困的丈夫,便为兄嫂所不容,于是被迫与丈夫分离,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并在狠毒残暴的兄嫂的魔爪下,忍受着精神上、肉体上的各种折磨,是一位受尽非人生活折磨而又坚强不屈的妇女形象。剧本中采用了民间文艺惯用的夸张手法,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了李三娘的不幸和遭受的折磨、痛苦,让李三娘的痛苦清晰地展现在观赏者面前:挑水的水桶是橄榄形的,两头尖,站不稳、歇不得,白天挑水三百担,一肩直挑至厨房;钻了眼的水缸永远也装不满;磨房低小,抬头不得,夜间推磨到天明;磨房产子后,忍痛用牙咬断脐带,用衣服将婴儿擦净,不敢停留便立即将他送走。曾有诗云:“自从大驾去奔西,贵落深坑贱出泥。邑号尽封元亮牧,郡君却作庶人妻。扶犁黑手翻成笏,食肉朱唇强吃荠。只有一般凭不得,南山依旧与云齐。”由此可见,造成李三娘如此不幸和折磨痛苦的不完全是李洪一夫妇,应该说是当时离乱险恶的社会局势。

对广大人民来说,这种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与离乱始终是灾难,这才是造成李三娘不幸和痛苦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是社会的混乱刘知远也不会靠从军发迹,入赘岳府,让李三娘16年受尽苦难。因此,《白兔记》虽然尖锐地批判和鞭挞了李洪一夫妇,细致描写了李洪一夫妇事事迫害、百般虐待李三娘的情节,但却没有把他们看作是造成李三娘夫妻悲剧的全部根源,他们只不过是一对帮凶而已。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白兔记》通过揭示、批判李洪一夫妇的残忍贪婪,间接揭示出酿成李三娘精神肉体上受折磨的社会根源,控诉了造成妻离子散,民不聊生,几人升迁,万众离乱的社会现实。如此一来,更能激起人们对邪恶势力的憎恨,以及对剧中那位受尽折磨、忍辱负重,却勤劳善良、坚强不屈的李三娘的同情。

对于剧中的刘知远,作者既描写了他潦倒穷困,横遭欺凌,受苦挨冻,风餐露宿的悲苦命运;同时也勾画了他的某些下流扮相和从军发迹后负于三娘的庸俗思想和卑劣行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对刘知远入赘岳府、抛妻另娶的行为,作者并没有进行过多的谴责,更没有把他描绘成王魁式的人物,而是从侧面表现了他对三娘的愧疚和思念,这不仅揭示出了刘知远复杂的思想性格,也为后来的大团圆奠定了基础。

《白兔记》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在“报社”、“祭赛”等出中色彩斑斓、热闹非常的歌舞、杂耍表演,这是一般南戏中很少见的,有区别于其他南戏。另外,《白兔记》富于生活气息,尤其是其保存了不少古代农村风俗的场面,语言具有民间文艺的自然质朴。剧中以刘知远的步步高升、变泰发迹,衬托李三娘艰辛而漫长的苦难命运;用刘知远的妥协和入赘岳府,衬托李三娘誓不改嫁、宁肯为奴的坚强;以窦老的见义勇为、急人之难,不辞辛劳而千里送子的高贵品质,衬托李洪一夫妇贪婪狡诈、凶狠残忍、嫌贫爱富的卑劣行径,等等,都可见其很突出地运用了衬托的手法,从而达到增强对人物的褒贬、抑扬、爱憎的效果。

(3)悲剧气氛与喜剧色彩的交织——《拜月亭记》

《拜月亭记》根据关汉卿的杂剧《闺怨佳人拜月亭》改编而成,作者相传为元末施惠。施惠,字君美,杭州人,以坐贾为业。改编的原本未流传下来,现在流传的南戏《拜月亭记》是经过明人加工修改过的,更名为《幽闺记》或《重订拜月亭记》。

