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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军史乡土 >人物传记 > 晚清第一圣:多面曾国藩 > 第 3 章 柔弱胜刚强:归乡反省大彻大悟"
第4节 第四章

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老弟你认为自己是笃实人,其实哥哥我也是笃实人。只是我在社会上历练多了,不得已在笃实之外,掺杂一些机谋权变。其实,这些都是完全没有用的,反而引起了别人的嘲笑和忌恨。我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总算是想明白了。今后我要恢复平实的本性,将笃实的一面展现给世人看。老弟你在外面带兵,也要保持笃实,少用权谋机变。即便对方是骗子,我们也要保持诚信。久而久之,对方也会诚信起来的。如果相互勾心斗角,则必然冤冤相报没有了却之日。”

可见,曾国藩认为,权谋机变不是好东西,只有笃实诚信可以服人。这其中,包含有戒骄戒躁的意味,但同时也意味着曾国藩反对没有道德底线的世俗化。

曾国藩给他和曾国荃树立的学习榜样是李续宾。李续宾这个人,沉默寡言,他和胡林翼、李鸿章那些擅长权术的人是有根本区别的。曾国藩以李续宾为榜样,而不以更加成功的胡林翼为榜样,这是非常有深意的。曾国藩并不喜欢权术,在他心里,笃实诚信永远是第一位的。

曾国藩的人生理想是做圣人,圣人向世俗低头,必然是有限度的。处理好人际关系,戒骄戒躁,低调谦虚,使周边的人不对自己做事形成阻113碍,这就可以了。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地世俗化,比如为了功名利禄不择手段,甚至触犯法律,那就不是曾国藩所要做的了。

现在很多人学习曾国藩有个误区。就比如一个大学生,刚开始的时候满怀期望地走向社会,结果碰得头破血流。这时候,他看到了一些与曾国藩相关的书,开始学习曾国藩,彻底向世俗低头。为了升职,为了涨工资,为了更好的福利待遇,不择手段,甚至不顾道德的谴责,不顾法律的约束。这样的人,就完全背离了曾国藩的根本精神。或许他能够暂时获得一些成功,但最终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一味地与世俗格格不入自然不好,但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为世俗而活,那也是没有意义甚至是非常危险的人生。

在曾国藩大彻大悟的这段时间里,战争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1857年10月25日,彭玉麟率领的内湖水师,在杨载福率领的外江水师的接应下,冲出湖口。内湖水师与外江水师时隔两年半之后,再度合为一军。第二天,李续宾所率领的湘军陆师,与彭玉麟、杨载福率领的湘军水师密切配合,攻克了湖口重镇。

紧接着,1858年1月22日,刘长佑率领援赣军攻克临江府城。临江的西面是早些时候被援赣军攻克的袁州,再往西就是湖南,临江的东面则是南昌,所以临江被攻克后,南昌附近的湘军与湖南大本营的联系就畅通无阻了。

1858年5月19日,李续宾率领的湘军陆师在彭玉麟、杨载福湘军水师的配合下,攻下了九江府城。自1855年初湘军开始攻打九江起,湘军为攻克这座城池花费了三年多时间,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湘军第一悍将塔齐布就是在九江城下殒命的。现在,九江终于被他们攻克了。

1858年9月21日,曾国荃等人率领湘军攻克吉安。曾国荃一向不被他的大哥曾国藩看好,但他在围攻吉安的这段日子里,临阵不乱,临危不惧,硬是凭着“扎硬寨,打死仗”的笨办法,攻克了吉安,令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刮目相看。到这个时候,太平军在江西的势力,基本上都被湘军扫荡干净了。

援之外,湘军的另一个大本营湖北的稳固,也是关键因素。

胡林翼在湖北的新政,是从整顿盐政开始的。自明朝中叶以后,中国盐政实行的都是纲商政策。纲商是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他们世代相传承运食盐,别的小商人如果想贩卖食盐的话,必须向纲商提出请求,征得同意之后才能入伙,承运少量食盐。这和世兵制是一样的。国家只会在有兵籍的家庭中招兵,兵籍也是世代相传的。总而言之,纲商制是一种大商人垄断经营的食盐贩卖制度。

