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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莫斯科在召唤

 

六次当选俄罗斯年度人物,两度登顶《福布斯》杂志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榜,弗拉基米尔·普京总是以万众瞩目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眼前。他是冷峻强悍的铁血男人,也是俄罗斯最得人心的政治家。他行事雷厉风行,令出如山,超凡的自信与独特的个人魅力彰显出他的强者本色。这种强悍而难以抗拒的普京魅力,正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精髓。

普京是谁?多年来有无数人希望解答,但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过完整的答案。回顾普京的早年生活,那段走向最高权力的道路似乎为我们透露了几丝线索:他是民主分子,却不相信民主;他成长于社会主义时期,却信奉市场经济;他对西方不甚了解,却极力主张西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硬汉总统,一面用冷峻的目光审视着祖国的“敌人”,一面带领着俄罗斯走上了复兴之路。

十多年来,弗拉基米尔•普京先后出任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俄罗斯总理,并最终接过叶利钦的权杖,成为了俄罗斯政坛上首屈一指的人物。资料显示,普京于1952年10月出生在列宁格勒,是家里唯一存活下来的孩子。普京的童年在列宁格勒度过,经历了一段那个年代特有的甘苦参半的生活。苏联时期的宣传对普京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影响,使他成为了“苏联爱国主义教育的产物”。1975年,列宁格勒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普京进入了苏联情报局—克格勃。

虽然无法确知普京在克格勃期间的具体任务,但这段特工经历对他来说意义重大,时至今日,他仍然对特工人员充满了敬意。1985年,普京晋升为中校,在德累斯顿负责招募线人、收集情报。在那里,这位未来的俄罗斯总统亲眼目睹了社会主义的终结,看到了东欧人如何摆脱苏联的轨道,掌握了自己的命运。1990—1991年年间,他成为情报局的“现役预备役军官”,回到列宁格勒大学担任副校长助理。阿纳托利•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是普京在校时的法学教授,也是改革时期思想最解放的理论家之一。他出任苏联共产党列宁格勒市市委书记之后,委任普京担任自己的顾问。不久后,索布恰克当选为首届民主选举的列宁格勒市(后来的圣彼得堡)市长,任职期间,普京一直追随着他。1991年6月,普京出任圣彼得堡市副市长,负责管理该市的对外关系委员会。这段时期内,普京不仅接触到了全新的民主理论,还进入一个奇妙的西方金融、贸易世界。1991年8月,普京正式辞去克格勃的职务。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普京“参加克格勃时信奉的一切理想和目标轰然倒塌”。

1996年,索布恰克因败选下台,弗拉基米尔•普京来到了莫斯科,进入克里姆林宫管理总统的财产。1997年3月普京升任总统办公厅副主任。1998年7月他当选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其前身是克格勃)局长。紧接着, 1999年8月,弗拉基米尔•普京成功晋升为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不久后,他就成为了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的总统继承人。1999年11月31日,叶利钦宣布辞去总统的职务,普京顺理成章地开始行使总统职责。2000年3月,他正式当选为俄罗斯总统。连任两届总统之后,又继续担任总理(根据俄罗斯《宪法》,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经过四年蛰伏,2012年3月,他重回俄罗斯权力巅峰,再度当选为俄罗斯总统。

回顾普京的政治生涯,不难发现,从1997年到1999年,短短三年间,弗拉基米尔•普京接连升迁高位,从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一步一步迈向国家最高领导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崛起有其客观原因。在经历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苏联解体,以及叶利钦施政引发经济下滑和政局混乱之后,俄罗斯早已精疲力竭。国家渴望找到能够真正振兴民族的领导人,俄罗斯民众也渴望出现强有力的政治统治者。各界关于普京是如何被选举为鲍里斯•叶利钦继承人一事众说纷纭。其中一种说法是,叶利钦在俄罗斯政局风云变幻的时期,看到了普京身上的特质,选中了他,从而彻底改变了俄罗斯与普京的命运。