在金朝末年,蒙古军队大举进攻金都中都(今北京),而金主昏庸无道,将主战左丞相陀满海牙全家杀害。海牙之子陀满兴福侥幸逃脱,后获救于书生蒋世隆,两人结为兄弟,不久占山为王。中都被攻陷后,书生蒋世隆和妹妹蒋瑞莲以及尚书王镇的夫人张氏与女儿王瑞兰,都相继在逃难中失散,彼此之间互相寻亲,此时蒋世隆与王瑞兰邂逅相遇,患难之中显现真情,于是两人结为夫妻;蒋世隆之妹蒋瑞莲与王瑞兰之母张氏也不期而遇,张氏收之为义女。而后战争平息,尚书王镇归反京城,途中恰与失散的女儿王瑞兰偶遇。当得知女儿与穷书生蒋世隆结为夫妻后,执意要将女儿带走。后又在孟津驿遇夫人与义女蒋瑞莲,全家一起回到京城。回京后,王瑞兰思夫心切,某夜,她前往花园焚香拜月,祈祷早日与夫君平安团聚,此事被蒋瑞莲得知,发现两人原为姑嫂。后来,蒋世隆和义弟陀满兴福分别高中文武状元,兵部尚书王镇奉旨招亲,将女儿王瑞兰许配给文状元蒋世隆,把义女许配给武状元陀满兴福,于是夫妻兄妹终得团圆。

《拜月亭记》以战乱为背景展开故事情节,歌颂了王瑞兰和蒋世隆之间患难与共,相互扶持,坚贞不渝的爱情,赞扬了他们为捍卫自己来之不易的爱情果实,敢于同以王镇为代表的封建门第观念做坚决的斗争。它并非一般的才子佳人戏,不单以儿女风情取悦于观众,而是有着更积极的社会意义,它通过蒋世隆与王瑞兰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揭示出昏庸、腐朽和无能的最高统治者给社会、人民造成的离乱和痛苦。

该剧的剧情发展更多依仗于无数的巧合,如蒋世隆与王瑞兰,在门第观念十分严重的封建社会,一个地位低下的贫苦书生和一个尚书爱女、出身名门的大家千金根本没有结合的可能。然而,在一场兵荒马乱之中,他们邂逅相遇,后又因都与亲人失散,形单影只,于是结伴同行。为避免他人怀疑而谎称为夫妻,在患难中互相扶持、体贴,随着感情的加深,终于喜结良缘。因此,《拜月亭记》从艺术上看,在“四大传奇”中成就最高。另外,对于王瑞兰与其父王镇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和其他矛盾,作者多利用喜剧的手法进行处理,使作品从始至终都在悲剧气氛与喜剧色彩中相互交织,其中抒情喜剧色彩又是全剧的基调,使得不少折中都洋溢着风趣而幽默的喜剧氛围。

剧作许多细节多存在于合理的巧合之中,而这一个个巧合,使本来可能构成的深刻社会悲剧,变作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像瑞兰、瑞莲两人名字的相似且谐音;劫持世隆、瑞兰的强盗正好是世隆从前结拜的义弟陀满兴福;特别是在剧末,兵部尚书王镇要招赘的那位新科文状元竟是当年被他嫌弃的穷秀才蒋世隆等,无不巧妙偶合,像此般的艺术表现手法,在其他剧作中是不多见的。诚然,一些文学史家指出,在如此众多的巧合中,比较使人难于置信的是文、武状元恰是蒋世隆和他的义弟陀满兴福这个巧合,而他们的岳父王镇又凑巧要将女儿嫁给状元。这样大团圆的结局,不但过于巧合,而且也表现出了剧作家阶级调和的倾向,反映了戏剧家思想上的局限性。

《拜月亭记》一直为曲论家们所推崇、赞许,其曲文自然而本色。如在第十三中,瑞兰母女在逃难过程中遇雨时所唱出的《相泣路歧》中[剔银灯]、[摊破地锦花]、[麻婆子]三支曲子,语言无惊人之句,却十分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在风雨交加中,一对无依母女在泥泞的道路之上,荒郊野地之外的艰难苦况,心惊胆战和失望心情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少雕饰,质朴而自然。其他像“数点昏鸦,投林乱鸣,宿雾晓烟冥冥。”“不忍听,不美听,听得孤鸿天外两三声。”“遥遥古岸水澄澄,野渡无人舟自横。”等话语,朴实无华而又不乏文采;借用前人诗句入曲,有机融合了本色与文采,给语言增添了一分文采画意,写景抒情,情深意浓。但是,《拜月亭记》也存在这一些局限性,如剧中过多安排了次要人物陀满兴福的戏,主要人物和主要线索的展开被冲淡了,使全剧流于松散,体现了剧作情节上的拖沓、冗长,穿插过多。

