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是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史的开端。在此之前，骄傲自大的中国士大夫一向喜欢宣称中国是天朝上国，周围的小国都是蛮夷，必须臣服于中国这个所谓的世界中心。然而，在1840年开始的这场充满血腥的鸦片战争中，中国军队，无论是满族铁骑，还是绿营精兵，在来自遥远小岛上的英国人造的坚船利炮面前，都是那么不堪一击！这对当时的士大夫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冲击，传统的华夷观念受到挑战，但近代化的新观念还需要许多年才能深入精英阶层的头脑中。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政府内部就鸦片泛滥、白银外流一事，就有所谓的严禁派和弛禁派之争。严禁派主张采取一切措施，甚至不惜一战，也要一次性彻底根除烟患。弛禁派主张暂缓禁烟，允许内地人民自由种植罂粟提炼鸦片，以对抗英国的鸦片输入，减少白银外流。在鸦片战争爆发后，原来的严禁派就变成了主战派，而弛禁派就变成了妥协派。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而妥协派的代表人物正是曾国藩的恩师穆彰阿。

考虑到此时的曾国藩和穆彰阿的密切关系，我们在考察曾国藩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态度的时候，不得不考虑穆彰阿的影响。

总的来说，曾国藩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起初，他和一般中国人一样，对英国的侵略感到很愤懑，相信中国军队能够迅速击败侵略者。

1842年5月，英军放弃宁波，集中兵力向北进犯。5月18日，攻陷战略要地浙江平湖乍浦镇。6月16日又发起吴淞战役，江南提督陈化成阵亡。此后，英军沿着长江向西进犯，妄图切断中国内陆交通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

曾国藩在6月5日给祖父母的信中说：“英国人去年攻占宁波府和定海、镇海两县，今年退出宁波，攻占乍浦，真是太可恨了。京城人心安定，就像没事的时候一样。看来，这些英国人很快就会被我们彻底消灭。”可见，这时候的曾国藩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还是充满自信的，并没有料到日后的惨败。这基本上就是议和之前曾国藩对鸦片战争的态度，其中并没有透露出任何妥协求和的意味。

但当中国军队遭遇惨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南京条约》之后，曾国藩的态度却与一般的士大夫有了很大的不同。1842年8月9日，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自英国人主动挑起战争至今，已经两年了。做将领不知道如何带兵，当兵的不知道怎么打仗，对于国家的威望，确实是有一些损伤。这次议和，实在是不得已。但是，如果这样做可以使英国人永不犯边，中国从此得到安宁，那么我们即使以泱泱大国的身份屈从于一个小小的岛国，那也是顺天应人之举，谁说不是上策呢！”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南京条约》的签订是持赞成态度的。他的这种妥协求和的思想，很显然是来源于他的政治恩师穆彰阿，在他以后的外交实践中，这种思想经常地体现出来，并且深刻地影响到了他的学生李鸿章。从穆彰阿到曾国藩，再到李鸿章，这是一脉相承的对外妥协的体系。

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主战与主和之争，从鸦片战争开始就已经存在了。主和的既然有体系，那么主战的也不能没有体系。主和的体系是从穆彰阿到曾国藩，到李鸿章，主战的体系则是从林则徐到左宗棠。

在鸦片战争期间，左宗棠的表现就和曾国藩有了很大的不同。诚如上面所说，曾国藩虽然对英军的侵略感到愤慨，坚信中国能够取胜，但是并没有明确表达主战的观点，合约签订后，曾国藩更是倒向了求和的穆彰阿一方。左宗棠则不同，他是坚定的主战派。

战争期间，左宗棠翻遍古籍中有关海防的记载，与现实情况相结合，25总结出“练鱼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等具体的应敌措施。他又多次写信，与恩师贺长龄讨论攻守事宜。

战争的进程令他非常失望，清廷罢免林则徐更是令他无比愤懑。当左宗棠得知清廷苟且求和，与侵略者签订《南京条约》的消息后，愤怒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

所以，当我们探寻曾、左矛盾之缘起的时候，不得不仔细考察他们在鸦片战争的这种差别。曾、左矛盾的因子，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埋下了。

在国家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同时，曾国藩个人的命运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曾国藩在朝考结束之后曾经回老家待过一段时间，当他再次来到京城的时候，他决心做一个圣人。他已经选择好了他要膜拜的对象，那就是唐鉴。

唐鉴，湖南善化人，清代著名理学家。1778年生，年长曾国藩三十三岁。1809年进士。当时在京城担任太常寺卿的官职。

乾隆、嘉庆年间，考据之学盛行，理学几乎被所有人遗弃。唐鉴特立独行，摒弃考据，崇尚理学。唐鉴的身边，集结了一大批像倭仁那样的理学专家，这个群体对扭转当时的学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曾国藩以外，唐鉴还交游曾国藩的好朋友刘蓉、日后的湘军大将罗泽南等湖南士子，他对湖湘理学的兴起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非常崇拜唐鉴，便以弟子之礼前去拜见他。唐鉴见这个来自家乡的年轻后生相貌堂堂、器宇轩昂，言行举止都非常得体，学习的态度又非常诚恳，他非常高兴，答应做曾国藩的老师。

行完拜师之礼后，曾国藩问唐鉴：“先生，学生愚钝，不知道修身以及读书的方法，请先生赐教。”

唐鉴摸了摸花白的胡子，道：“修身也好，读书也罢，都要照着《朱子全书》上面所写的去做。关键在于实践。只读书不实践的话，纵然能够倒背如流，也不能提高自己的品行。”

《朱子全书》是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著作集合，是程朱理学的入门之是，他说：“学生愚钝，还请先生详细解答。”

唐鉴点点头，说：“修身的要点，分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外表，要严肃整齐，有刚强之气；一个是内心，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至于读书的方法，要点在于真正读懂一本经书。假如真正读懂了一本经书，那么其他的经书也就跟着读懂了。切不可东翻翻，西看看，那样什么书都会读不懂。”

曾国藩听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继续问道：“学生虽然很想修身，也很想专心致志地读点书，但总是坚持不下来。敢问先生应当如何改变？”

唐鉴道：“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颗恒心。人要是没有恒心的话，任何事情都会办不成。我有一个学生，名叫倭仁，在翰林院当侍读学士，想必你也是认识的。他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使自己保持恒心。他立下日课若干条，一言一行都按照日课行事。每天都写日记，检查自己言行的得失并加以改正。督促自己修身最好的办法就是每天记日记。你可以去拜访拜访倭仁，向他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