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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军史乡土 >人物传记 > 晚清第一圣:多面曾国藩 > 第 4 章 “自眼狼”是怎样炼成的:争铜背后的利益之战
第2节 第二章

在盐厘方面,由于淮盐水路运输的通道被九洑洲的太平军阻断,而陆路运输的通道又被苗沛霖阻断,淮盐很难运往引地。另外,由于淮盐外运的通道长期被阻断,原本是淮盐引地的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老百姓已经习惯了吃川盐、粤盐等,此时即便有中国商人冒着生命危险将少量淮盐运到上述地方,也很难销售出去。

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督抚也抵制淮盐输入,因为他们都从川盐入楚、粤盐入楚中尝到了甜头,向私盐贩子抽取的盐厘已经成了各省财政的支柱。一旦恢复淮盐引地,则便宜了两江,而损害了自己的利益。长此以往,商人也就不再运输,盐厘收入也就没了。

英国人倒是可以把大量淮盐运到长江中上游来销售,因为九洑洲的太平军不敢惹他们,然而这些黄头发、蓝眼睛带着坚船利炮的私盐贩子不可能向清政府交税,这方面的盐厘收入几乎没有。因为不用交税,这些英国人可以将盐以极低的价格抛售,倒也不愁没人买。那些冒着生命危险走正规程序的中国商人可享受不到这么好的待遇。他们要交税,价格就压不下来,而盐的品质又低于川盐、粤盐,买的人很少。总而言之,安徽省在这段时期内,盐厘收入是很少的。

由上可见,曾国藩想从安徽入手解决粮饷问题,也是不现实的。那么,士兵人数不断增加的湘军到底从哪里去争取更多的军饷呢?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主政的江苏省,倒是一个增加军饷的好来源。上海是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每年关税厘金收入在五百万两白银以上,相当于中国岁入的十分之一。曾国藩之所以派李鸿章组建淮军东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李鸿章控制上海的财政大权的便利,用以解决湘军日益严重的军饷匮乏问题。然而,一向自视甚高的李鸿章会按照曾国藩所设想的那样去做吗?

李鸿章在上海站稳脚跟后,很快掌握了上海的财政大权。按照曾国藩的想法,作为他的学生,李鸿章理应将收入的至少三分之一交给他,以解决自己嫡系部队日益严重的粮饷问题。然而,这时候的李鸿章已经产生了自立门户的想法。

李鸿章深知,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乱世当中,掌握军队就意味着掌握了一切。他不断地扩充作为自己政治本钱的淮军,军费自然大幅上升。淮军最初只有几千人,经过李鸿章的不断扩充,达到七万多人。

在饷银发放方面,淮军和湘军有着很大不同。湘军是很少发全饷,每次发饷都要打折扣,并且长期拖欠。没有战事的时候,饷银一直拖欠着。重大战事来临之际,才会赶紧发一两个月的全饷,激励士兵拼命作战。淮军则不同。凭借上海充足的财力,淮军一直都是发全饷的。七万多军队,一个月需要军饷五十多万两,一年就是六百多万两。这样算起来,上海的全部关税厘金收入用来支付淮军的军饷,每年都还少了一百万两左右。

本来上海以外的其他江苏城镇,经济也是较为发达的,但当时大多被太平军占领,少数掌握在清军手中的城镇也因为战乱在经济上遭受了重创。所以,这些地方的税收收入是不多的。

但是,江苏一省的财政支出,除了淮军军饷以外,却还有很多很多。如常胜军、冯子材军、会防军以及官员的养廉银,每月需十余万两,一年就是将近两百万两。每年必可不少的京饷,也需要不少。

这样一来,入不敷出就成了江苏财政的常态。李鸿章也就没有多少银子可以用来支援湘军了。

面对曾国藩的不断催促,李鸿章玩起了他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展”字诀。“展”字诀是曾国藩发明的一种官场秘诀,用来对付那些无法解决的事情。“展”字诀,通俗点讲,就是拖时间。事情解决不了,就无限期地拖延。拖过一段时间后,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李鸿章便用这种办法对付曾国藩的催促,无论曾国藩怎么催,李鸿章总是含混其词,不给明确答复。在这段时间里,李鸿章虽然也给了湘军一些银子,但他花在淮军身上的,是这个数目的十几倍。一薄一厚之间,李鸿章自立门户的想法暴露无遗。

李鸿章的忘恩负义,令曾国藩感到恼怒,他在给曾国荃的家书中,多次宣泄对李鸿章的不满。总而言之,对于曾国藩来说,江苏的饷银又指望不上了。军饷到底从哪里来,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广东省虽然是太平天国的策源地之一,却没有遭受太平军的大规模袭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曾经波及这个富裕的省份,但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随着粤盐不断地向湖南、江西输出,广东的经济在这个乱世当中,不但没有倒退,反而更加发达了。

曾国藩一直想从广东筹饷,因为他觉得正是湘军在湖南、江西等地的征战,才使得太平军没有进入广东,广东的安宁才得以保住,广东理应为湘军提供军饷。

1862年初,一个叫朱潮的御史上奏提出,由曾国藩主管东南军事,四川、广东等省负责供给粮饷。这真是刚想瞌睡就有人送枕头。曾国藩立马上奏,请求朝廷派人前往广东征收厘金,专门供给湘军。

刚刚掌握中国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对曾国藩还是相当支持的。她派了一个叫晏端书的人前往广东。这个晏端书,是曾国藩的同年,关系一直不错。曾国藩得知晏端书南下后,对慈禧太后的决策感激涕零,说:“朝廷知道蜕叟(晏端书)是我的同年,所以才派他去,真是用心良苦。”

此时,曾国藩对于广东厘金的征收信心十足,他粗略估计了一下,每月可以得到二十万两左右,湘军的军饷问题可以得到彻底解决了。

当时的两广总督劳崇光,也是曾国藩的一位老熟人。当年,正是劳崇光为曾国藩出谋划策,带他去见权倾一时的穆彰阿,才有了曾国藩日后的大红大紫。

既然劳崇光、晏端书两人都是曾国藩的挚友,那么广东厘金的征收按理说应该是不会存在任何问题的。曾国藩的心里也正是这么想的。然而,现实却与曾国藩的理想完全相反。

广东厘金自1858年开始征收,起初奸商勾结洋人抵制征收,后来征收的权限逐渐被一些有政府背景的大商人垄断。大商人倚仗官府的势力横征暴敛,而官员则从中分得红利。所以,晏端书等人在广东主持厘金的征收,必然触犯到这些大商人以及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抵制。

另外,晏端书等人征收厘金是为了供给湘军,这对广东本省并没有直接的好处。在地方保护主义思想的驱使下,广东上下都不满晏端书等人的行为,都不愿交厘金。

面对这种局面,当年独具慧眼帮助曾国藩出人头地的劳崇光,也不跟曾国藩一条心了。他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倾吐他的难处。劳崇光说,广东十多年来,已经支出军饷一千多万两,亏空达到了三百万两,各银库全都空了。广东本省的军队每月需要军饷十三万多两,而厘金收入每月却只有四万多两,缺口有八九万两之多。广东连本省军队都养不活,更甭提供给湘军军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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