(4)渗透着封建伦理的说教——《杀狗记》

《杨贤德妇杀狗劝夫》,即《杀狗记》,可能是根据元人萧德祥的杂剧《杀狗劝夫》改编的。一般认为作者是徐作,他字仲由,淳安(今属浙江省)人,清朱彝尊说他在洪武(明太祖朱元璋年号)十四年曾被征召为秀才,但他不肯出仕,其生卒年均不详。现在流传的这部《杀狗记》经过了冯梦龙等人的修改与润色加工,仍保存着其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和俚俗本色。

该剧的男主人公孙华,是开封府的一富家子弟,不顾其弟孙荣的多番规劝,执意要与市井无赖柳龙卿、胡子传结交,以致兄弟争执不和。后孙荣被赶出家门,靠乞讨为生。杨月真为孙华之妻,为使夫君回归正道,巧设圈套:杀了一条狗,用之来伪装成人的尸体放在门口。深夜孙华回家,见尸惊慌失措,急忙前去找柳龙卿、胡子传,两人不仅袖手旁观,且反向官府告发。孙荣却不计前嫌,帮兄埋掉门前尸体,当官府审讯时为保护哥哥,还谎称是自己所为。这一切都深深感动了孙华,兄弟两人从此重归于好。就其主旨来说,《杀狗记》在“四大传奇”中是最差的,它渗透着维护封建伦理规范的说教,极大地宣扬了“孝友为先”,“妻贤夫祸少”等封建道德信条。但它同时也揭露了市井无赖的丑恶嘴脸,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家庭内部矛盾和封建家长制的残酷无情、专横暴虐。由于其剧本曲白流畅,语言朴素,易为广大观众接受。

就剧情而言,“荆、刘、拜、杀”四大传奇都比较曲折。而在结构安排上,则都缺乏严谨,情节较为冗长、拖沓,布局谋篇有些粗糙。总之,其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较之元杂剧,都大显逊色。而高明的《琵琶记》是南戏向传奇衍变过程中首屈一指的重要作品,它将南戏的创作推向了高峰。

(5)南戏创作的高峰——《琵琶记》

《琵琶记》,作者高明,字则诚,号菜根道人,至正五年进士,温州瑞安人,为躲避元末的动乱而隐居四明栎社,过着著书立说的隐逸生活。他常以词曲自娱,随之创作了名剧《琵琶记》。除《琵琶记》外,高明还著有《闵子骞单衣记》和诗文《柔克斋集》,现存诗文词五十多篇。《琵琶记》改编于长期在民间流传的南戏《赵贞女》,作者做了较大改动。高明改编《琵琶记》的意图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改动后的《琵琶记》主要关目为“三不从”,即:孝子蔡伯喈本身不想去应考,但其父蔡公不从;他辞婚,主考官牛丞相不从;他辞官,朝廷又不从。作者在全戏开场的词中说:“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又说:“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妻贤。”其宣扬封建道德思想的意图可见一斑。

《琵琶记》的思想内涵比较复杂,由于作者处在元末的动乱之中,自己的思想本身具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尽管其主观上是想通过“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来宣扬封建道德,挽救危难中的末世,但高则诚却也怀有忧国忧民的思想,内心充满愤懑不平,这促使他塑造的蔡中郎形象也带有自己的影子。蔡中郎是一个因为出仕和退隐,以及面对各种社会压力而陷入矛盾和苦闷之中的文人形象,而非一个“背亲弃妇”的负心汉。另外,作者估计是在南戏《赵贞女》的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加工,描写得出了该作中的赵五娘形象,并保留了一些动人的情节。因此,赵五娘一方面面对种种困境,包括封建迫害,“逆来顺受”,恪守封建道德,而另一方面,则同样显示出了旧时代中国妇女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品质。同时,作品还揭露了地方官吏贪污腐败的丑陋嘴脸,以及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在此应特别指出,《琵琶记》是高明精心创作的作品,加之高明对传统历史文化有深厚的修养,因此《琵琶记》逐渐取代《赵贞女》的地位,在民众中广为流传,并拥有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琵琶记》主要说的是:

男主人公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新婚后时逢朝廷开科取仕,但因父母年事已高,蔡伯喈打算辞试,留在家中服侍父母,蔡父与邻居张大公却都在旁劝其去应考,蔡伯喈只好告别家人赴京应试。而后及第,中了状元。当朝牛丞相有一女未婚配,奉旨招新科状元为婿。蔡伯喈借口父母年老体弱,需回家尽孝,照顾二老,欲辞婚辞官还乡,但遭到牛丞相与皇帝的反对,故只得被迫滞留京城。对于家中而言,自蔡伯喈离后,家乡连年旱荒,赵五娘任劳任怨,尽心服侍公婆,将米让予公婆食用,自己则私下自咽糟糠。婆婆一时痛悔过甚,不幸身亡,蔡公而后也死于饥荒。蔡伯喈强赘牛府后,思乡心切,于是写信去陈留家中,却不幸被拐儿将信骗走,以致音信全无。某日,蔡伯喈在书房借琴抒发幽思,被妻牛氏听闻,得知实情后告知父亲,终将丞相说服,派人去迎蔡伯喈父母、妻子来京。五娘在蔡公、蔡婆去世后,罗裙包土,祝发卖葬,自筑坟墓,亲手绘制公婆遗容,且身背琵琶,沿路靠弹唱乞食为身,往京城寻夫。到京城后,正逢大法会在弥陀寺举行,她便将公婆遗像供于佛前,前往寺中募化求食。蔡伯喈为祈祷父母路上平安,此时也恰巧来寺中烧香,在寺中见到了父母真容,便拿回府中挂在书房内。五娘寻像来到牛府,牛氏请之至府内弹唱。五娘见牛氏贤淑,便将身世告知。牛氏怕蔡伯喈不认五娘,便让五娘来到书房,并在公婆的真容上题诗暗喻。蔡伯喈回府后见画上之诗,心中了然,牛氏便将五娘带出,使夫妻得以团聚。五娘将家中事情告予蔡伯喈,蔡伯喈痛心不已,即递表辞官,拜谢牛丞相后,携赵氏、牛氏同归故里,庐墓守孝,蔡氏一门遂得到了皇帝卜诏的旌表。

正如吕天成《曲品》所言,“串插甚合局段,苦乐相错,具见体裁,可师可法,而不可及也”,可见,《琵琶记》情节曲折,感人至深,其结构布置却也非常巧妙。《琵琶记》的词既有清丽文言,又有朴素口语,而最重要的则是与人物相匹配的戏剧语言,这一切使得词作成就斐然,正是体现了王世贞在《艺苑卮言》所说:“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彷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另外,作品中对比强烈,这对比的写法不仅突出了戏剧冲突,更进一步加强了悲剧的气氛,如《成婚》与《食糠》,《弹琴》与《尝药》,《筑坟》与《赏月》,以及《写真》都是写得很成功的篇章,作者通过将蔡伯喈的牛府生活和赵五娘的苦难景象交相呈现,使得强烈的对比感跃然台上。

在人物塑造方面,《琵琶记》的成就也是很高的,尤其是剧中女主人公赵五娘。该剧在第一出 “沁园春”曲中,便以相当篇幅概述了赵五娘的事迹,明确地表现了她在戏中的重要地位。而后,她的一系列“堪悲”遭遇构成了该篇悲悯动人戏文的主要情节,这也促使人们为之赞叹不已。赵五娘“仪容俊雅”、“德性幽闲”,是个美丽贤惠且文化素质较高的姑娘,作者欲通过塑造她的形象,来体现封建制度下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我国妇女在极端艰苦的生活环境里的美好品质。为此,作者通过刻画“旷野原空,人离业败”、“饥人满道”、官吏鱼肉乡里、灾害频仍的典型环境,衬托了赵五娘悲惨的生活境遇,突出了她在灾荒岁月中仍不弃双亲,独自赡养公婆的艰难处境,使得她的高尚品质体现得淋漓尽致。赵五娘的形象赢得了历代读者的深切同情,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要深刻理解这个人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她对于丈夫被逼赴科举考试之事表示不满。“辐辏,获配鸾俦。深惭燕尔,持杯自觉娇羞。怕难主频繁,不堪侍奉箕帚。惟愿取偕老夫妻,长俦奉暮年姑舅”,(第二出《高堂庆寿·锦堂月》)这一曲将赵五娘新婚不久时的心情展现了出来:对婚姻颇觉满意,却羞涩不安,一心向往与丈夫白头偕老,安心侍奉年迈公婆。这正反映了她后来在丈夫抛亲离家、远赴京城应考一举中的反对态度,随着剧情的发展,更可见她是整本戏里唯一不为功名利禄所动的人。当蔡公为“改换门闾”,要求蔡伯喈“快赴春闱”,并以恋新婚、贪妻爱来苛责他,逼使伯喈屈从时,赵五娘对此也表示异议,埋怨公爹“见得好偏”,责难丈夫“功名之念一起,甘旨之心顿忘”,欲同丈夫一道劝谏公爹。当丈夫无奈赴试离家之时,她叮嘱丈夫襦衣换青时切莫恋花柳,定要早日归乡。可见,赵五娘对求仕赴试之事的态度是鲜明的。而后,在她的心目中,丈夫赴试求仕跟蔡家一连串的不幸事件是分不开的,她把自己的不幸、痛苦和恼恨,以及家中的变故、灾难跟对它的怨恨联系在一起,明显有别于那些热衷凤冠霞帔的女人。