清代盐政,在今天的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实行放任自流的食盐贩卖政策,而在内地则实行引岸制度。所谓的引岸制度,就是说每个盐场生产的盐只能在特定区域销售,不能侵占别的盐场的引地,而某一个地区只能销售一个盐场的盐,不会出现重叠的现象。

之所以要实行引岸制度,主要是因为盐是老百姓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资,而当时的交通条件并不好,如果不统一规划,放任自流的话,就很容易出现盐荒。粮食是有替代品的,没有米饭吃的话,还可以吃红薯、高粱,一般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但盐是没有替代品的,一段时间不吃就会出现水肿。所以,盐荒比粮荒更可怕。统一规划,实施引岸制度是必然的。

湖北向来是淮盐的引地。淮盐运往湖北,通道有二。一是走长江,至汉口、荆州一带卸货,这是淮南盐运往湖北的主要途径。二是走陆路,部分淮北盐靠陆运至湖北销售。自太平军控制长江后,淮盐通过长江运往湖北的通道被掐断了。与此同时,陆路运输也因为苗沛霖的阻碍而困难重重。苗沛霖是一个在清廷与起义军之间首鼠两端的家伙,他控制着淮盐运输的要道,收取厘金,因此发了大财,兵强马壮。

这样一来,湖北人民可就吃不到淮盐了。清政府很清楚这一点,但他们不敢下令湖北人改食其他产地的盐。淮南、淮北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盐场。如果擅自剥夺淮盐引地,导致淮盐不能振兴,那么为数众多的盐场工人将失业,两江的财政收入将会大为减少,而靠贩卖淮盐世世代代保持富贵的纲商们也将全部破产。当时的政策规定,每一个纲商只能有一条贩卖路线。运淮盐至汉口卸货的就只能运到汉口卸货,即使荆州在闹盐荒,也115不能将盐运至荆州售卖,更不能擅自改运川盐、粤盐,等等。所以,这些纲商的荣华富贵和淮盐的兴旺与否是完全捆绑在一起的。淮盐不能振兴,他们必将破产。清政府考虑到这些因素,一直不敢承认其他产地的盐运往湖北售卖的行为是合法的。

湖北的邻省四川,是一个产盐大省。湖北人吃不上淮盐后,大量川盐通过长江走私至湖北。晚清盐政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也就是所谓的“川盐行楚”就这么产生了。日后长期担当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为了恢复淮盐的引地,试图将川盐逐出湖北,但直到逝世,曾国藩也未能如愿,这是后话。

日后作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当然要关心湖北人是吃淮盐,还是吃川盐,但此刻作为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并不关心这个问题。他更关心的是怎么利用盐赚钱,为湘军筹措更多的军饷。胡林翼和官文商量后,决定允许私盐进入湖北,只需按规矩上缴厘金,私盐就可以在湖北境内合法地销售。这样一来,盐商贩盐入鄂的积极性迅速高涨。不仅是川盐,其他产地的食盐,比如粤盐,都进入湖北,甚至还有些胆大的盐商,穿过苗沛霖的地盘,从淮北运盐到湖北来销售。这样一来,湖北的厘金收入暴涨,财政情况大为好转,收支盈余较多。湘军军饷也有了保障。

在对湖北盐政进行改革的同时,胡林翼还学习在湖南主政的左宗棠,对湖北吏治就行了整顿,进行了减漕改革,扩大了厘金的征收范围。在胡林翼的治理下,之前饱受战乱之苦的湖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左宗棠在湖南的改革、胡林翼在湖北的改革,为日后长期担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两江的改革,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曾国藩日后的改革,也是围绕厘金、减漕两块展开,其中厘金一块主要指的是盐厘。这些将是后文所要详细讲到的内容,在这里先借叙述湖南新政、湖北新政的机会,使大家有个初步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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