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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第十一个星期二

    第十一个星期二--谈论我们的文化 
    “拍得重些。”
    我拍打着莫里的背。
    “再用力些。”
    我又拍打下去。
    “靠近肩部……往下一点。”
    莫里穿着睡裤侧卧在床上,他的头陷在枕头里,嘴巴张开着。理疗师在教我怎样把他肺部的毒物拍打出来--莫里现在需要按时做这种理疗,不然他的肺就会硬化,从而丧失呼吸的功能。
    “我……早就知道……你想……打我……”莫里喘着气说。
    没错,我一边用拳头叩击他雪白的后背,一边开玩笑他说。谁叫你在大学二年级时给了我一个B!再来一下重的!
    我们都笑了,这是面对魔鬼的临近而发出的惴惴不安的笑,如果没人知道这是莫里临死前的健身操,这场面或许会挺有趣的。莫里的病现在已经危险地逼近 了他的最后一道防线--肺部。他已经预见到他最终会窒息而死,这是我所无法想象的。有时他会闭上眼睛,用力把一口气吸到嘴巴和鼻孔处,就像在做起锚前的准 备工作。


    刚进十月,外面的气候开始转凉,吹落的树叶铺满了西纽顿周围的绿化地。莫里的理疗师比平时来得更早了。通常,当护士和专家在他身边忙碌时,我总是 找借口避开的。但几个星期下来,随着我们的时间在不断缩短,我不再对人体的种种窘态那么敏感了。我想呆在那儿。我想看见发生的一切。这不是我平常的性格。 但最后几个月发生在莫里家中的一切也是不平常的。
    于是我看着理疗师对躺在床上的莫里进行治疗,她叩击莫里背部的肋骨,问他是否感觉到胸口的郁闷有所缓解。她停下来休息时,问我想不想试试。我说行。莫里埋在枕头里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别太狠,”他说,“我是个老头了。”
    我在她的指导下,来来回回敲打着他的背部和侧部。我不愿去想莫里躺在床上的情形(他最新的格言“当你在床上时,你就是个死人”又回响在我的耳 边),蜷缩着身子侧卧在床上的莫里显得那么瘦小,那么枯槁,简直就跟一个孩子的身材差不多大。我看见了他白皙的皮肤,零散的白色汗毛,看见了他疲软下垂的 双臂。我想起了我们曾热衷于健身:举杠铃,练仰卧起坐;然而最终自然又将我们的肌肉夺了回去。我的手指触摸在莫里松弛的肌肉上,我按着理疗师的指导拍打着 他。而实际上,当我在捶打他的背部时,我真正想捶打的却是墙壁。
    “米奇?”莫里喘着气说,他的声音在我的捶打下像风钻一样振动着。
    “嗯?”
    “我……什么时候……给过你……B?”
    莫里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但他也看到了事物的可变性。
    “人只有在受到威胁时才变坏,”他那天对我说,“而这一威胁正是来自我们的文明社会,来自我们的经济制度。即使有工作的人也会受到威胁,因为他会担心失去它。当你受到威胁时,你就会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你就会视金钱为上帝。这就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他呼出一口气。“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接受它。”
    我点点头,握紧他的手。我们现在常常握手,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又一个变化。从前使我感到窘迫和拘谨的事情现在则成了家常便饭,通过一根管子连接到 他体内,里面装满了黄色尿液的导管袋就放在我的脚边。早几个月它会使我感到恶心,现在我一点也无所谓。莫里,厕后留在房间里的气味同样对我没有影响。他没 有条件更换居住的房间,也无法关上厕所的门往屋里喷洒空气清新剂。这是他的床,这是他的椅子,这是他的生活。如果我的生活也被圈在这样一个弹丸之地,我想 我留下的气味也好不到哪儿去。
    “这就是我说的你应该建立一个自己的小文化,”莫里说,“我并不是让你去忽视这个社会的每一条准则。比方说,我不会光着身子去外面转悠;我也不会 去闯红灯。在这类小事情上我能遵纪守法。但在大问题上--如何思想,如何评判--你必须自己选择。你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社会--来替你作出决 定。就拿我来说吧。我似乎该为许多事而感到害臊--不能行走,不能擦洗屁股,有时早上醒来想哭--其实生来就没有理由要为这些事情感到羞耻。女人拼命想苗 条,男人拼命想富有,也是同样的道理。这都是我们的文化要你相信的。别去相信它。”
    我问莫里他年轻时为何不移居他国。
    “去哪儿?”