其次,她自觉地承担了侍奉老人的最大牺牲。在赵五娘看来,庆幸夫妻恩爱与尽心孝敬双亲是融为一体的两件事,两者没有矛盾,且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为爹泪涟,为娘泪涟,何曾为着夫挂牵”,“悲岂断弦,愁非分镜,只虑高堂,风烛不定。”(《南浦嘱别》)正表达了这个意思。为此,她竭力抛开“六十日夫妻恩情断”的伤痛,这固然有避“迷恋”丈夫嫌疑的苦哀,但仍有将偕老与侍奉视为一体的明确认识。正是由于特定环境中人物的特殊心理,也导致了一些似乎是近“做作”的语言,也正为如此,她发出了“我的一身难上难”的埋怨和悲叹。“轻移莲步,堂前问舅姑。怕食缺须进,衣绽须补,要行时须与扶。”(《临妆感叹》)这番话是又“怕”,又“问”,表现了其尽心尽力,决然挑起独自赡养二老重担的苦心。由于时逢饥荒年景,物质生活日益艰难,这使得原本清贫的蔡家公婆在遣儿赴试问题上的矛盾愈加激烈。而赵五娘支撑着一家人的口食身衣,尝尽艰辛,不辍劳役,且全力劝慰双亲,她那体贴入微、无微不至多方照顾慰藉老人的情怀着实感人肺腑。在第七出《义仓赈济》里,赵五娘已“说得不出闽门的清平话”,囊箧罄尽,衣衫解典,她抛头露面到官府乞领仓米,却遭到恶吏的凌辱欺侮,哀嚎出“千死万死不如早死”,欲投井自尽,却想到二老会因此受难,辜负了丈夫临行所托,只得隐忍止步。张大公转赠她一点仓谷后,她便将仅有的谷粮予二老充饥,自己只得背地里吞咽畜生口中的谷皮米膜。谁料婆婆却误以为媳妇不尽心,便辱骂她,猜疑她,但枯瘦如柴的赵五娘仍坚持自我牺牲、自我克制,没有声辩,没有辩驳,也没有抛弃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去自谋生路、自寻解脱。《糟糠自餍》是其中的一出名段,赵五娘借物抒怀,唱出四支“孝顺歌”, 将自己这个普通妇女艰难的身世、痛苦的内心和矢志不渝侍奉二老的意愿淋漓尽致地道出。如“糠啊,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这是对艰难身世的抒怀;“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扬作两处飞(这是喻赴试求仕),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见期……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这糠啊,尚兀自有人吃,奴家的骨头知他埋在何处?”这实际上是一个弃妇在内心抒怀痛苦。公婆起疑心后私下窥伺,发现她暗地吞咽糟糠时的曲子。“爹妈休疑,奴须是你孩儿的糟糠妻室。”这运用了糟糠妻的典故,表明了女主人公深刻认识到自己是蔡伯喈贫贱相守的妻子,且表现了她与二老生死不弃、同舟共济的坚定决心。赵五娘怕引起他们烦恼,不让老人知道自己咽糠,当受到猜忌后仍处处谦让,不予计较,心地宽容,无私善良;当二老相继去世后,赵五娘剪发买葬,罗裙包土,亲手掘墓,按风俗给二老埋葬祭奠,为二老描绘真容,一路行乞,进京觅夫,尽显孝道与忠贞。这些便是《琵琶记》的悲苦动人之处,也因此得以流芳百世,经久不衰。

