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姐说话时声音嘶哑，但不管讲的事情如何令她气愤，却从未听她带过一句脏话，听人说，她原来是上过大学的。每次我走进后台，总会看到她坐在圆凳上，身上汗津津的，散发着一股奇怪的味道，手里拿着一把绣花的小折扇，呼哒呼哒地扇着。看到我，她眯起眼，点头笑笑，说：“来啦？”我对她既无好感，也无恶意，只是觉得她在台上太不拿自己当人了。她唱的二人转不算地道，最拿手的是《十八摸》，但还是有走音的地方，却善于和观众“互动”。

每唱这段，都要叫上几个人联合演出。那些人对她动手动脚，她则故作羞态。台下有人起哄，下流的言辞不堪入耳。为保住“最佳地位”，她想尽一切办法。记得有一次，她叫几个保安搬上来一个长条沙发，对台下的人说：“大家看过台湾的七十二式吗，哪位愿意上来和我一起表演一下？”有不少男人纷纷举手，然后在左侧排成一队，轮番与她“合作”。她是台柱子，刘总却一直对她不屑。她经常苦巴巴地要和领导说点儿事，可刘总总先伸出胳膊把她挡住，然后捂住鼻子，说：“你就站这里，别离我太近，说吧！”

有一次，她的举动令我惊讶不已。那一天我去得稍早些，门虚掩着，我穿着运动鞋，声音大概很轻，我进门，她没有察觉。只见她双手按住化妆台，身子向前倾着，睁大眼睛看着对面的镜子，然后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揪扯着头发，跟着开始抽自己耳光。她大概是从镜子里看到我站在她背后，马上停止了动作。也许是为逃避尴尬，她把长头发拢到了脸前，坐在那里，半天没说话。我懵住了，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自己该出去！此时她突然嘿嘿地笑了出来，“被你看到了，小祝，姐不是不要脸，我儿子比你小不了两岁，他要上大学了，家里没钱啊……”她随后便呜呜地哭起来。我说：“哦，我去背背词儿。”

演员里，我那时是最不受观众欢迎的一个。通常情况下，我会被安排在整场演出的中间的位置，让观众有方便的时间。

我也并不在意，只当是对自己心智的磨炼，而且的确有效，在台上比从前“稳当”多了。在这一行里，一些膏粱子弟、名门之后，他们去电视台录像，台下配合的是虚拟的掌声，或者到哪个高等学府演一场，不管说得如何，现场一定火爆。但若在无人“保护”的环境下，场下稍有骚动，他们就会六神无主，稍错一句“纲”（话）（术语），就不知道后边如何接了。

他们所缺的是对心灵的蹂躏，有人把你的尊严踩在脚下，你就有机会在羞辱中得到涅槃。古人有句话说得很辨证——人贱才可无畏。那一晚，八点多了，还很冷清，观众席里空无一人，有演员撺掇着干脆去打牌。这时有一位刚刚“出浴”的大人物，据说是什么局的副局长，有人告诉他，二楼还有演出，要不要看。他说当然要看，于是搂着一位女郎窝在躺椅上。刘总说，不能得罪他，要演。有几个演员轻声嘀咕了几句，然后，一位练杂技的眨了眨三角眼，用手指指我，对刘总说：“让评书先上吧！”刘总看看我，说：“你们演员之间的事，自己决定吧。”于是，我被推上台。这位大人物大概以为演员里会有女色，我一上来，他便有些倒胃，好在怀里搂着一个。以他的权势，这女人应当是他挑的。

要知道，男人的品位有所不同。他搂着的“小心肝儿”，激不起我任何的欲望。那女郎穿着黑色的比基尼，只一侧有吊带，脖子短粗，猩红的嘴唇一直在嚅动着，不知在和副局长说着什么。唯一的亮点是一部肥臀，副局长揉捏着，她则用手拍着客人的肩膀，好像在说：“你真坏，你真坏。”我在台上都替他们不好意思。说了十五分钟，二位可能一句也没听。侧面的楼窗开着，一阵凉风吹过，也许是觉得有点冷，他侧身把头压在女人的胸脯下，口中说“真热乎”。