    我不知道。南美。新几内亚。一个不像美国那么私欲膨胀的地方。
    “每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问题,”莫里说,他扬了扬眉毛,这是他最接近耸肩的表示。“我认为逃避并不是解决的方法。你应该为建立自己的文化而努力。 不管你生活在哪儿,人类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远见。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将来。其实,我们应该看到自己的潜能,让自己尽量去适应各种发展和变化。但如果你的周围 尽是那些利欲熏心的人,那么结局便是一小部分的人暴富起来,军队的任务是防止贫穷的人起来造反,抢夺他们的财富。”


    莫里的目光越过我的肩头落在远处的窗户上。迎面偶尔传来卡车的隆隆声和风的呼啸声。他对着邻居的房子凝视了一会儿,继续说道,
    “问题是,米奇,我们不相信我们都是同样的人。白人和黑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男人和女人。如果我们彼此不觉得有差异,我们就会乐意加入人类的大家庭,就会像照顾自己的小家一样去关心那个大家庭。
    ”相信我,当你快要死的时候,你会认识到这是对的。我们都有同样的开始--诞生--我们也有同样的结局--死亡。因此,我们怎么会有大的区别呢?
    “投入到人类的大家庭里去。投入到人的感情世界里去。建立一个由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组成的小社会。”
    他轻轻地握握我的手,我也用力地握握他的。就像在卡尼伐竞赛①中,你敲下锤子,看着圆球升向上面的洞口那样,我此刻似乎也看见了我的体热正从莫里的手传向他的胸口,又从胸口升向他的脸颊和眼睛。他笑了。
    ①一种游艺场里的游戏。
    “在生命的起点,当我们还是婴几时,我们需要别人活着,对不对?在生命的终点,当你像我现在这样时,你也需要别人活着,是吗?”
    他压低了声音。“可还有个秘密:在生命的中途,我们同样需要别人活着。”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康尼和我去卧室收看法庭对0•J•辛普森的裁决。当原告和被告都面向陪审团时,场面顿时紧张起来。辛普森身穿蓝色西服,被一群律师团团围着。离他几英尺的地方便是那些要他蹲大牢的检查官们。陪审团团长宣读了裁决--“无罪”--康尼尖叫起来。
    “哦,我的天!”
    我们看着辛普森拥抱他的律师,听着评论员的评述,成群的黑人在法庭外的街道上庆贺,而白人则目瞪口呆地呆坐在饭店里。人们称这一判决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尽管每天都有谋杀发生。康尼去了客厅。她看腻了。
    我听见莫里书房的门关上了。我盯着电视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看,我对自己说。然而就在这时,我听见有人把莫里从椅子上拖了起来。我笑了:就在“世纪审判”戏剧性地收场时,我的老教授正坐在抽水马桶上。
    1979年,布兰代斯的体育馆里有一场篮球赛。我们的球队打得不错,学生席上响起了叫喊声:“我们第一!我们第一!”莫里就坐在旁边,喊声让他感到困惑。终于,他在一片“我们第一”的叫喊中站起来大吼一声,“第二又怎么样?”

    学生们望着他,停止了叫喊。他坐了下来,得意地笑了。 
    视听教学,第三部分 
    “夜线”节目组的摄制人员回来进行他们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采访。这次的氛围和以前的不一样。这次与其说是采访,还不如说是作伤心的话别。特德•科佩尔打了好几个电话后才上场,他问莫里,“你觉得行吗?”