再次,蔡公临终前要她再嫁,赵五娘却断然拒绝。蔡公是受封建思想影响很深的典型代表,在经历了接踵而至的灾难后,顿悟合家的不幸是源于自己逼迫独生子离家赴举,对儿媳深受苦难更是悔恨不已,于是为挽回希望,在临终前立下遗嘱,命赵五娘再嫁求生,赵五娘则坚决不从。丈夫荣枯不知、生死未卜、公婆死后祭奠乏人,在此情形之下赵五娘仍保有此种态度,既合乎性格的逻辑,也突出表现了其对爱情的忠贞和侍奉老人坚定信念。上述三个方面相辅相成,而赵五娘倾身侍奉二老是贯穿终始的主线。赵五娘的所想所思,所作所为,有着现实合理的思想基础,加之“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是作者秉持的创作理念,坚持塑造真实动人的女主人形象,这个人物的性格才有了如此相当的深度。

下面是第二十一出《糟糠自厌》中的著名片断:

(旦上,唱)“乱荒荒不丰稔的年岁,远迢迢不回来的夫婿。急煎煎不耐烦的二亲,软怯怯不济事的孤身己。衣尽典,寸丝不挂体。几番要卖了奴身己,争奈没主公婆教谁看取?(合:)思之,虚飘飘命怎期?难捱,实丕丕灾共危。”

“滴溜溜难穷尽的珠泪,乱纷纷难宽解的愁绪。骨崖崖难扶持的病体,战钦钦难捱过的时和岁。这糠呵,我待不吃你,教奴怎忍我饥?我待吃呵,怎吃得?”

(介)苦!思量起来不如奴先死,图得不知他亲死时。

(合前)(白:)奴家早上安排些饭与公婆,非不欲买些鲑菜,争奈无钱可买。不想公婆抵死埋冤,只道奴家背地吃了甚么。不知奴家吃的却是细米皮糠,吃时不敢教他知道,只得回避,便埋冤杀了,也不敢分说。苦!真是这糠怎的吃得(吃介)?

(唱:)“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嗄住。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恰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下。”

(吃吐介)(唱:)“糠和米,本是两倚依,谁人簸扬你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共夫婿,终无见期。丈夫,你便是米么,米在他方没寻处。奴便是糠么,怎的把糠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叫奴,供给得公婆甘旨。”

(不吃放碗介)(唱:)(前腔)“思量我生无益,死又值甚的!不如忍饥为怨鬼。公婆年纪老,靠着奴家相倚依,只得苟活片时。片时苟活虽容易,到底日久也难相聚。谩把糠米来相比,这糠尚兀自有人吃,奴家骨头,知他埋在何处。”

这出是该剧中传唱的名篇,以两支开始,第一支写灾荒年岁,夫君离家,赵五娘独自供养公婆,支撑家门的艰难境地。第二支写赵五娘的泪水终日难穷尽,愁绪无处宽解,病体无力扶持,岁月难捱。两支均用排句的句式开篇,催人泪下;结句的合唱更是使悲苦的气氛进一步加深。五娘的三支,曲词朴实自然,凄楚动情,一支以糠自比,另两支是从糠和米的分离,联想到自己,觉得自己连糠都不能比,曲词感人至深。

蔡伯喈通过在《弹琴》一折中的唱词委婉地表露出了他矛盾的心情,曲词较华丽:“强对南薰奏虞弦,只见指下余音不似前,那些个流水共高山?呀!怎的只见满眼风波恶,似离别当年怀水仙。”“顿觉余音转愁烦,还似别雁孤鸿和断猿,又如别凤乍离鸾。呀!怎的只见杀声在弦中见?敢只是螳螂来捕蝉。”

高则诚是名杰出的作家,他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把戏文的剧本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之上,使这些曲词都远远超过了《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作品的文学成就。在南戏发展史上,他的地位亦如关汉卿之于杂剧发展史。《琵琶记》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不仅在当时的剧坛影响至深,且为明清传奇树立了楷模,因此,它无可厚非地被称为“南戏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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