叶利钦曾经这样评价普京:“他反应极其敏锐,这一点让我十分惊讶。我有时会提一些犀利的问题,很多人都难以应对,但是普京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却总是游刃有余。于是我发现,与我相比还只是个年轻人的普京已经做好准备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并且他也完全具备这样的能力。这是俄罗斯所需要的特质。”

普京刚刚来到莫斯科即将迈入权力中心的时候,正是俄罗斯内忧外患交织,国家形势严峻的时期。一方面,1991-1996年年间,俄罗斯的对内和对外政策都经历了一段耻辱的倒退时期,针对政策的改革,俄罗斯的政客们争吵不休。另一方面,叶利钦虽然袭击了俄罗斯议会,但却并未迫使他们彻底屈服。纵观国内,1996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新兴的政治反动势力和寡头政治执政者地位上升;政府的经济改革运动陷入混乱,改革者们也乱了阵脚,俄罗斯的经济彻底衰退;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走上街头索要工资和津贴、抗议物价上涨。除此之外,战争破坏了车臣,使它日渐远离莫斯科的势力范围;地区领导们也通过一个又一个条约,使各地从俄罗斯联邦中脱离出去;在对待巴尔干地区冲突的问题上,北约拒不承认俄罗斯的历史地位;西方国家还将俄罗斯踢出了波罗的海地区;乌克兰与周围的同盟国相互之间冲突不断,同时还与莫斯科起了冲突;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也在日趋僵化。

在一些评论家们看来,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向一个具有多元化民主的市场经济国家转变。从大方向来看,这是一个积极的轨道,但普京接任总理和总统后,国家却不再继续沿着这条轨道前行。因为对普京来说,他执政之初俄罗斯的状态正值低谷期。他认为,那时的困境都是俄罗斯政客们在过去动乱的10年间犯下的致命错误所致。1999年普京登上总统之位,正是为了终结这些错误。而且,他任总统期间的日常工作也能清楚地表明,他是在解决20世纪90年代遗留下来的问题。正如他常说的那样,他的目标就是纠正之前的错误,让俄罗斯重回正轨。

在苏联解体、俄罗斯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野心勃勃的俄罗斯议会和势单力薄的总统之间形成了敌对之势。普京来到莫斯科的最初几年间,俄罗斯领导层内不断出现派系争端,政府要员频繁更迭,民众们从内心深处发觉鲍里斯•叶利钦已经无法控制局面。1993年,为了强迫顽抗的立法机构向他屈服,并归并到行政部门中,叶利钦围攻议会大厦,开创了一段持续了数年之久的由总统法令统治的时期。1994年,为了压制车臣共和国独立的苗头,叶利钦发起一场内战,结果却引发了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长达20年之久的暴力对抗以及不间断的反叛行为。1996年,叶利钦班子又发起一场有预谋的选举运动,让自己团队中那些不受欢迎的领导人继续留在克里姆林宫。为了争取寡头政治集团—俄罗斯私人商业领域领头人—的支持,叶利钦团队与这些人达成了协议。这些协议却使政治寡头利用市场经济控制国家政治,还因争相购买国家遗留资产而引发内部斗争。同一时期,俄罗斯在外交政策上屡屡受挫,与巴尔干以及曾隶属于前苏联的其他地区关系紧张,国家秩序混乱,人心惶惶。

1992年,叶利钦发起了经济改革运动,希望将前苏联遗留下的经济体系转变为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然而“休克疗法”[1]不仅阻碍了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还使数百万俄罗斯民众陷入赤贫,社会一片混乱。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盖达尔及其经济学家团队为这场运动的不良后果承担了责任,最终被逐出内阁。接着,鲍里斯•叶利钦任命前煤气工业带头人兼游说团成员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Viktor Chernomyrdin)为总理。尽管议会中的保守派知道切尔诺梅尔金主张缓慢改革,可是他们仍然不断向叶利钦总统施压。盖达尔不再监管经济政策,于是,议会转到其他政治问题上和叶利钦针锋相对,强烈要求通过新的俄罗斯宪法。于是,议会和总统部门都在争相准备草案,希望修订出全新的俄罗斯宪法。

