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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第七章

第三国际的解散与蒋介石“闪击”延安计划的撤销

——论“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未成“潮”

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为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由列宁倡导,1919年3月2日成立于莫斯科。凡参加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成立以后,在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但是,它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将苏联经验教条化,忽视各国共产党的自主性和独创性,不能适应日益复杂化的各国国情和各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莫斯科草拟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同月22日,交《真理报》发表。至此,共产国际已经活动了24年。

一 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计划“重新研讨”国内政策

5月24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了有关报道,题为《共产国际解散,各国共产党应效忠其祖国,英美舆论大体表示欢迎》,其中引述了共产国际主席团声明中的部分文字,如:“在反希特勒大联合各国之中,一切大众,尤其工人先锋队之神圣任务,为以全力支持各该国政府之作战努力,俾迅速击溃希特勒徒众,并获得国际间以平等为基础之友好合作。”1等等。蒋介石迅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当日日记云:

第三国际正式宣布解散以后,无论内容真假如何,但共产主义,尤其是苏俄对其主义上之精神及其信用必根本动摇,乃至完全丧失。此乃中国民心与内政之一大事,岂啻世界思想之一大转变而已。故以后对于国内共产主义之方针与计划,应重加研讨,是乃对内政策之重要时机,但知此为共产国际之改变方式,而事实上决非真正解散也。2

共产国际实际上受苏联共产党中央领导,为苏共中央的国际政策服务。蒋介石富于反共经验,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只是“改变方式”,并非“真正解散”,但此事对共产主义,对苏联,都是重大打击,必将影响中国的民心与内政。他决定重新研究“对国内共产主义之方针与计划”,转变“对内政策”。

从希特勒进攻苏联起,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呼吁支援苏联。1941年,美国政府将苏联列入租借法案受援国名单。1943年5月,罗斯福派前驻苏大使、以同情苏联著名于世的约瑟夫·戴维斯访问莫斯科,面交亲笔信,提议与斯大林作个人会晤,以便促进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此际,苏联虽然取得了斯大林格勒的重大胜利,但也还迫切希望西方的支持。虽然共产国际早就有解散的打算,但是,苏共中央选择在戴维斯抵达莫斯科之后的第二天公布这一决定,也具有向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表达好意的表示。

5月25日正午,蒋介石举行参事会报,讨论外交形势、俄国对英美的政策转变等问题,认为解散共产国际是苏联与西方“积极合作”的重大举动。当日日记云:“此实为划时代之历史,而其关键全在美国总统之政策运用奏效也。”其后几天,蒋都在日记中继续评价此事。

5月26日日记云:“此次俄国取消第三国际,积极与美合作之表示,则倭对俄更不能不进攻矣。”

5月31日《本月反省录》云:“此实为二十世纪上半期之惟一大事,殆为世界人类前途幸福庆也,而吾一生最大之对象因此消除,此不仅为此次世界战争中最有价值之史实,且为我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最大之胜利也。”

在研究共产国际解散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时,蒋介石也在研究如何利用这一时机。5月24日,他与陈布雷商谈“宣传方针”,“口授令稿”。25日,召开党务会议,“讨论对取消第三国际之态度与宣传方针”。他指示:一、对中国共产党问题,我应尽力向政治解决之途为最大之努力;在宣传上尤不可造成政府准备以武力解决之印象。二、对苏联应强烈表示亲善,以促其对华政策之继续演变3。6月7日,他接见准备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周恩来和林彪。

这一天,他正因为中国大量飞机被日机突袭炸毁而严厉批评周至柔,“大加斥责,继之以痛詈”4,但是,他在和周、林谈话时却很平静,日记自称:“心平气和,应对自如。暴怒之后,应对敌党,能中和至此,殊非易易。”因为毛泽东在此前的函件中曾有愿到重庆“聆教”的客气表示,所以蒋托周、林二人带回一封给毛泽东的亲笔函,向毛问好,邀毛到重庆会晤5。6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共处理之方针,外宽内紧,先放后收。”这时的《中央日报》上,只登西方世界对共产国际解散一事的评论,而不登中国方面,特别是国民党对此事的评价。复兴社分子张涤非于6月12日在西安召集会议,以“各文化团体”的名义致电毛泽东,要求解散中共,取消陕北特区。这一消息也长期压着,没有及时发表6。同月13日,蒋介石日记云:“对中共应付与方针如计进行,尚能虚心自如也。”这里只说“如计进行”,但是,并没有透露其具体内容。

事实上,蒋介石正在命令胡宗南悄悄地准备一项“闪击边区”的军事计划。

二 “闪击边区”计划曝光,中共发动“政治攻势”

6月17日,蒋介石致电胡宗南,询问“对于边区之准备现至如何程度”,要求胡“详复”7。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将原来在黄河边上防御日军的两个军调到陕甘宁边区外围,作进攻边区的准备,预定6月10日完成一切部署,听候蒋的手令即行进攻8。其计划是,首先攻占关中分区的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这五个县城深入胡宗南统治区,通称“囊形地带”。6月29日,胡宗南复电蒋介石:“对边区作战,决先收复囊形地带。对囊形地带使用兵力,除现任碉堡部队外,另以三师为攻击部队,先夺马栏镇,再向北进,封锁囊口。”电称,预定7月28日进攻,一星期完结战局。旋得蒋介石批示:“可照已有岗电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9

蒋介石要胡宗南“切实准备”,并且“极端秘匿”,但是,7月3日,在胡宗南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就将有关情况紧急密报延安10。中共中央得到密报后,立即行动。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声称“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电报指责胡宗南的密谋:“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联邦之作战任务。”116日,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及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10日,再电胡宗南,声称“若被攻击,势必自卫”。7月12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该文首先提出国民党将两个集团军调离黄河河防,准备进攻边区这一事实,然后向国民党提出尖锐质问。在很长时期内,延安一直担心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妥协,走上和汪精卫同样的道路,因此,社论连续质问说:

这些国民党人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难道尽撤河防主力,倒叫做增强抗战么?难道进攻边区,倒叫做增强团结么?如果你们将大段的河防丢弃不管,而日本人却仍然静悄悄地在对岸望着不动,只是拿着望远镜兴高采烈地注视着你们愈走愈远的背影,这其中又是一种什么缘故呢?

