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下来，我慢慢习惯了在媒体曝光，接受外界品评长短；

同时，我也学会了“快乐三分钟，难过三分钟”的哲学——

无论毁誉，无论悲喜，

都不能长久耽溺，都要快快回复平常心。

掌声响起

葛兰姆舞团2000年因作品版权纠纷暂停运作，2003年2月卷土重来，自然是全球舞坛关注的大事。我在复团公演中担纲演出“迷宫行”和“编年史”，《纽约时报》舞蹈版做了大篇幅报道，我的独舞相片占据了整版的四分之一；文中称我是“当今葛兰姆技巧和传统的化身”，还形容我扫除了葛兰姆风格陈旧的蜘蛛网，为它注入新生命。

2004年，美国公共电视台（PBS）制作“新移民”专辑（Destination America），报道我为了追求舞蹈天地而远赴美利坚合众国的心路历程，并且来台湾地区拍摄我的生长背景；与我在同一集出现的还有早年移民美国的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以及当代的俄国艺术家卡巴可夫夫妇（Ilya and Emilia Kabakov）。

2005年元月，美国舞蹈界最具影响力的《舞蹈》杂志选出了当年最受瞩目的二十五位舞蹈工作者（25 to Watch），我身穿一袭蓝紫色的舞衣登上了封面；同时获选的还有纽约市立芭蕾舞团的特雷莎·瑞克兰（Teresa Reichlen）、美国芭蕾舞团的克莉丝蒂·布恩（Kristi Boone）等杰出现代舞者、芭蕾舞者和编舞家。

经过许多年默默地埋首耕耘，猛抬头，我发现越来越多的镁光灯对我闪起。纽约媒体给我很高的评价，认为我赋予作品新的诠释方式，很有自己的特色，甚至超越了玛莎当年。

葛兰姆舞团创立八十周年演出后，有媒体指出：“如何想办法把许芳宜留在舞团里，是现任艺术总监最大的课题。”如果有人说我已经成为葛兰姆舞团的“明星”，我必须说，媒体的加持是很重要的原因。

一般舞评家注意的主要是作品本身，所以评论里出现的大多是编舞者的名字，真正的明星是编舞者。舞蹈明星多数出现在芭蕾舞团，只有少数现代舞团受注目的是舞者，葛兰姆舞团就是其中一个，因为玛莎·葛兰姆已经不在人世了，评论仍然推崇葛兰姆大师的才华，但表演者如何呈现经典作品成了主要的评鉴焦点。尤其葛兰姆的舞作里，领衔舞者的角色鲜明，爱恨情仇非常强烈，如果诠释得好，会让观众觉得很过瘾，很容易就成为目光焦点。

多年下来，我慢慢习惯了在媒体曝光，接受外界品评长短；但在此同时，我也学会了“快乐三分钟，难过三分钟”的哲学——无论毁誉，无论悲喜，都不能长久耽溺，都要快快回复平常心。

这一切要回溯到1995年我首度遇到评论的经验。

来自《明报》与杂志编辑的冲击

那一年我刚进葛兰姆舞团，还是个实习舞者，第一次随团来亚洲巡回表演。舞台上，实习团员和群舞者只是舞团的一员，永远的大群舞，舞评人也永远不会单一提及的对象。想不到的是，在香港演出后，我居然上了《明报》。作者写道，一看我的名字就像是个中国人，再看到我的五短身材也像是中国人，“她应该是中国人吧！”

当时我真的被吓到了，不可能有人认识我吧？我在台上看起来真的很丑吗？他从一个最负面的角度来猜想我是中国人，实在让人很不舒服。我心里起了个大疙瘩，很不想让人家看到这篇文章，但藏得起来吗？报纸每天可是几百万份在发行的。

那次巡回表演，香港演出之后，我在日本演出时脚伤骨折，拄着拐杖回家养伤三个月。之后再回到纽约时，我收到了一封信，是香港一位杂志编辑寄来的，是个西方人，他竟然说，他去看了我们在香港的那场演出，从头到尾目光无法从我身上移开，一直跟着我转。他翻看节目单，寻找我的名字，猜想应该是Fang-Yi Sheu。但他不敢相信我只是个实习团员，因为我在舞台上散发出一种特殊的光芒，相信很快我将不只是一个实习团员，一定会是somebody（大人物）。

前后两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与学习。我先是害怕别人看到《明报》的报道，觉得自己很丢脸；后来收到那位杂志编辑的信，冲击更大，哇！这两个人说的是同一场演出啊，我要听谁的？我愿意接受谁的评价？我要相信别人的批评或赞扬？该为哪个开心、哪个难过？谁说的才对？好像都对也都不对，都只是某一个人的意见——主观、却是他们自认为客观的意见。

真正的尺掌握在自己手上

接下来这些年，一次又一次演出，一次又一次接受媒体评鉴。舞评人很多是资深观众，甚至看过早年玛莎·葛兰姆的演出，他们提供的观点或数据经常很有历史感，颇值得我参考；而且，平心而论，媒体的确给过我很多肯定，让更多人认识我的舞蹈，对于我在舞蹈界的发展帮助很大。

然而另一方面我也学会，不要因为别人给我很好的评论就飞上天；也不要因为拿到很糟的评论就要下地狱。今天选择走这条路，我认为自己的价值不应该只操纵在别人的一支笔上，不能让几个字就决定了我的成败及未来，难道我的存在只为别人？主客观评论我都接受，但是作为一个基本的“人”，这些仅供参考。我可以开心，也可以难过，但维持三分钟就好了，这些绝不是我生命的全部。

假设说，今天有篇评论指出，许芳宜这辈子没用了，我就真的没用了吗？这时候我该如何看待自己？相反地，有时报纸说我表现得很好，我自己却很不满意，因为自知没有达到该有的水平，发生了不该发生的错误，不可原谅。那把真正的尺握在自己手上；自己这关过不去，就是过不去。

不沉溺于光环

1995年秋天，我在纽约City Center第一次参与葛兰姆舞团“纽约季”的演出，那时我刚从实习舞者升为新舞者，老板就给了我独舞的角色，在“天使的嬉戏”里演红衣女子。当时《纽约时报》的评论大意是，“新团员许芳宜加入舞团，技巧非常干净利落”。很简单的几句话，我还问同事：“这是什么意思啊？是好的评论吗？”同事说：“是啊，是好的，而且他还说你刚进来，他是喜欢你的。”像这样，尽管舞评中只提到了两三个字，已属难能可贵，只要自己希望，这个光环可以戴很久，但当时我只说：“哦，好，谢谢。”继续我的排练。

2003年2月16日《纽约时报》第一次大篇幅报道我，还记得那天我和朋友出去吃早餐，边吃边翻报纸，“喂，看，大张的呢！”然后去多买了几份报纸，回宜兰时要带给爸爸看。当时我也非常开心，但很快就恢复正常了。

后来我很少看舞评，当时几乎每篇报道都给我许多赞许及肯定，却对其他团员评价不高，我不想在脑子里装太多好话，就怕自己太过沉溺，松懈了继续努力的心。那些文章看多了，真的会误以为自己是神，成天戴着那顶皇冠就好了。当然，别人赞美我时，我还是很开心，问题是，这顶皇冠要在我头上戴多久？世界这么大，光是纽约就有这么多这么多舞者，我绝对不能无限膨胀自己。

倘若有一天，我碰到当年那位揶揄我的《明报》记者，一定会大步走到他面前自我介绍：“我就是你说的那个五短身材的中国人！我仍在舞台上！”至于那位鼓励我的杂志编辑，我也会向他致上最诚挚的谢意。