俄罗斯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一再恶化,已经绝非政府干预可以解决的问题了。1993年9月,叶利钦废除了既存的议会,并宣布1993年12月进行新一轮下议院选举。他将新的下议院命名为国家杜马,这个名称取自帝国晚期俄罗斯立法机构之名。而俄罗斯议会则要求以他们的代理主席—公开反对叶利钦的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Alexander Rutskoi)的名字命名。鲁茨科伊还在“白宫”—俄罗斯议会大厦—成立了临时内阁。1993年10月3日至4日,双方的对抗以流血事件收场。当时,议会的支持者聚集在莫斯科电视塔奥斯坦金诺前抗议,抗议者与内务部的部队发生了小规模冲突,最终数名抗议者在冲突中死亡。10月4日清晨,叶利钦命俄罗斯军事坦克向白宫开火,逼迫副总统及其拥护者们投降。官方报道中称,这次事件中有145人丧生,800人在冲突中受伤。

1993年的“十月事件”是继1917年革命后,俄罗斯首都发生的最暴力的政治斗争。[1]包括普京在内的许多俄罗斯政客们都对这段经历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等到斗争结束,新一轮选举落幕后,叶利钦总统剥夺了新国家杜马的许多立法监督职能。他将新的议会安排在一栋旧式的苏联建筑中,这座建筑恰好处在克里姆林宫的高墙之下。叶利钦此举的意味不言自明。后来,白宫的焦痕抹去了,大厦经过修整焕然一新,这里成为俄罗斯政府的办公地点。2012年英国《卫报》的一篇采访中,克里姆林宫的前任顾问和政治战略家格列布•帕夫诺夫斯基(Gleb Pavlovsky)称,1993年叶利钦和议会之间的冲突对弗拉基米尔•普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袭击白宫一事让普京意识到,一旦权利失衡,后果将不堪设想。政治斗争中失败者的下场就是被枪决。普京经常说:“我们了解自己……我们知道自己一旦出局,就会被你们消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到了那时,你们会把我们推向墙壁,然后向我们行刑。可是我们不想对着墙……”他对此深信不疑,而他的这种观念正是源于1993年那场暴力冲突。当时叶利钦炮轰议会,杀死了许多人。普京明白,实际伤亡人数远比官方公布的要多……[2]

尽管经历了流血事件,叶利钦也成功当选了“准总统”,但是与俄罗斯国家杜马共事并不比之前的议会容易。1993年12月的选举中,根据对改革的支持态度各党派分为了两个阵营。支持改革的政党中包括国家自由民主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CPRF),反对改革的政党则以俄罗斯选择和俄罗斯联合民主党亚博卢(“苹果”)为代表。在众多政党中,国家自由民主党差不多赢得了四分之一(22.9%)的选票,超出俄罗斯选择百分之十五,位居第一。[3]选举结束之后,杜马陷入一系列派系纷争和个人斗争中,自乱了阵脚。政党和集团不断重组更迭,令人眼花缭乱,一些会期也因党派之间的拳脚相争而中断。[4]同样的场景在地区立法中也不断上演。10年后,普京对这一时期的争端和混乱状况表达了极度不满,他甚至承认正是这些经历让他对政治时局的评价降到了冰点。[5]

激烈的辩论之后,俄罗斯于1995年春天通过了一项新的选举法案,议会的选举日期定在了当年12月,总统选举则在1996年6月举行。与2011年的议会选举一样,1995年的议会选举中,克里姆林宫意外遭遇了十二月的“惊喜”—来自反对改革阵营的共产党大胜当时的执政党。该执政党派又名“俄罗斯是我们的家园”,它由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总理组建,成员大多来自支持改革的民主党派。就像其他届俄罗斯总统选举一样,1996年的总统选举包括两个回合。这种选举方式可以在票数相近的情况下,筛选出两名候选人。这场竞选最终演变成了叶利钦和共产党领袖根纳季•久加诺夫(Gennady Zyuganov)之间的明枪争斗。久加诺夫称,如果当选总统,他会终止叶利钦的经济改革,重新沿用经过改进的苏联式体系。而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叶利钦因为身体原因陷入了困境。这位俄罗斯总统身体欠佳,两轮选举期间心脏病突发,因此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这些问题致使他的内阁面临的政治困难更加复杂。在总统大选前期,叶利钦的支持率空前下降到百分之三。除非他的团队能创造政治奇迹,否则叶利钦不可能战胜久加诺夫。然而,他们资源匮乏,根本无法发动一场全国性的选举运动—克里姆林宫的金库已经空了。同时,在新兴的独家媒体面前,那些老的国家电视、报纸和电台也已黯然失色。[6]