社论接着批判国民党对中共的“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以及所谓“封建割据”等指责,文章说:

“鹬蚌相持,渔翁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

文章写到这里,就将国民党放到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位置上。接着,社论指责国民党内“专门反共的人们”是日本的“第五纵队”,所说所行,都和敌人汉奸一模一样,毫无区别。社论要求蒋介石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河防,也号召爱国的国民党人行动起来,制止内战危机。

中共擅长动员群众和舆论攻势。7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12。

7月9日,延安三万群众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号召边区人民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其后,各地先后举行群众大会。

7月10日,陇东各界万余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表示“如果顽固派敢来进攻,就坚决地消灭它!”

7月11日,陕甘宁边区庆阳分区党政军万余人举行大会及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炮击边区,决心紧急动员,准备痛击顽固派的进攻。

7月13日,晋察冀边区各界万余人举行制止内战、挽救危亡大会,通电全国,要求国民政府制止挑动内战的行径。

7月14日,中共太行分局召开反对法西斯内战挑拨分子、援助陕甘宁边区紧急动员大会,到会千余人,邓小平讲话。

此后,陆续召开大会的还有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以及绥德市等。

“闪击”计划在还没有付诸行动时就提前曝光,蒋介石于7月10日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11日,复电朱德,否认有调动军队,进攻关中囊形地区一事。1312日,胡下令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13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告以“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在七月十日不得不电胡宗南改变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决心,现在内战危机或可避免”。11日,又致电彭德怀,告以“延安紧急动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14。8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声称“此次反共高潮已被打退”。

其实,蒋介石只是命令胡宗南准备,“潮”尚未成,更谈不上所谓“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危险尚未过去,毛泽东显然乐观得太早了。

三 面对中共的“宣传反击”,蒋介石决定“犯而不校”

蒋介石认为,第三国际解散,苏联积极与美英拉关系,表明反共形势大好,因此,尽管延安方面又是发社论,又是开大会,但蒋介石并不重视。7月18日,蒋介石日记云:“中共对我陕北之准备,其所表现者为恐慌与叫喊,或能发生间接作用,能早就范。”又云:“对内政策,今日已有主动自在之运用余地,实为数十年来所未能获得之环境,尤其对共党为然也。”显然,蒋介石正处于志得意满的状态中,不过,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所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却使他很难受。7月21日日记云:“此次中共七七在延安《解放日报》所发表之言论,其对我个人发表之污辱与党政军恶口痛骂,乃为从来所未有,已将其暴乱、谬妄、背叛之劣根性发泄尽净。”他分析,这是中共内部分歧、毛泽东处于困难时的一种策略:“可知其内部分歧,不能维系,故毛泽东乃不得不用此制造我政府之压迫,以维系其内部于一时之策略,思之可怜可痛。”7月23日,蒋介石决定发布《劝告中共党员书》,说明对共政策。其内容大致如下:

甲、第三国际解散以后,期望中共能照其解散之要旨,真正成为忠于民族之国民,共同致力于反法西斯之战争。

乙、对中共方针,除对军令、政令必须贯彻统一,不论任何名义,除有妨碍抗战计划扰乱社会行动之外,皆取宽大为怀一贯之方针,无不任其自由。中国之军队只有国民革命军一个军队,中国之军令只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一个军令。

蒋介石的这一份《劝告中共党员书》强调“宽大为怀”,但又强调军令、政令统一,实际上还是要取消中共军队和中共所建立的抗日政权。由于是面向中共党员的,所以蒋又特别攻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声称“共产主义只有马克斯〔思〕化,决无中国化之理论,亦无中国化之可能。如有之,则共产主义中国化者,即陷于杀人放火、叛国殃民之流寇化、土匪化而已”。

第二天,蒋介石想起延安方面发表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和接着发表的其他文章,愈想愈气,认为中共“既非仁义所能感化,则除武力之外,再无其他方法可循”,但他又认为:“时间未到,惟有十分隐忍,必以犯而不校之态度处之,不可小不忍则乱大谋。”同日晚,他与陈布雷商量《劝告中共党员书》的发表问题,陈认为,话说轻了,不好;说重了,也不好,“轻重皆非之时,惟有暂取静默”,用事实证明中共的反宣传“全出诬枉”。陈布雷还引用了《论语》中的“天何言哉”一语,劝告蒋介石不要发表这篇文章。7月25日,蒋决定听从陈布雷的劝告,对《解放日报》社论“置之不理”。28日,蒋介石再次研究该社论,突发“奇想”,认为这是毛泽东“危害周恩来”的一项举动。周恩来和林彪离开重庆后,于7月9日到达西安,13日离开。蒋介石认为,毛泽东选择12日发表社论,就是为了激怒国民党,扣留周恩来。因此,他决定让周平安回到延安。日记写道:“决以犯而不校处之,并使周安全回到延安,试观其内部如何变化也。以后对共匪方针,只有促成其内部变化,乃比用兵进剿之策略胜过千万矣!故对共除军事防范特加严密外,其他一切皆应放宽为主。”其实,周恩来早在7月16日就已经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蒋的这一则日记,以及他分化毛、周关系的想法,说明他对于中共和当时的中共领导层非常无知,而且情报极其迟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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