我心里多少有点来气，说书的声音不由自主地变大了，这下搅了客人的雅兴，他扭过头来，冲我大吼道：“小点儿声，妈的！”我已不是一年前的我了，这时觉得很轻松，走下台，来到棋牌室，告诉那几个正在用十块钱“豪赌”的演员：“我被哄下来了，你们上吧。”几个人把牌往桌上一扔，低声地骂着我，各自转动心思，要推出下一个倒霉蛋。这时，胡姐一拉我，“走，姐请你吃羊肉串儿。”

我点点头，说了一声“等我一下”，把湿透的大褂儿脱了，只穿背心，随着她走出后门。门外路边，支着个羊肉串儿摊子，胡姐买了二十串儿，分给我十三串。我说：“姐，买得太多了。”“你还小呢，还是长身体的时候，应该多吃。”胡姐转身，用手扶着膝盖，慢慢坐在台阶上，“小祝，做这一行要厚脸皮，别人说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等以后发达了，他们自然就会来巴结你。我知道，你和他们不一样。”我说：“姐，哪里不一样？”“你肯钻啊，而且你也不笨，有自己的想法。”“姐，给我提提意见吧。”她扬起头，一边咀嚼，一边在想。

“眼神，眼神不太好，不聚光，要练，每天多盯着一个地方看。”我忽然明白了自己从小到大老不合群儿的原因，为什么自己总看到人的缺点呢？夜色中，胡姐的眼睛仍旧浑浊，却能“说话”。“还有，声音也不太好，显得不饱满，你身体弱，可以多做做仰卧起坐，跑跑步。”她嘿嘿地笑：“你不要以为我很那个的，其实有些道理我也懂的。”她拍了拍胸口，“我老家在江西，我是老三，我家就我一个闯出来了。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场面也见过一些的，小祝，实话实说，这里算不错哦，我想在这里多干一段。”

她说的是实情，我见到过，在寒风中，立交桥下，十几个北漂艺人在等着，隔一两个小时，会来辆面包车，“穴头”打开车门，高嚷着“要杂技，魔术，再来仨唱歌的，三十，快点儿”。艺人们往车里挤，能上车的不是技艺最高的，而是力气最大的。经常为上车，艺人们大打出手，有人争得头破血流，只为了三十块钱，为了能吃几顿饱饭。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电视上所说的，改革开放之后，所谓文艺演出市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胡姐说：“做了这么多年了，姐看过的人不少，小祝，你是有天分的。”这时，她把肉吃完了，把晶亮晶亮的签子举过了头，挥了挥，突然提高了几个调门：“小伙子，努力啊！有希望！”数年后，从别人口中得知，胡姐死于胰腺癌，终年五十一岁。那个被她供养上了大学的儿子，一提起母亲，便会暴怒大吼道：“我哪会有这么不要脸的妈！”

这才是天下最了不起的母亲。在过去的岁月里，我曾听到过侮辱谩骂，曾见到过冷眼怒目，当我面对邪恶心存恐惧的时候，当我不得不和心爱的女人分开的时候，总会回想起那一幕——凉风习习的夏夜，胡姐坐在台阶上，把晶亮的签子举过头，挥动着，冲我大喊：“小伙子，努力啊！有希望！”

一个月后，刘总找我谈话，她说：“我不是说你的评书讲得不好，但确实是不符合我们的环境。”我说：“好的，我懂了。”她把公文夹抱在胸前，仿佛一直在用它保护自己，嘴角挂着微笑。记得那时她常教导我，“你在台上怎么不会笑呢？要培养自己的亲和力。”她当时的笑容，散发出的腥气，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多给你一次演出费，记住我就是你姐，以后有事尽管来找我。”说话间，她把钱放进我的上衣的口袋。

“谢谢。”我学她的样子，歪歪头，笑了笑，退出屋门，把钱放在地上，说：“刘姐，我走了。” 气得她直跺脚。夜市上，人潮汹涌，讨价还价的声音令人烦躁。我觉得，在这里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还是有所得的。人可以通过看清别人，来了解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