    莫里自己心中也没谱。“我现在整天都感到很累,特德。我还常常喘不过气来。如果我一时说不上来,你能替我说吗?”
    科佩尔说行。接着这位处事一向冷峻的主持人再次说,“如果你不想进行这次采访,莫里,没关系,我可以对着镜头跟观众说再见。”
    后来,莫里颇感得意地说,“他被我感化了。”的确如此。科佩尔如今称莫里为“朋友”。我的老教授竟然激发出了电视业的同情心。
    莫里在这个星期五下午的采访中仍穿着昨天穿的那件衬衫。他现在隔天换一次衣服。今天他也不想破这个例。
    和前两次的科佩尔-施瓦茨会晤不同,这一次自始至终是在莫里的书房里进行的,莫里已经成了那张躺椅的囚徒。科佩尔一见到莫里先吻了他,然后侧身从书橱前挤到了镜头里。
    正式采访开始前,科佩尔询问了疾病的进展情况。“变得有多糟,莫里?”
    莫里无力地抬抬手,连腹部也没超过。他只能抬到这儿。
    科佩尔有了答案。
    摄像机转动起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采访开始了。科佩尔问莫里他对死神的临近是不是感到更害怕了。莫里说没有。事实上,他反而不怎么怕了。他 说他正在远离外面的世界,不再像以前那么多地听人读报,也不太关心来往的信件,更多时候是听听音乐,看窗外的树叶渐渐地变换颜色。
    莫里知道还有其他的人也遭受着ALS的折磨,有些还是名人,比如说斯蒂芬•霍金,这位才华横溢的物理学家和《时间简史》的作者。他的喉咙开了个洞,说话要靠一只电脑合成器的帮助,笔录靠一台传感器根据他眨眼睛的变化来作出判断。
    这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但这并不是莫里选择的活法。他对科佩尔说他知道该什么时候说再见。
    “对我来说,特德,活着就意味着能和别人交流。就是说我必须能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感受。能同他人交谈,去感受他们的思想……”
    他呼了口气。“当这种能力消失时,莫里也消失了。”
    他们像老朋友一样交谈着。因为前两次采访中都提起过,科佩尔这次又提了“擦洗屁股”的老话题--也许想得到对方一个诙谐幽默的反应。但莫里累得连 笑都很困难。他摇摇头。“当我坐在便桶上时,我怎么也坐不直身子。我老是往前倾,所以他们得扶住我,完事后他们还得替我擦洗,眼下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他对科佩尔说他想安宁地死去。他当众发表了他最新的格言:“别走得太快,但也别拖得太久。”
    科佩尔心酸地点点头。第一次“夜线”节目播出至今才过去了六个月,但莫里•施瓦茨显然已经垮了。他当着全国电视观众的面在衰竭,如同一部死亡的连续短片。然而,尽管他的躯体在腐朽,他的人格精神却更加光彩夺目。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摄像机的镜头拉出了莫里的特写--甚至连科佩尔也不在镜头内,只传出他的画外音--主持人问我的老教授还有没有话要对成千上万被他感动的观众说。我不禁想到了死囚临刑前人们也会这么问,当然,科佩尔并没有联想到这个。
    “要有同情心,”莫里声音微弱他说。“要有责任感。只要我们学会了这两点,这个世界就会美好得多。”
    他吸了口气,然后加上了他的祷文:“相爱或者死亡。”
    采访结束了。但不知是什么缘故,摄影师仍让机器转动着。于是,最后的场面也留在了像带上。
    “你干得不错,”科佩尔说。
    莫里无力地笑笑。
    “我把所有的都给你了,”他低声说。
    “你总是这样。”
    “特德,这疾病一直在敲打我的灵魂,但它夺不走它。病魔可以夺去我的躯体,但无法夺去我的灵魂。”
    科佩尔的眼眶里已经盈满了泪水。“你做得很好。”
    “你这么认为?”莫里翻着眼睛望着天花板。“我在和上帝谈判。我问上帝,我能成为天使吗?”
    这是莫里第一次说他在同上帝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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