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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第五章

五 与共产党竞争,再次提出改良主张

八年抗战期间,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和日本帝国主义决斗,挽救民族危亡,在这一形势下,要求国民党人采取重大的社会改革行动并不现实。抗战胜利之后,形势改观,国民党人企图继续推行改良主张。它企图重提减租政策,并曾企图学共产党之所长,改变其土地政策,借以争取农民。

抗战中,国民党与共产党既是对日斗争的合作者,同时,又是竞争者。蒋介石很希望国民党能在这场竞争中获胜,将共产党比下去。1939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开办党政训练班,曾亲拟问卷,要求学员回答。其问题有:本党党务为何如此消沉疲弱而不能及时振作?本党为何不能与共党抗争,一切组织、宣传、训练皆比不上共党?本党党员为何不肯深入民众,做基层工作?本党干部办事为何不切实际,不肯研究与负责?为何办事不彻底,无成效?为何党委变成官僚?为何民众不信任本党与党员?本党为何不能掌握青年?一般大学教员为何要反本党?等等66。将这些极其尖锐的问题坦陈开列,说明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弊病了解甚深,也说明他改造国民党的心情相当迫切。1945年4月至7月,中共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以高度警觉的心情关注这次会议67。对会议通过的中共党章的部分内容颇为欣赏。日记云:“研究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内容,对于其新增党章党员与群众及下级与上级之联系一条,殊有价值。本党诚愧不逮。若不急起直追,则败亡无日矣。”68正是在这种危机感和紧迫感的驱使下,国民党重新捡起部分改良主义政策,以求挽回颓势。

1945年9月,蒋介石在《本月大事预定表》中提出:“实行二五减租。”6911月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联合开会,讨论行政院所拟“二五减租办法”。出席者普遍赞成为农民“减租”,但讨论结果,都感觉难以推行。陈布雷称:“民生主义政策最具体的,也使农民得到一点实惠的,就是二五减租。本党政策,向来对于农工似乎不大顾到,所以共产党常常藉此煽动。”蒋梦麟则慨叹国民党的县长不行,乡镇长不行。他说:“办理时,如果不得县长帮忙,很难办得通。根本问题尤其在乡镇长,乡镇长、保甲制度不健全,不仅二五减租没有办法,任何制度都无法推行。”事实是,岂止“二五减租”,连不久前为庆祝抗战胜利而宣布的全国减免田赋一年的命令也无法施行。徐堪称:“免赋令下去以后,中央规定得很清楚,除了布告以外,又去了四五次电报,事实上中央免了,地方上并没有免,因为县级公粮等等,县政府依然在要,许多未经收编的军队也在要粮。”陈济棠称:“广东情形我最清楚,在过去人民没有钱,天天抓人,押了追缴。现在免了一年,还是天天抓人,人民真是不堪苛扰。”70讨论来,讨论去,委员们除了决定准予备案,由行政院申令各级政府彻底实施,由中央党部及行政院分令各省市党部、各省市政府随时具报实施情形,“务期达到增进佃农利益目的”外,什么具体解决的办法也提不出来71。

有一些真正的贫苦农民曾经大胆上书,向国民党当局反映问题。1946年6月28日,四川省大足县佃农蒋泽乡等10人呈文国防最高委员会称:“国府立有土地一法,用维佃农生计,殊经颁行十年以来,毫未见诸实效。”“多数地主对于契约,不管定有期限与未定期限,任意揭退。”“租佃委员会者,纯希收租之人组织而成,以致国家善政,惠不及民,此非制度不善,实则人事不良所致。政府颁行一切法令,如对伊等稍有不利者,竟瞒上欺下,奸弊百出,以致普通佃农毫不知闻。”72同年7月1日,四川大足县佃农张紫高等21人也具呈国防最高委员会,声称《土地法》十年前即已颁布,“无如地主势力浩大,竟视〈命〉令为弁髦,直至今日,未见实施”。呈文揭发,当地所谓“县租佃委员会”呈报省政府的“二五减租之办法,“对地主之利益早已安排妥当”,“真是德深一尺,弊深一丈”73。可见,国民党颁布过的一些法令,用意虽或可嘉,但并未施行,或无实效,或者在施行过程中改变了性质。大足县的这几十位农民虽然给国民党最高当局写了信,但却被束之高阁,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走上中共所号召的革命道路。

1946年10月24日,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曾经颁布过一份《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其中第六条规定:“在变乱期间,农民欠缴之佃租,一概免于追缴。”第七条规定:“绥靖区内之农地,经非法分配者,一律由县政府依本办法征收之。”第十一条规定:“依本办法征收之土地,由县政府分配于现为耕作之农民,缴价承领自耕,但变乱之前原佃耕人有优先承领权。”74这里所说的“非法分配”,显指中共在部分地区实行的土地改革。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军进攻苏区,一概实行“田还原主”政策,强迫农民吐出胜利果实。现在国民党则提出,将这一部分土地由县政府征收,“分配于现为耕作之农民,缴价承领自耕”,这是很大的政策改变。其后,江苏省政府并以宝应、盐城、东台等四县为“土地政策”实验县。但是,很快就受到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1947年1月3日,江苏宝应县地主成锡侯等一批“还乡队”成员上书国防最高委员会,要求“缓办”,其理由为:一、“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业经于今年元旦公布,对于人民自由财产等权利,予以保障”,“乃宪法甫经颁布,政府即举办土地政策,不顾人民之利害,所谓保障人民财产之权利者何在?”二、“吾邑自共军盘踞四郊,已有三年”,“现在仍无田租之可收,更无动产之可用”,“对于苦难人民,不特不怜恤抚绥,并私人田产,而亦不令其自由处分”。

