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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第六章

三 多年来,张学良一直坦承个人责任

“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未经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状况下,向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在此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张学良也仍然坚持“不抵抗主义”。对此,张学良在许多场合,都如实叙述经过,坦承个人责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东北父老对张学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使张很感动。次年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没起来,胡思乱想,想到东北的人们对于我个人的问题,这不单是感情的问题了,真叫我惭愧无地,难过的了不得。说起抗战阶段,我是毫无贡献。当年在东北时,以前是承老人的余润,后来我不过执政三年,不但对地方没有造福,因为我一意的拥护中央,依赖中央,才有了中东路问题,对俄盲目的战事。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今天他们反而对我如此的热诚,这可真叫我太难过了!11

张学良的这一段日记承认自己“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并没有将责任推给别人。

1990年,张学良接受唐德刚访谈时曾“郑重声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他说:

我现在就给你讲这个不抵抗的事情。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

当唐德刚谈到“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至此,张学良连连表示:“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12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13

其他的资料还有很多,无须再引了。

可见,从1946年1月3日的日记,到1991年的答问,张学良始终完全承担“不抵抗”的责任,从未涉及别人。

四 张学良为何决定“不抵抗”

沈阳是奉系的“老窝”,是张作霖、张学良赖以立身、发迹的根据地,为什么当日本人来抢占这块宝地时,张学良会下令“不抵抗”呢?这里,我们要引用张本人的另一段至今尚未发表的“口述史”了。1992年1月2日,张学良在台北接受张之宇、张之丙姊妹访问时说:

不但中央,就是连我们(也)根本没法子跟人打。不想打?怎么不想打?打可(能)更坏,日本更高兴。日本就希望你打呀……打了,(东北就是)我占领的……我们打败了,交涉(时)你(就)得赔偿了……(我)知道怎样部署也是打不过他……人家日本人拿一个师来……那整个我们打不过呀……我们那时候没法子跟他打……就是游击队捣乱,这可以,正面的作战不行……人家一个可以当你十个……跟日本人打仗,他不投降,他剩一个人都要打呀……日本军人实在我可佩服。(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是挑衅,找点麻烦,可以(向我们)多要点好处。(我们和日本打)好像拿鸡蛋碰石头,绝对打不过的。14

这一段话是哥伦比亚大学请人根据录音整理的。为帮助读者能读得比较顺畅一点,我添加了少数字词,以括弧表示。

在这一段话里,将张学良将下令“不抵抗”的原因讲得很清楚,一是对日本侵华的野心估计不足,认为只是一般性的“挑衅”,“找点麻烦”;一是认为中日两军军力悬殊,根本打不过日本人。在这两点中,最主要的是第二点。

关于张学良拒绝在山海关对日“小加抗战”一事,张学良在接受张之宇姊妹访问时也曾谈过此事,他回忆当时的对话情况:

汪精卫:“你在山海关一定要和日本打!”

张学良问:“中央政府有什么准备?”“没有(准备)?打不胜,为什么还打?”

可见,张学良当时反对和日本作战的理由还是“打不胜”,就不能“打”。他之所以坚持“不抵抗主义”,有他自己的思维逻辑。

张学良自称“爱国狂”,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已形成。然而,在面临强敌进攻时,却一再主张“不抵抗”。“不抵抗”当然是绝对错误的,然而,人们却不能不承认,就总体而言,张学良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五 “不抵抗主义”的历史源头

通过上述分析,读者可以发现,“九一八”之夜和“九一八”之后,张学良的对日政策都是“不抵抗主义”,他并未向蒋请示,也非出于蒋的授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不抵抗主义”和蒋介石毫无关系呢?并非如此。早在1928年5月,蒋介石的日记中就提出了“不抵抗主义”。

当年4月,蒋介石自徐州誓师,率兵北伐,目标是打下北京,结束奉系军阀的统治。同月19日,日本出兵山东。5月3日,日军在济南肆意杀害中国军民,残酷杀害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中国外交人员。4日夜,蒋介石决定中国军队退出济南,分五路渡过黄河,绕道北伐。10日,谭延闿、张静江、吴稚晖、王正廷、蒋作宾等在兖州与蒋介石会议。当日,蒋介石日记云:

晨,到兖州。上午,谭延闿、吴敬恒、张人杰到。会议议至下午四时,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唯一方针。故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余决心,以退至运河沿岸鲁西与徐北,与之决战也。

可能,这是近代中国“不抵抗主义”的最早源头,也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滥觞。当晚,蒋介石决定对日道歉,免除第三军团军团长贺耀祖的职务。

11日,日军进攻济南城,蒋介石日记云:

闻今又攻济南城,昨今连命其放弃济南,消息终不得达也。决将总部移动至济宁,余自渡河北伐,暂避倭寇。以原定目标为奉张,如转移于倭寇,则多树敌,有背原则也。

蒋介石的这一页日记说明,他之所以决定对日军在济南的挑衅“不抵抗”,也有他自己的思维逻辑,这就是,坚持消灭奉系军阀的原目标,不能多增加一个敌人。

蒋介石的决定实际上是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集体决定。5月9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召开联席会议,决定4条:1. 令蒋、冯(玉祥)、阎(锡山)三总司令会商军事机宜,继续北伐。2. 令李(宗仁)、程(潜)、白(崇禧)三总指挥,率湘鄂两军,迅速由京汉线进攻,在最短时间内会师北京。3. 令外交部,再对日本严重抗议。4. 由国民政府致电国际联盟,声述日本出兵山东、杀害中国外交官及士兵民众,炮击济南及其附近种种事实15。这里,没有一条提到要对日本的挑衅予以还击。次日下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在上海报告中央应付方针,声称:“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先要铲除军阀,要准备将来的抵抗,所以现在要准备体力、财力、武力,以为将来最后最大的争斗。”16“准备将来的抵抗”,其言外之意,当然就是“现在不抵抗”。11日,《中央日报》发表文章说:“田中义一加入张作霖、张宗昌的联军,多方挑衅,想要我军双管齐下,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同时攻击,以便分散我军的军力。我们务必不落他们的圈套,坚持各个击破的战略,先完成北伐,后打倒帝国主义。”17这一段话几乎和蒋介石同日的日记如出一口。

蒋介石的日记表明,“不抵抗主义”的“知识产权”仍然属于蒋介石。

六 蒋介石的《铣电》,有耶?无耶?

关于“九一八”时期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洪钫回忆说:

蒋介石于8月16日,曾有一《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长官,一体遵守。18

洪钫当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随同张学良在北平办公,因此,他的回忆有相当的权威性。此外,还有另一个当事人赵镇藩的回忆,他说:当年8月,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曾到北平向张学良汇报日军情况,回来后传达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他写道:

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的蒋介石的《铣电》(八月十六日),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19

赵镇藩当时是第七旅的参谋长,北大营的守卫者。他的回忆也应该有权威性。一个洪钫,一个赵镇藩,两个当事人的回忆都证明有《铣电》,则《铣电》的存在似乎不容怀疑。

当年7月,长春西北万宝山地区的朝鲜族农民因挖沟引水与中国农民发生冲突,日本以护侨为名殴打、枪杀中国农民多人。事后,日本即在朝鲜各地掀起排华风潮,同时扬言将向满洲增派部队。8月16日,蒋介石阅读长春市市政筹备处的万宝山事件调查报告时写道:

一面交涉,一面侵袭,假交涉之谈判,为侵袭之掩护,其诈欺残酷之手段,乃人类所未有之丑伎,及目的已达,乃伪让而退。此其一步一步之螺旋而进之策略,吾已见其肺肝矣。呜呼!天下从此多事,吾甚为民众痛惜焉。20

这一段话,充满了对日本政府的种种侵略手法的惊悚之感。上文已经指出,1928年5月10日,蒋介石等南京国民政府要员在兖州决定,对日军在济南的挑衅,“决取不抵抗主义”。次日,日军即占领济南。直至1929年3月,中日签订解决济案交涉文件,日军才陆续从济南撤退。蒋介石有此经历,在面对万宝山事件时再次重申“不抵抗主义”,完全符合其思维逻辑。

不过,《铣电》的存在也还难于论定。这是因为:第一,洪钫和赵振藩的回忆均系多年后的回忆,只有片断文字,而且,关键的是,该电始终不见于各种文献档案。台湾政治大学的刘维开教授曾遍查大陆和台湾的各类档案,包括保存蒋介石资料最为完整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均不见此电。因此,他主张对此电存疑21。

第二,唐德刚先生在访问张学良时,曾说:“那他这种伪造文件造得好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先生这里提到的“吾兄”云云两句,正是《铣电》中的关键词语。然而,张学良仍然表示:“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22

前文已述,张学良多次否认“不抵抗命令”和蒋的关系。上述谈话中,唐德刚虽然特别引述《铣电》的关键词语以提醒张,但张学良仍然坚决否认。这种情况,似非老年记忆衰退可以解释。据此,《铣电》又似乎从来不曾存在过。前几年,曾有人在书中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毅荻书斋”的展柜中藏有《铣电》原件,经笔者电询该书作者,该书作者自承:“此书不足为据。”23

9月6日,张学良曾有《鱼电》致臧式毅与荣臻等人,电称:

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张学良。鱼。子。秘印。24

后来洪钫、赵镇藩回忆的《铣电》也许是《鱼电》的误记?

张学良在接受张之宇姊妹访问时,曾谈过他下达《鱼电》的想法:

我已经得到了情报,日本要挑衅。(所以下了)不抵抗主义的命令。我的命令大概是九月,我在医院下的命令。九月。我忘记了,反正是九一八以前。我给东北(军下命令),日本来挑衅,我们不要跟他抵抗……他要来挑衅,我们要躲避……没有想到大规模的……这种大的来啦,惹得国际的问题,世界的问题都来了。25

显然,张学良所说“在医院下的命令”,当即上述9月6日给臧、荣二人的《鱼电》。

两国交战是大事,不轻启战端,慎重、冷静地处理日方的挑衅是必要的。但是,慎重、冷静不等于完全放弃有理、有节的抵抗。以忍让求息事,完全放弃抵抗,将会助长敌人的凶焰与野心。《鱼电》虽然针对小规模冲突而言,但它仍然是一项错误的决策。

不仅如此,张学良后来还在《鱼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向前发展了,这就是要求有关部队收缴士兵的武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上午10时,张学良接受天津《大公报》记者访问时坦言:“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昨晚(即18日晚)10时许,日兵突以300人扒入我营,开枪相击。我军本未武装,自无抵抗,当被击毙三人。”既然中国军人手无寸铁,自然只能“尽任日军所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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