于是,叶利钦团队转而向商业人士寻求支持。他们曾经从政府的改革运动中直接受益,还在新的财政机构体系下积累财富,并通过新的媒体渠道获取了股份。这些人中包括:“罗格瓦茨”公司(该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股份公司之一,它还在媒体界—包括俄罗斯的ORT电台和俄罗斯《独立报》,以及周刊杂志《小火焰》—享有股份和股权)的老板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俄罗斯进出口银行(该银行资产位列全国第三)行长弗拉基米尔•波塔宁(Vladimir Potanin),梅纳捷普旗下的金融集团首领米哈依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曾任俄罗斯部长的银行家彼得•艾文(peter aven),阿尔法银行行长米哈依尔•弗里德曼(Mikhail Fridman),以及斯托利克尼储蓄银行(Stolichny Savings Bank)行长亚历山大•斯莫伦斯基(Alexander Smolensky)。[7]为了让这些人帮助自己发起大规模选举运动,为了获得媒体的支持,叶利钦向这些人承诺,要为寡头政治执政者们留出七个特权竞标位置,而且等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冶金及其他重工业领域中的一些重要国有公司私有化后,就让他们参与控股。有关方面还对这种臭名昭著的“债转股”形式进行了大量分析,并作了全面记载。这种做法将“谁来管理俄罗斯”的决定权交到了那些出资赞助选举运动的商业大亨和寡头政治执政者手里。同时,还为“叶利钦家族”(鲍里斯•叶利钦的家人和友人)和一些商业人士之间的斗争埋下了祸根。这些斗争在1999年即将到来的那段时期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8]

1996年俄罗斯举行了总统选举,这次选举中的政治手段、政治要素和主要参与者在21世纪的普京时代一一再现。选举期间,西方公关手段被频繁利用,竞争对手之间恶意诋毁,独立改革共产党大量涌现,民族主义者政治运动大肆兴起,经过授权的私人企业开始为选举运动提供资金……这些形式为接下来10年间的政治基调奠定了基础。久加诺夫是当时俄罗斯总统的有力候选人。2012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他又再次成为普京的竞争对手。1996年选举中得票数排名第三的俄罗斯将军、阿富汗战争中的英雄亚历山大•列别德(Alexander Lebed)—民族主义候选人,2002年4月死于飞机事故—在同僚德米特里•罗戈津(Dmitry Rogozin)的帮助下[9],曾经掀起过俄罗斯社区大会(KRO)民族主义者运动,他活跃在国家政治领域的方方面面。还有许他其他政治人物也在这场选举中登上了政治舞台,例如俄罗斯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兼民族主义政治家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1996年叶利钦团队曾经在国内外媒体中将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贬损为法西斯的掩护性候选人。这次选举结束后,七大寡头政治执政者中的一些人在俄罗斯政府部门谋得了职位,其中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成了俄罗斯安全理事会的副秘书长,而弗拉基米尔•波塔宁当上了第一副总理。21世纪初,在普京与寡头政治执政者们的斗争中,别列佐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y)和米哈依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就是最主要的对手。最终,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落得被流放的下场,而霍多尔科夫斯基被关进了西伯利亚监狱。[10]

[1]译者注:“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原是医学上临床使用的一种治疗方法,上世纪80年代被引入经济学领域。概括地说,休克疗法是针对严重失衡的社会总供求状况,从控制社会总需求出发,采取严厉的行政和经济手段,在短时间内强制性地大幅度压缩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使社会总供求达到人为的平衡,以此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恢复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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