成锡侯等坚决反对国民党效法中共,呈文声称宝应等四县土地,“共军仅于去年七八月间开始改革,草草分配”,“似不应继续接办,尤而效之”75。同月31日,东台县旅镇同乡会从报上得悉,当局规定:“凡业户有田在八十亩者即予收缴公有”,立即致电国防最高委员会反对,声称:“吾东县城于胜利之后始为共军窃据,广大乡村虽多匪踪,但‘分租’‘分田’实行未久,地形既未变更,经界依然完整,地方一经规复,人民土地权利不难恢复原状,即分得土地之佃农,亦莫不自动归还原主,土地之无纠纷可见一斑。”电文为地主阶级诉苦称:“吾东有百亩以上之地主,为数甚罕,在共军占领期间,流亡异地,备尝艰辛,此种忠贞不二之气节,应表扬之不遑。及还乡伊始,田园未及整理,而实验之对象复以施行土地政策为主体,将使制造乱源者有所藉口,诚非善策。”76经过地主们这么一叫唤,自然,所谓“土地政策”的“实验”就进行不下去了。

1948年8月,蒋介石在内战战场上一再惨败,研究共产党胜利的原因,他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得到启发,认为其关键在于中共得到农民拥护,于是下达手令称:“吾人必须打破其优点,为尔后发挥战斗力之要着;其对策应考虑土地政策,实行耕者有其田,并于收复区已分配之土地,承认其所有权,以争取农民。”77蒋介石的这一手令较之上述《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显然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但是,国民党正依靠各地的地主“还乡团”进攻中共的解放区,何能真正实行?

中国地主阶级是一股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强大社会力量。国民党要反共,除了依靠地主阶级外,别无他途。1931年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训令各级党部称:“对于地方上纯正老成,办理社会事业著有成绩、乡望素孚之人士,应与之切实联络,使其劝导当地民众,共同组织,以增加剿匪工作之力量。”78这是国民党明确依靠乡村地主阶级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宣言。1932年12月23日蒋介石日记云:“此时应积极剿匪,以求社会之安定。”79当时的中国,乡村土地大部分为地主占有,中国要进步,要发展,就必须改变这种状况。然而,蒋介石却要“求社会之安定”。这样,他就必然要从改良主义进一步蜕化为保守主义,以维护和保持旧的社会秩序。

国民党在1927年“清党”之后,其成员的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1940年11月8日,唐纵访问谭平山,谈对中国政治前途的估计,讨论从何处下手,挽救当时的政治危机。谭称:“救国必先救党”,“必须清理党的成分”。他说:“国民党的党员大都是地主、资本家、小资产阶级,与三民主义的精神正相反,何能望其执行三民主义之政策。”80 1949年7月,国民党非常委员会指出:“在上海、汉口、平、津及广州的同志,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和买办、流氓妥协;在其他各省的同志,亦均与土豪劣绅结不解的政治缘。买办、流氓、土豪劣绅本都是时代的渣滓,应在肃清之列,但由于一些同志的畏难苟安,不去肃清他们,结果他们的势力就反而壮大起来,变成了各地的实际统治者。”81这一段话,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国民党及其政权的阶级基础的变化。其结果是,国民党党员中的地主阶级分子愈多,其实际政策的推行又要依靠地主阶级和“土豪、劣绅”,国民党所有的改良、改革自然无从实行。抗战时期,四川一度发生严重粮荒,国民党内很多人主张查封地主囤粮,唐纵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查封的事情,大致不会实行。我们的政策,依然放在资本家、地主、土豪劣绅基础上,米荒的基本原因,是无法解消的。”82米荒问题无法解决,其他改良主张当然更无法贯彻。

蒋介石看到了国民党党员结构中的严重问题。1942年,蒋介石曾设想将国民党改名为“中国劳动国民党”,“凡党员家庭或本身必有劳农与军人为社会服役者方能取得党员资格”83。这说明,蒋介石企图对国民党进行脱胎换骨的根本性改造。他还曾提出,拟在三年内造就三万干部,每个革命干部必须下乡工作三年84。甚至还曾提出,中学生毕业后,“必须任农村服务与社会行政工作”,才能考升大学85。也曾效法毛泽东,要求党员“为人民服务”,“使智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以推行地方自治及建设社会”86。还曾提出:“各级干部必须由民众产生。”87这些地方,也说明蒋介石深知国民党的痼疾所在,企图有所变革。但是,蒋介石的这些愿望都只停留在他的日记中,无法转化为现实。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成立改造委员会,规定国民党“以青年知识分子,农、工及生产者等广大民众为社会基础”,要求地方党部征求新党员时,“农工约占百分之五十,青年及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三十,生产者约占百分之十”88。显然,这是其大陆时期有关思想的延续。上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在台湾推行三七五减租,继而推行土地改革,也是大陆时期有关思想的延续。

改良并非是坏事。一个社会,能够通过改良,不断革故鼎新,避免与暴力革命伴生的对社会的巨大冲击和破坏,推动社会生产和历史有序发展,自然是好事。不断改良,也就不断进步。社会蒙发展之益,而无代价过大之虞。否则,不断革命,天天革命,社会将无宁日,也会走向进步和发展的反面。

改良和革命是如影随形的弟兄。历史的常例是:改良受阻,革命就会滋生。原来的改良主义者,或者向前发展成为革命派;或者坚持原有立场,反对革命,甚至成为旧秩序的保护者。在近代中国,国民党就发生了这样的分化,一部分人转而支持共产党的激烈革命主张,而另一部分人,则始终坚持温和的改良立场。自己的改良搞不下去,又反对别人以激烈的革命手段推翻现存秩序,其结果,自然是自己成为激烈革命的对象。

2004年7月19日急就,2007年5月3日至5日修改,2007年11月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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